郭 丽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翻译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最能体现“学以致用”。与翻译理论相比,翻译教学更注重实践与经验,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使学生掌握运用所学翻译知识和技巧完成语际间转换的技能,从而具备从事翻译工作的综合素质。

目前,高校翻译课常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虽然翻译理论有很多,但教师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往往比较迷惑,不知道遵循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去指导翻译教学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有的甚至对翻译理论一带而过,主要通过借助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分析翻译案例,进行翻译课授课。那么,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翻译实践是否真的可以脱离翻译理论独立存在?或者说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原本就是彼此独立的存在?

围绕以上疑问,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相关理论研究,然后重点考察卢思源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的核心观点和重点内容,最后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翻译的“层次感”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探讨翻译理论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以就教于方家。

一、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实践

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教学内容的重要和必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著名学者刘宓庆[1]曾就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具有执行职能和指导作用,能够指导人们认识翻译活动的规律,并凭借有关的理论论证和方法论的引导,在实践中有选择地实施理论所提供的多种参照性对策,进而使翻译技能从自在行为上升为自为行为,使翻译实践成为高层次的语际交流,而不仅仅是匠人式的技艺。此外,翻译理论还提供了多种参照性对策,使翻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能够有选择地采用有效的实施手段,更能辨明正误,校正偏差。

刘晓霓[2]指出,目前国际上对我国翻译学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主要有:1)被誉为“现代翻译理论之父”的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翻译”或曰“等效翻译”理论,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动态对等”的翻译观;2)当代英国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其翻译理论核心;3)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凯瑟琳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Manttari)以及格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功能派翻译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阐述翻译的定义及实质;二是分析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三是提出了功能原则,即目的法则与忠诚法则。

与西方翻译学研究相比,中国的翻译思想也有悠久的历史,但系统性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严复的“信、达、雅”和钱钟书的“化境”理论最广为人知。然而,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信、达、雅”与“化境”呢?似乎又没有给出答案,或者说没有一个标准。侯国金[3]针对翻译理论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地将语用与翻译结合,将标记理论与“功能对等”融合,提出“语用标记等效原则”,用来解决在翻译评估过程中的量化问题。不过,谢淑英等[4]认为,由于该原则是新的尝试,对参数的设定、标记性的判断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笔者认为,卢思源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和阐释,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较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适用于指导翻译教学实践与研究。

二、卢思源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

基于自身丰富的翻译工作、翻译教学实践经验以及过硬的翻译理论研究造诣,卢思源在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方面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校英语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理论对其他语种的教学亦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翻译教学与研究,卢思源基于多年的探索和思考,通过从宏观上回顾和展望我国的翻译学概况,指出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弊端,并提出了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思路和基本设想。由于思路开阔,且高瞻远瞩,这些思路与设想无疑为当下以及未来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翻译理论,卢思源[5]认为:“奈达的理论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颇有独到之处,故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卢思源[6]认同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认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动态对等”,不是“形式对等”,唯有这样,才能使译文的读者对译文的信息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信息反应趋于一致。此外,卢思源对翻译的“层次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表层翻译”“浅层翻译”“深层翻译”分别进行了具体阐释,道理深刻且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本文在考察卢思源翻译研究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成果对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

(一)卢思源关于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思考与设想

卢思源关于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展望21世纪的翻译教学与研究》这篇论文中。在该文中,卢思源指出了我国翻译教学与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思路和基本设想[7]。具体包括7个方面:1)树立正确的翻译观;2)重视翻译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3)注重培养翻译学生和翻译工作者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4)翻译教学与研究应面向国际化;5)翻译教学与研究应面向信息化;6)翻译从业者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7)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具体说来,翻译实践与教学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克服划一性(或曰绝对性)、片面性、非国际性等翻译教学与研究弊端,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认同“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引导学生和翻译从业者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2)拓宽翻译实践的领域,重视汉译外教学,并主动适应新科技和新信息,训练学生掌握更实用的基本技能,使其成长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3)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重视打好基础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应用型的开拓能力。

(4)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明确的“全球意识”,关注全球问题,大力发展跨国界的合作教育与科研,培养“世界上通用的人才”。翻译教学与研究应该顺应这一教育发展之大势,率先走向国际化。

(5)信息化时代,翻译教学与研究不仅要充分利用好各种信息技术手段,而且在翻译人才培养方式上也要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各种新教育媒体,比如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CAI)、网络交互式远距离教学,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6)为了应对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翻译教学与研究应立足本职,培养翻译从业人员树立“终身学习”的正确学习观。

(7)在翻译理论教学上,应以“汉学为主,西学为辅”为原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充实翻译理论和技巧,并更新某些陈旧观念和教学法。

卢思源认为:“翻译事业,如同其他的许多行业一样,将会迅速走向现代化、信息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我们深信,在新的世纪中,如果人们能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科学新思维去指导我们的翻译教学和研究,我们的翻译事业将会出现新的飞跃。”[7]他乐观地预测翻译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再次强调解决当前所存在问题之有效途径——“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科学新思维去指导我们的翻译教学和研究”[7]。

综上所述,卢思源的研究成果不仅准确指出了目前翻译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结合社会现实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设想的方式,指出了今后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实现方法和途径。这充分体现了卢思源关于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深度思考,可谓翻译教学与研究未来发展的指南针。该研究成果无论对于英语翻译教学与研究,还是对于其他语种的翻译教学与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据统计,该论文下载量高达1 207次,被引量数值亦高达167,是卢思源所有研究成果中截至目前下载量和被引量最多的一篇,其权威性与认同度可见一斑。

(二)卢思源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和阐释

卢思源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从“貌合神离”到“形神皆似”——谈翻译的“层次感”》[8]一文中。该论文发表在1988年第1期的《上海科技翻译》上,虽然距今已有30余年,但其内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历久弥新,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首先通过一组英语翻译实例效果对比,引出翻译的“层次感”话题,指出翻译存在三个层次:1)表层翻译;2)浅层翻译;3)深层翻译。其中,深层翻译可以透过语言的外壳,探明深层结构,并忠实地把内容实质表达出来,即实现“动态对等”,因此是理想的翻译。

接着,文章对这三个层次的具体含义进行了详细阐释:“表层翻译”是指译作语言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和语序,译者直接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其间没有经过一个分析、转换和重新组织的过程,因而译出的语言生硬晦涩,与原作语言貌合神离,甚至完全背离原意;“浅层翻译”的译文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但离“信、达、雅”和“形神皆似”的翻译标准尚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它也不是理想的翻译;“深层翻译”则摆脱了原作的语句线性排列的束缚,进入深层结构,挖掘语义,然后再用地道的归宿语再现其思想内容、语体风格和感情色彩,因而具有最佳的可读性和艺术性,是“貌离神合”而不是“貌合神离”的翻译,是理想的翻译。

然后,文章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具体阐释了表层翻译、浅层翻译和深层翻译的区别,并指出了实现深层翻译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不但要学会透过语言外壳看本质,而且要善于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去表达所捕捉的深层意念,只有在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同时并举,才能完美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意境”。

文章中,卢思源再次强调自己关于翻译的认识和观点——“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一篇译文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各个层次是否等值,换言之,一篇优秀的译文应该在词级、句级、段级和篇章级的各个层次,与原作达到‘深层等值’。”[8]

三、翻译的“层次感”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卢思源关于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和阐释详尽、易懂、可操作性强,笔者一直运用其指导自己的日语翻译实践与教学,效果显著。尤其在日语翻译教学中,无论是授课主体(教师)还是接受对象(学生)都感觉教学效率很高,获益颇多。笔者选取典型教学事例分析如下。

例1「会いたいね。」

(话语背景:客厅里,一对老年夫妇拿着孙女的照片,满脸想念的表情。)

表层翻译:真想见。

浅层翻译:好想见她/好想见她啊。

深层翻译:真想她啊/好想她啊。

懂日语的人都知道,这句日语原文结构简单,意思明了。然而,当笔者在课堂上让日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翻译时,却出现了以上三种翻译。有意思的是:表层翻译人数占比10%左右;浅层翻译人数最多,占85%左右;深层翻译人数最少,只有5%左右,而且还是教师反复提醒启发的结果。

“好想见”这种翻译,虽然把「会いたい」的词汇和语法意思翻译了出来,然而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义和语序,译者直接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译出的语言生硬晦涩,与源语看似貌合,实则神离。而且按照汉语语法,“见”后面应该有宾语,构成动宾短语,才符合汉语的表达规范。日语原文中还有一个表示感叹的语气词「ね」,此处完全将其忽略不计了,属于典型的表层翻译。

“好想见她/好想见她啊。”这种翻译的人数最多,也最说明问题。这种翻译因为增加了“她”或“她啊”,通过增译的方式使得译文既符合了日语原文结构所表达的词汇与语法意义,又符合了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看起来不错,然而实际也非理想翻译。究其原因,在于对日语原文「会いたい」的理解与汉语“见”这个动词的使用。日语中的「会う」的确是“会,逢,会见;与别人见面”的意思(《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而「Vたい」在日语语法中表达的是“想～”的意思(《日本語文型辞典》)。于是,翻译课堂上绝大多数学生便有了“好想见她/好想见她啊。”这种译法。而事实上,根据该语句发生的背景,中国人在该种情况下,一般是说“真想她啊/好想她啊”,而不会特意把动词“见”说出来。

因此,与前两种翻译相比,“真想她啊/好想她啊”就属于深层翻译。该译法“摆脱了原作的语句线性排列的束缚,进入深层结构,挖掘其义,然后再用地道的归宿语再现其思想内容、语体风格和感情色彩,因而具有最佳的可读性和艺术性”[8],故而是理想的翻译。

例2「儒·仏·道」の「三教一致」は、大陸では、宋の時代に流行した思想である。

表层翻译:“儒、佛、道”的“三教一体”,是大陆流行于宋代的思想。

浅层翻译:“儒、佛、道”的“三教合一”,是中国大陆宋代流行的思想。

深层翻译:中国宋代时流行儒、佛(或曰释)、道“三教合一”思想。

很明显,例2句子的表层翻译就是照搬日语原文里的单词、语法甚至语序,虽貌合,却神离,不知所云;浅层翻译虽然语句比较通顺,也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然而却因为拘泥于原文句式,而带有比较明显的翻译腔。相比之下,深层翻译既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具备可读性和艺术性,是理想的翻译。

例3儒教の影響は早くから現れて、十四、五世紀以降いよいよ強まったが、体系的な世界観としての宋学の影響が決定的になったのは、十七世紀以後である。

表层翻译:儒教的影响也早就呈现,但是14世纪以后才渐渐加强。作为体系性的世界观的宋学的影响起决定性的,则是在17世纪以后。

浅层翻译:儒教的影响早就出现,14、15世纪以后渐渐加强。但是作为系统性世界观的宋学产生决定性影响,则是在17世纪以后。

深层翻译:儒教很早就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影响,14、15世纪以后,影响进一步加强。但是宋学作为系统性世界观对日本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则是在17世纪以后。

该句的表层翻译存在诸多问题:1)“也”字多余;2)“影响”与“呈现”搭配生硬;3)漏译原文中的“15世纪”;4)“作为体系性的世界观的宋学”,定语太长,表达繁琐,缺乏美感。以上情况稍微有点汉语常识的人都能感受到,是为劣译。

较之表层翻译,浅层翻译略胜一筹,不过“渐渐”与原文的「いよいよ」程度不相符,「いよいよ」是“程度更进一步”的意思。此外,“系统性世界观的宋学”这一表达有问题,“系统性世界观”成了“宋学”的定语,与原文不符,原文的意思是“宋学作为系统性世界观”。

深层翻译则跳出原文的语言表达,不仅通过规范的汉语完整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且通过添加“对日本社会”这一表达,使得句子意思更加明确、通俗易懂,是为理想翻译。

例4現世的な仏教はそのまま平安時代にもちこされて、神仏習合が普及した。六世紀末には排他的な性質をいくらか備え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仏教は、さらに「日本化」されて、もはや排他的性質を失う。

表层翻译:现世性的佛教原封不动地传到了平安时代,普及了神佛调和。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的佛教,更进一步“日本化”已经失去了排他的性质。

浅层翻译:现世性的佛教原封不动地传到平安时代,神佛调和得到普及。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的佛教,更进一步“日本化”,几乎失去了排他性质。

深层翻译:现世主义的佛教就这样传到了平安时代,神佛融合得到普及。佛教在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而到了平安时代则进一步“日本化”,已然失去了其原有的排他性。

从语法上来看,日语原文中“六世紀末には排他的な性質をいくらか備え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一起修饰紧跟其后的“仏教”,即“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的佛教”,换言之,“6世纪末”并非整个句子的时间状语,只是“排他的な性質をいくらか備え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的时间状语。然而,浅层翻译中,“6世纪末”后面有一个句号,如此一来,使之变成了整个句子的时间状语,修饰“さらに「日本化」されて、もはや排他的性質を失う”,改变了原文的意思,是典型的误译。

从词语表达上来看,“神佛调和”这一译法也较为随意,缺乏严谨性。事实上,根据佛教东传日本的相关资料,“神仏習合”应该翻译成“神佛合一”或者“神佛融合”比较妥当,李帅[9]指出,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神佛混淆”。

从内容来看,日语原文涉及的是佛教在日本发展的历史。据资料记载,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佛教的来世思想开始影响日本社会。由于佛教宣扬来世,而日本文化主要是现世思想,因此佛教传入日本后,一开始与主张现世的日本本来的神道互相抵触,后来逐渐与神道相融合。不过,公元6世纪末佛教还多少带点其本来的排他性,而到了平安时代,在“本地垂迹”说[注]“本地垂迹”说兴起于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认为神和佛本来就是同一的。“本地”指佛的法身,作为本源的佛、菩萨为了普度众生而垂迹四方,日本的神即是佛或菩萨的显化。换言之,“本地垂迹”说是一种宣扬佛教为主、神道为次的神佛融合理论,强调佛教的主体性和根本性、神道教的派生性和从属性,“佛是神的本体”,“神是佛的化身”,这种理论成为中世日本神道思想的主流[10]。的影响下,神佛进一步融合,神社内供奉作为“本地”的佛像或菩萨像的现象非常普遍,本地神成了佛,外来佛也成了神,并普及到地方民间。人们称某神为“菩萨”或“大菩萨”,盛行在神社内或神社附近兴建神宫寺,造“本地佛像”膜拜,在佛教寺院内或附近也兴建神社,安置本地的保护神,出现种种“神佛同体”说,达到了神佛相依的境界[10],可以说此时佛教已然失去其原有的排他性。

由此可见,与表层翻译相比,浅层翻译对原句理解没有大的问题,避免了对“6世纪”这个时间状语的误译。不过,亦并非完美。比如,“神佛调和”的译法比较随意;“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的佛教”中,“佛教”的定语嫌长,比较拗口,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按照汉语的特点,把中心词“佛教”提前作为主题,其定语“6世纪末或许多少还带点排他性”作为陈述部分,则更符合汉语孤立语句子较短的表达习惯。此外,“もはや”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今となっては。もう”,另一种是“早くも。既に。”这两种意思虽然有微妙差异,基本都翻译成“已经”。浅层翻译将其译成“几乎”,与原意相差较大。而深层翻译不仅对原文意思把握准确,而且通过加译“而到了平安时代”“其原有的”等语,使之不仅符合汉语表达规范,而且读起来更顺畅,朗朗上口,是比较理想的翻译。

例5しかしおよそ百年の後、10世紀のはじめの『古今集』では、歌人の圧倒的多数が、九世紀の貴族と僧侶であった。平安時代には独占的な文学的階層が成立する。しかしそのことは、先にも触れたように、京都の支配層以外のところに、口伝えの文学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ない。おそらくは豊富な伝説や民話や民謡があった。

表层翻译:但是,约莫过了100年后,10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中,歌人的绝大多数都是7世纪的贵族和僧侣。即平安时代形成了垄断的文学阶层。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京都的统治阶层以外就没有口头文学。恐怕还有丰富的传说、民间故事和民谣。

浅层翻译:但是,大约过了100年以后,10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中,绝大多数歌人都是7世纪的贵族和僧侣。平安时代形成了垄断的文学阶层。但是,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京都的统治阶层以外就没有口头文学。恐怕还有丰富的传说、民间故事和民谣。

深层翻译:但是,大约100年之后,10世纪初《古今和歌集》出现,歌人绝大多数都是7世纪的贵族和僧侣。平安时代形成了垄断性文学阶层。然而,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平安时代除了京都的统治阶层以外就没有口口相传的文学了,相反,一定还有丰富的传说、民间故事和民谣等口传文学。

从语法上来看,表层翻译对日语原文理解有误。首先,“しかしおよそ百年の後、10世紀のはじめの『古今集』では、歌人の圧倒的多数が、九世紀の貴族と僧侶であった。”与后面的“平安時代には独占的な文学的階層が成立する。”之间并非同义关系,因此汉语表示同义含义的“即”字表达明显有误。此外,日语中的“しかし”表示转折,然而表层翻译直接将其忽略不计,于是漏译,导致错译,致使句子前后连接不够紧密,令读者不知其所云。从词语表达上来看,将日语的“口伝えの文学”翻译成“口头文学”,虽没有实质性意思错误,却缺乏严谨性。事实上,“文学史家一般把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文学称为‘口传文学’”[11]。

从内容来看,日语原文涉及的是日本文学史尤其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情况。10世纪初,《古今和歌集》被编辑成书,其歌人绝大多数都是7世纪的贵族与僧侣。平安时代形成垄断性文学阶层。此外,平安时代不仅有京都统治阶级的文学,而且还有丰富的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民谣等口传文学。所以,译文必须要与此日本文学的发展背景相统一。

由此可见,与表层翻译相比,浅层翻译对原句理解没有大的问题,不过同一个句子中有两个“但是”,从修辞上来说较为呆板,缺乏文采。另外,日语原文中的副词“おそらくは”虽然字典上的确有“大概、可能、一定”等意思,但是通过上下文可知,此处的“おそらくは”语气较重,更偏向于表示可能性最大的“一定”这个意思,因此译成“恐怕”表达一种可能性,其程度就降低了。

综上所述,与表层翻译和浅层翻译相比,深层翻译不仅首先注重原文意思准确的把握,而且注意通过修辞以及调整句子成分或结构等手段,使得译文更符合汉语表达规范。尤其是根据上下文,在译文中添加“平安时代”“口口相传”“相反”等词语,通过加译的方法,使句子更符合原文意思,而且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这样的译文读起来无违和感,比较自然,因此可以算是好的翻译。

类似的翻译案例很多,总体而言,在词汇方面,由于日语中有很多日语汉字词,尤其是很多同形异义词,翻译者如不时刻保持谨慎,很容易掉入“陷阱”。比如,「手紙」「勉強」「検討」「拘束」「怪我」「丈夫」「是非」等日语单词,在汉语里也有写法基本相同的同形词,然而却与汉语的同形词意思完全不同,分别对应汉语的“书信”“学习、便宜”“研究、讨论”“羁押、约束”“受伤”“结实”和“一定”的意思。而且,越到高级日语阶段,日语中的汉字词汇用法更加精细复杂,因此,翻译时要谨慎对待,否则不仅做不到深层翻译,恐怕连浅层翻译都难以实现,甚至出现误译,译文与原文南辕北辙。除了词汇以外,日语和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日语属于黏着语,句子通常比较长,而汉语属于孤立语,句子通常比较短,这就造成日语的句子以及段落结构较汉语更加复杂,日译汉时如果对日语长句结构不能精准把握,就很难正确理解其原意。另外,由于汉语句子比较短,即使理解了日语长句的意思,如果不采用拆译等方式,只照搬日语句式的话,也会导致汉语表达不够简练和流畅,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引起阅读疲劳。除了词汇、句子外,还有篇章上的特点,更需从宏观上全面把握。

另外,与语言表达相比,个性(包括原作者、译者以及读者)要素、文化要素、时代特征等抽象的东西,虽无形却无处不在,更复杂也更难把握,对于译者来说更具挑战,也是要达到深层翻译不得不掌握的必然要素。

四、结论

理论与实践是辩证关系,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卢思源对翻译的“层次感”的研究,阐释清晰明了,融汇了各种翻译理论的精要部分,具备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具有可操作性,不仅适用于英语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同样也适用于日语及其他外语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在日语翻译教学中,运用卢思源翻译理论成果,从语法、词汇、内容、背景要素等方面入手,指导学生实现深层翻译,可显著提高翻译教学效果。笔者今后将更加系统、有效地运用卢思源先生的“层次感”理论指导翻译教学,总结、梳理出更为深入的体系化的教学模式,探索外语翻译教学的提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