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勇才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卡斯尔斯和米勒在《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流动》一书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移民的时代。”[1]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强力推动下，迁徙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也对全球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2019年全球移民总量达到2.72亿人，且以年均2%的速度快速增加，其中将近2/3是移民劳工[2]。由于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母国，移民劳工在跨国流动期间面临诸多社会保障困境，如社会保障待遇支付障碍和社会保障双重缴费等，不仅严重阻碍劳动力的自由跨国流动，而且会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此，饱受其困的西欧国家在20世纪初逐步探索出社会保障双边合作这一路径[3][4]，即移民劳工的母国和就业国通过签订互认互惠的社会保障双边协定来有效维护双方移民劳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权益。自1904年意大利与法国缔结全球第一项社会保障双边协定以来[5]，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已由诞生伊始的“星星之火”逐步走向成熟时期的“燎原之势”，业已成为各国政府保护移民劳工及其家属社会保障权益的最重要路径[6][7]。

2017年3月，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组在考察了全球120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双边合作情况后发现，大多数国家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社会保障双边协定，只有26个国家尚未签署任何社会保障双边协定，分别有3个国家、9个国家、22个国家、21个国家和39个国家签署了31项以上、21～30项、11～20项、6～10项和1～5项社会保障双边协定[8]。换言之，尽管肇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是仅有12个国家在这一领域发展良好，达成了较多的社会保障双边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