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鸿 魏薇 解恩泽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1 引言

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劳动力成本上涨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趋凸显。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先后实施了“双独”、“单独”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为进一步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的禀赋优势，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并指出，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简称“三孩”政策。

然而，生育本质上是家庭决策，无论是二孩还是三孩政策，政策放松只是放开了“准入门槛”，并不必然提高生育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却仍在持续下降，由2017年的14.43%降至2020年的8.52%。“十四五”规划强调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1]，隐含着真正制约生育决策的因素之一是抚育成本。《决定》罗列了若干社会政策，旨在降低整个家庭面临的抚育成本，本文则将分析的视角放到家庭内部，以二孩生育决策为例，讨论家庭内丈夫参与育儿对生育率的影响。这是因为：第一，抚育成本最终由家庭成员内部分担，鉴于妻子主要承担育儿任务的社会现实，本文更为直接地关注妻子个人的抚育成本下降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第二，大量文献指出，家庭特征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核心因素[2]-[9]，本文指出家庭内部的抚育成本结构也会影响生育决策，表明为适当提高生育水平，家庭是除社会宏观层面外潜在可改善的微观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