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妍妍

自我观的不同也意味着传播关系及传播理论上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一种儒家意义上的自我观与西方芝加哥传播学派自我观之间的区别,考察儒家思想可能为传播学理论贡献的独特视角以及这种视角可能具有的伦理意义。当我们能够说明华夏传播学的概念和思想比西方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和思想更为合理时,我们才真正开启了与西方传播学界对话的契机。而本文尝试论证先秦儒家自我观如何可能解决西方传播学自我观面临的问题,就可以作为说明华夏传播学的这种合理性的一个例证。

一、芝加哥传播学派的自我观及其理论困难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反对个体主义,突出个人的社会关系,认为意义是在人际传播中逐渐建构出来的。相应地,这一学派的自我观强调个体与他人互动的面向。作为这种自我观的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自我”具有多重性,包括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即,自我中积极知觉和思考的部分)以及作为认知客体的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等经验自我(即,自我中被知觉和被思考的部分)。①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库利(Charles Cooley)、米德(George Mead)和帕克(Robert Park)进一步突出了詹姆斯多重自我主张中的社会性。②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的概念,认为我们的自我观是反射性的,他人就像我们的镜子,决定了我们自我观的产生和构成:我们对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我们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以及我们对他人这种认识和评价的反应是自我观的三方面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