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 阳

一、引言

东方马克思主义(Eastern Marxism)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07—1992)在传播思想史著名的“盲点辩论”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基于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斯迈思才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与文化分析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盲点。在以往的传播思想史研究中,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动能并未得到普遍关注。斯迈思与中国传播的历史性联系,尽管在现象学层面得到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但大多论述并未从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底,进入斯迈思的传播思想内核。①传播学者比尔·麦乐迪(Bill Melody)曾评价,斯迈思之所以取得超越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就,正得益于他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理论资源的充分吸纳。②李·阿尔茨(Lee Artz)也指出,斯迈思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之行,激发他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经典的传播学问题。③

基于以上思想史背景,本文以斯迈思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斯迈思盲点辩论经典论述的文本分析,讨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建构、政治内涵和行动取向之间的历史关系。具体包括以下问题:(1)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实践田野是什么？两者如何发生历史互动？(2)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构成、发生语境与其行动主义的政治内涵之间有何种历史关联？(3)新中国传播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念如何再现于斯迈思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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