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蕾

大众媒介技术所激发的广泛的社会控制需要与生存理解需要构成了传播学建制自身的社会心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传播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主要也是围绕媒介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而建构起来的。然而随着媒介技术更迭的加速与媒介技术环境的日益复杂,传播学借以控制与理解媒介技术的理论话语不得不面临着效能递减与分歧增大的现实困境。本文拟将交织着分歧与共性、愿景与困惑的媒介技术理论话语抽丝剥茧,层层追溯媒介思想的生成逻辑,并试图通过回返“生存”的精神现象学路径为传播哲学奠基,进而为超越媒介技术迷思乃至提升传播学学科品质开辟出一条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道路。

一、媒介技术迷思:乐观的乌托邦与批判的反乌托邦

乌托邦之梦作为技术发展的动力基因,往往也构成一切技术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话语类型。从无线电报到互联网,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媒介技术发明的推广应用都肇始于乌托邦式的美好创想,如今席卷全球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也不例外。以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和库克耶(Kenneth Cukier)为代表的新时代发言人就满怀憧憬地向我们揭示了大数据的无限潜能。他们认为,传统依赖抽象、局部、片面数据以及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探索未知的认识往往是表面、肤浅、简单、扭曲的,而大数据则能以全面、完整、系统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联合进一步打开了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景的想象空间:只要为机器智能事先制定一个学习目标,这些算法就会不断优化模型,让它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况,实现“期望值最大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