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敬 常泽昱

由于中国现代儿童概念缺乏本土历史经验的文化给养,西方和东洋的文化输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与纯粹美好的童年想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笼罩在巨大战争阴霾下的苦难成人世界。想象与实践的强张力该如何处理,这是民国儿童刊物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难题。尤其在1937年抗战全面打响之前,政治叙事尚未介入到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儿童刊物有更大的空间探寻解决问题的多元文化策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儿童”社会话语的首次出现可追溯至晚清,严复、梁启超等爱国先驱第一次把“少年”推向国家救亡的历史舞台。彼时的“少年”,在甲午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国家中承载着“新民”的厚望,“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但这样的少年身份被明确限定在政治叙事的框架中,强国救亡是“少年之为少年”的唯一目的。真正去“发现和讲述”作为“人”的“儿童”,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在对“人”和“个体”的承认中,“儿童”终于踏上了社会身份构建的征途。儿童的社会身份构建,意味着儿童不再是“缩小的”成人,“父为子纲”也不再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原则；反之,儿童之为儿童,在于其有着差异性特征的主体身份,伦理和礼教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位于“人”与“个体”。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儿童的社会身份构建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任务。中国的儿童身份是“新生的”,它缺乏本土历史文化的根基,只能依赖于思想养料的快速补给,文化上对概念的填充具有历史紧迫性,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着强烈的“重文化轻政治”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