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金 起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便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阐释。但是,长期以来,相关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经济层面,作为熊彼特创新理论首要前提的现代性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真正将创新作为一项有意识的、自觉的事业来推进开始于现代。正如法国学者贡巴尼翁所言,“现代最本质的口号是‘造新’”[1]。创新是现代经济社会维系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特征的理论表现形式,更是创新活动的内在维度,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熊彼特的理论贡献并不仅仅在于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更重要的是在阐述其创新理论的同时触碰到了创新的现代性维度。

一、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内涵

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时,熊彼特将创新同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结合在一起,认为持续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自193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英译本中开始使用“创新”一词,熊彼特的思想便同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

1. 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界定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是他在对经济发展分析中的循环流转、“静态”模式等理论进行反驳过程中形成的。熊彼特认为循环流转及“静态”模式下不存在发展,那只意味着从一种均衡状态走向另一种均衡状态。发展是一种非均衡状态,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2]74。而这种对均衡状态的不断“干扰”就是熊彼特所强调的创新。

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是同发展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指出,发展是“新的组合”的执行。而熊彼特对发展概念的这种理解究其实质而言指向了经济活动中的创新。或者说当熊彼特认为发展就是不断打破经济的均衡状态时,他所讲的发展就是创新。因此,当熊彼特指出“执行新的组合”的发展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即,①采用新产品,②采用新生产方法,③开辟新市场,④掠夺或控制新的原材料市场,⑤采用新的组织方式[2]76。熊彼特所讲的创新是指对现有的生产状态、组织方式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重组。由此可见,在熊彼特那里,创新与发明有着严格的界限,创新并不是创造出新东西,而是对现有事物进行重新组合。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强调生产资料及组织方式的“新组合”必须间断性地出现才能引起发展。这表明,此时的熊彼特对于创新的认识已经较为清晰,但是还未阐明创新自身的特征,或者说还未阐明创新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当他在1942年开始使用“创造性毁灭”这个术语,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新产品、新方法取代旧产品和旧方法的时候,创新概念才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或者说成为一个契合现代性的概念。

2. 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

从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界定来看,创新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尽管创新者在所有领域都受人瞩目,但是,在熊彼特看来,对于新组合的执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的,它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熊彼特把这部分人称之为“企业家”[2]85。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只有企业家才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究竟具有怎么的内涵或者特征?在熊彼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从两个方面强调了企业家的独特性。

(1) 熊彼特从两方面对企业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强调其独特性。一方面,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含义比通常的理解宽泛。企业家通常被理解为独立经营的生意人,但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包含这种类型的人,而且还包含一些独立公司的雇佣人员,只要他们能体现出“企业家”这个概念的含义。因此,广义的企业家是指能实现新组合的所有人群。另一方面,在熊彼特看来,并不是所有公司、厂商中的雇佣人员,如经理或工业家等都可以被称为企业家,只有实际执行新组合职能的人才是企业家。

在熊彼特对企业家的严格规定中可以看到,熊彼特所认为的企业家与其说是一个阶层,不如说是某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之所以被称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是新组合的执行者,或者进一步讲,他们是创新精神的执行者。企业家的精神或者本质就在于不断实现创新,这是企业家的根本特点,也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有别于传统企业家概念的根本之所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2]89。从这种意义上看,企业家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使得他们自身的存在只能被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和语境之中。

(2)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所特有的企业家精神使其成为创新活动中独一无二的主体。熊彼特认为,创新看似简单,却异常艰辛,它面临着思维习惯和社会环境双重的阻力。第一,从思维习惯的角度来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在他们熟悉的领域从事活动。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知识观念一旦获得就会以习惯的形式在其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并深深地沉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逐渐成为他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2]96。第二,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观念一旦沉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并以生活方式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就会变成对创新活动的实际限制和束缚。这种限制会首先形成一种舆论的压力,并渗透有道德的要求。它会对人的行为形成一种规范,一旦超出规范,就会受到周围社会成员的一致反对。熊彼特指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环境对创新的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表现出来,其次是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是在难于赢得消费者上表现出来”[2]99-100。企业家所特有的企业家精神使得他们总是不安于现状,时刻渴望改变,并将不断超越现状视为自己存在的价值。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寻找私人王国的梦想与意志”“征服的意志或战斗的冲动”及“创造的快乐”[2]106-107等三方面的特质或者精神使得他们与大多数人区分开来,并且真正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看,唯有企业家才有魄力打破常规,敢于挑战传统,尽管这往往引起大多数人反对,但是他依旧会一往无前,只因为他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动机和乐趣只在于不断打破陈规,不断实现创新,在创新活动中发现乐趣。而这种特质也再一次印证了企业家的本质在于实现创新。

二、现代经济、创新及现代性

经济发展周期问题是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发展理论时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其论述创新问题时着力分析的一个问题。在对经济发展周期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熊彼特将创新与其有机地融合起来,强调经济发展周期与创新周期之间的内在关联。

1. 经济发展周期中的创新

熊彼特从创新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萧条——繁荣——萧条”周期性与创新活动是同步过程。依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萧条现象是因为新组合的出现,而当创新活动完成,并被经济发展充分吸收以后,经济发展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期。“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2]244。这样,在熊彼特的论述中,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周期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创新——模仿——打破垄断——盈利下降——经济衰退”的创新活动模型与“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形成一种契合关系。

熊彼特主要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创新与经济发展周期之间的契合关系。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个外部因素正是创新,创新活动是对现有经济体系的阻碍和干扰,而经济危机则是对创新活动的重新适应过程。在对作为新组合的创新进行界定时,熊彼特就已经强调新组合不是对旧组合的继续和延伸,而是对旧组合的反对。“新组合通常可以说是体现在新的商号中,它们不是从旧商号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和它一起开始进行生产的”[2]76。因此,创新和旧有经济体系之间一定是竞争关系。根据这一分析路径,创新活动与旧有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暗示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跳跃式”的经济发展过程,这就使得经济发展必然会经历从高潮到低谷的阶段,而这源于创新的间隔出现。创新会以井喷的形式在某个时间段大量涌现,进而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组合“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2]255。当企业家以其独有的精神及气质开辟出新组合时,原先存在于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思想观念及习惯等障碍便逐渐消失了,企业家之外的社会大众便开始纷纷进行模仿,直至这种新组合为人熟知为止。至此,资本主义经济就完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并逐渐开始走向衰落,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创新活动的开始。而在“创新——模仿——打破垄断——盈利下降——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则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论述中,创新活动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内在构成要素。一方面创新活动被视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驱动要素的维度逐渐显现出来。也正是在利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过程中,创新作为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萧条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创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维度也逐渐开始明朗化。创新与资本主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

2. 创新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与动力

在熊彼特利用创新理论对经济发展周期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创新对于现代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熊彼特更是直接言明,“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3]146。简言之,以各种新组合形式出现的创新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不断打破现有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经济结构来完成的。破坏现有经济结构与建立新经济结构共同构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结构。在熊彼特看来,尽管对现有经济结构的破坏是以间隔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两次破坏过程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平稳期,但是作为整体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创新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破坏现有经济结构(创新)——消化、吸收创新成果——破坏现有经济结构(创新)”的经济发展周期。正是在对现有的生产结构不断进行破坏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个不断破坏的过程,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新“它不断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3]147。

与现有企业相比,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或者新组织形式等使得创新企业在生产成本或者质量上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地位, 这就使得新企业大大节省了生产资本。 因此,由于创新所引起的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3]149。这种状况的出现从深层次原因上来看是资本对企业家的补偿机制在发挥作用。 “在那些企业家利润之中包含或者可能包含一种真正垄断收益的因素,它是资本主义社会颁给成功革新者的奖金”[3]172。 对于新企业而言,利润补偿至少意味着一段时间内, 它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这种垄断地位可以迅速地转为利润收益, 而这又反过来加剧现有企业的分化, 迫使它们迅速作出调整, 也就是说迅速地对创新进行模仿,以期适应各种新组合形式, 并进而保证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至于被市场彻底抛弃。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下一次创新活动出现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表现为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过程, 创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

3. 理性的内在冲突与创新的自我封闭

尽管创新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但是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终将走向“自我毁灭”,与此相应,理性会导致创新走向自我封闭。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理性化,是否盈利被用来衡量一切。理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乃至决定性要素。在资本主义早期,企业家所具有的个人的那种冒险精神,那种人格的吸引力越来越为理性所替代,创新日益成为一种程序化的产物。熊彼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精神”的丧失与资本主义的理性特征有着直接的关联,是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3]205。理性在与资本主义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理性的持续批判精神,即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权威和宗教神权的时候,在反对一切道德观念的神圣性时所树立的批判的武器现在开始对准其自身,“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3]225;另一方面,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意志”“冲动”等创新所必需的非理性因素不断萎缩,创新越来越成为程序化的过程,“企业家”的作用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早期商业性冒险的浪漫气氛正在很快消失”[3]211。这一点,美国学者内森·罗森伯格非常认同[4]。

理性的这两个纬度反映了资本主义自身与创新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尽管资本主义要想获得生存就必须不断寻求“创造性破坏”,寻求创新,然而,这又与资本主义自身的理性特征相背离。因此,创新过程的理性化及自我封闭与资本主义不断寻求创新的内在矛盾会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为止。熊彼特对资本主义与创新内在矛盾的论述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成为一个涉及到整个现代社会特征的问题,即现代性的问题。因此,对于熊彼特而言,尽管他的理论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内在关联,但是在其论述的过程中,现代性的维度已经被自觉地融入到分析过程中,成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向度。这也就意味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可以看到创新与现代性是一对有着内在关联的范畴,二者之间具有同构性的特征。

三、 创新与现代性的同构性

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中,“现代”一词首先指代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意味着当下与传统的隔绝,意味着持久的变动、变革。“现代”的这种内在精神或者说现代性本身与强调“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

在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创新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创新、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永恒主题。这一点,对“现代经济”进行分析的人已经形成共识,“现代经济可以被视为一个规模庞大、永不停歇的工程”[5]。无论是新产品、新技术还是各种要素的新组合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在对创新的阐释中,熊彼特高度重视企业家的作用,然而,如果进一步分析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看到,企业家只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或者说是资本的人格化。企业家一旦完成创新的使命,他就被迫从创新者的角色上退下来。创新只钟情于那些能完成创新使命的企业家。对此,熊彼特并不讳言,“一旦企业家的作用已经完成,它就会立即从企业家的手中溜走。它附着于新事物的创造,附着于未来的价值体系的实现。它既是发展的产儿,也是发展的牺牲品”[2]176。

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一种自觉行为。在不断经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过程中,唯有创新、发展才成为永恒的、坚固的存在,其他一切都只是服务于创新、发展的手段,是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的暂时性要素。这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创新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现实表现形式和活力源泉,现代性可以被视为创新的内在精神和根本特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创新并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当然诉求,同时也是整个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和必然抉择。现代性与创新具有同构性,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变动不居的特征,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活画面。因此,熊彼特对创新的揭示尽管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却有其深厚的现代性土壤。创新的内在张力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特征。

创新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幻想、一种渴望,它已经成为具体的实际行动,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人类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践行着创新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同样可以被视为是对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人们工作、运动、开垦、交往、组织或重组大自然和他们自己——资产阶级所带来的新的和不断更新的活动模式”[6]。

创新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近代以来的理性传统有着紧密的关联。自中世纪之后,人类开始逐渐摆脱神性王国对自己的束缚,转而诉诸自身。人类开始在世俗世界中建立起独立的、坚实的认识基础、道德准则乃至行为规范,总而言之,树立属于人类自身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理性”。理性的高扬逐渐凸显了人类自身的地位,换言之,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乃是近代以来“人”的自我发现过程,“‘理性’实际上乃是‘人’的代名词”[7]29。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表明,理性是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先决条件[7]30,也是现代性自我发展和膨胀的内在精神维度。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长历程是与理性主义原则在世俗世界各个领域逐渐蔓延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7]31。

尽管近代以来理性原则的确立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并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创新活动。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命名的那样,理性正在逐渐演变为“工具理性”。人类的理性精神逐渐成为一种不受人类自身控制的工具化精神,开始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成为行为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理性开始变得功利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创新活动则表现为经济利益压倒一切。一种新的创新行为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并不依赖于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个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它仅仅依赖于是否能盈利,盈利原则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导原则。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应当具有的“真”“善”“正义”“公平”等价值维度不再具有有效性。理性原则的这种极端工具化必将导致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也将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创新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产生也与这一点有着重要的关联[8]。

根据熊彼特的逻辑,由于理性原则的过分应用,创新的理性计算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结果,并将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创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源泉,它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本身做出改变。尽管熊彼特并没有提出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积极主动的改变,但他已经暗示了未来创新的趋势,即以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

四、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当代意义

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上的突出特点在于,在对创新进行分析时,他的分析视角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角度,而是触碰到时代精神的维度。可以说,在熊彼特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开始不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氛围之中,创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维度,但人们却一直没有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熊彼特对创新重要性的分析表明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现代经济自身变动不居的特征,他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分析现代性问题。与此同时,正如熊彼特自己所表明的那样,他在思想上受益于马克思,而他对创新理论的阐释及对现代性问题的触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马克思创新思想及现代性理论的回应。熊彼特以其深邃的眼光揭示了创新在现代经济中的内在张力。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不仅对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由寻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寻求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还是“五大发展理念”战略决策的提出均已表明,创新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源和新增长点。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对我们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创新并不是一项单独的事业,或者说它并不仅仅表现为技术创新或者制度创新,相反,创新必须植根于现代性的维度。这也就意味着,在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创新的技术细节部分,而是要立足于现代性的维度,尤其是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域;既要从宏观的角度对各种形式的创新进行审慎的反思,也要认真分析改革、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全面改革相结合[9]。

第二,在依托创新驱动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10],需要重视基础研究,需要创新人才培养等等。在这些方面,熊彼特关于创新周期,关于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理性最终可能会导致创新走向自我封闭。因此,在推动各项创新事业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理性的作用便成为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既要坚持对各种创新形式的鼓励和支持,从物质、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培育和保护各种创新,同时也要防范和避免由于工具理性的滥用所导致的创新僵化和制度化等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