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幸欢

对两高工作报告等的分析表明，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生态修复、司法或检察建议、配合党政机关的治理行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这契合了环保行政机关治理能力不足的制度需求；并产出了高性价比的司法效益。经此，司法权在环境治理领域得以扩张，司法机关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环境司法及治理功能的正当性得到证明。但弊病在于，司法权行使方向偏离导致功能异化；着力点错位导致环境行政权虚化和效能低下。据此匡正路径在于：模式上基于功能主义对方向进行纠偏，司法机关从参与治理转向保障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路径上基于边际均衡各有侧重，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法院致力于修复性和预防性判决，行政处罚应扩张修复功能。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多出快出司法政绩的利益驱使是最直接的动力机制”［1］(P86)。左卫民实证分析认为：“司法机构的一些实践，表现为出于部门利益而进行某种扩权式的实践创新。”［2］(P129)那么在蓬勃发展的环境司法领域，法检两院除办案职能之外，是否可通过生态修复等方式，不断涉入环境治理领域，实际上承担环境治理功能，进而提升自己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若确实如此，则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效果、问题及改进等，学界鲜有触及。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上述问题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