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光 向静洁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但实现创作目的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的规定，这应在未来修订中予以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中有关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规定一经公布①，便遭遇直接抵制：高晓松、刘欢、小柯等知名音乐人签署联名书信，呼吁修改“新草案”，认为该条款没有尊重作者的权利②。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甚至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将导致著作权人的私权利被公权化，其创作的作品被轻易地、合法地转化为了公共财产③；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中的法定许可制度，“剥夺了著作权人的许可权和直接获酬权，摧毁了音乐产业基本的商业模式，也会使一直在困境中挣扎的音乐行业雪上加霜”④。著作权立法主管部门基于该抵制，在公布草案第二稿时直接删除了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