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壮

一、宋词与燕乐的源流关系

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其出现于隋唐而兴盛于两宋。与诗相近，两者皆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依照当下学界所研究的结论倾向性来看，基本皆认同诗、词两种文学体裁皆出于隋唐燕乐，如任半塘在《唐声诗》之中即秉持燕乐是声诗、词的基本音乐体系，其写道：“声诗与词曲，既同隶燕乐，本应视作一体。”此观点在《教坊记》、《乐府杂录》之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词逐渐与音乐疏远，因此，宋词与燕乐之间的关系应自起源之处先行分析。

燕乐，自周代以来既已形成的礼乐名词，主要是指与祭祀、军旅等雅乐相对而言的宴飨所用音乐。郑玄在其注解之中所述“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1]自周代以后，历朝历代大多也将燕乐作为燕私之乐。那么，与周代以来的燕乐相承，且与宋词创作有着直接关系的即是隋唐燕乐。但从隋唐燕乐的本质意义来看，其依然为宴会飨用之乐，但是其与前代燕乐来看，在音乐本体方面有着较为不同之处。隋唐燕乐主要形成于南北朝后期与隋唐时期，此时节有着众多的外来音乐传入，因此，隋唐燕乐可以特指为自南北朝后期（北齐）以来因引进西域音乐，并与中土各种音乐发生新结合而形成的新音乐。《隋书·音乐志》即对外来音乐的传入，首先是南北朝北齐时代：“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2]至北周之时：“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3]从上述记载来看，南北朝末期所传入的外来音乐大多也是为娱乐所用，因此，隋唐燕乐，并非仅为与雅乐相对而言，或可称之为隋唐新乐。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之中对隋唐燕乐作了较为总结性的阐述：“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于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䜩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䜩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肃、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乱，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见矣。”[4]所谓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乃至十部乐所处地位在于祭祀郊庙音乐之后，而在于散乐之前，皆是为宴飨所用音乐，同时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外来音乐类型，因此十部乐也被郭茂倩称之为“燕乐”，也即是后世所说之隋唐燕乐。

唐诗、宋词，是世人提及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两大体裁所冠以的年代限定，同时也代表着两者发展最为成熟的时代，词，至宋代时期是其最为巅峰之时，同时，词的繁荣也与音乐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首先是隋唐时期多民族的融合使得中华文化发展至极为强盛的时期，同时，多种艺术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积极局面，音乐、文学两者的各自的繁荣使其终将何为一体，丰富多彩的燕乐作品给予了诗作、词作以经久不衰的创造力与活力。其次，诗词皆出于隋唐，从唐诗、宋词之称也能看出词的创作上承于诗。常州词派张惠言曾说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心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同时，也有着学词先学近体诗的说法，足以见得两者之间的联系与承启关系。

二、宋代教坊燕乐与宋词文学创作

所谓教坊，是宋代宫廷之中所成立的燕乐机构，其所服务的对象与场合即是宫廷之中所举办的各类宴飨活动。因而，在官方的背书之下，教坊之中积聚了宋王朝最为优质的音乐艺人，成为了宋代燕乐，乃至宋词创作的引导群体。其所产生的影响如下：

首先，宋代教坊的设立推动了以宋词创作为主的音乐文学的发展。教坊作为音乐机构，其功能并非仅存于音乐的创作与演奏之中，同样为所举办庆典活动进行“歌乐词”的撰写。在《宋史》之中所载：“（教坊）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5]可以见得，教坊进行燕乐歌词的创作同样为其职责之一，而因燕乐所具备的娱乐性，致使所创作的曲目大多流传于民间坊肆。《乐府指迷》中记述道，教坊之中所创作的词，大多与燕乐曲调存在有不协和之处，因此民间无人传唱。而在于坊肆之间流传的燕乐歌词，更多的是为教坊中的乐工或是市井之人为赚钱而创作的，因为其音律与燕乐曲调相协和，故而被更多的人所传唱。[6]从侧面说明，宋词自宫廷至民间的传播与繁荣，与其本身和燕乐所具备的通俗易懂特性极为相关，进而推动了宋代音乐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宋词属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体裁的代表，使其同时具备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属性，因此，其创作则分属于两类主体，即曲作者与词作者。在《碧鸡漫记》之中就记载道，江南有一人较为精通音律，经常创作燕乐曲目，周美成因与此人有所联系，故而每当有新曲创作而出之时，周美成便为其创作曲词，因此，周美成所著集录之中便存在有诸多“新声”。据此说明，宋代较为著名的词人大多与教坊乐工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也是宋代音乐文学创作实践的展现方式。较为著名的便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根据《避暑录话》的记载，柳永此人极为擅长作词，教坊的乐工每创作新曲之时，必定向柳永寻求作词，然后将完整的作品发行于世间，在其时极为流行。永初年间，柳永所作《上元辞》中“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一句颇为流传，在皇宫之内被许多人所称赞。柳永的词相较于教坊词来看，更为贴近民间审美，《宋史》所载其去世之时的予他送行的队伍便是由百余人乐工、歌妓等人群组合而成。足以见得作词之人与教坊乐工之间的密切联系，两者相辅相成。

其次，教坊作词所引导的多种作词形式。其一，凭曲作词，根据《武林旧事》所载，教坊都管使臣刘景长参与了《泛兰舟》一曲的曲词创作，极大的丰富了词曲的种类。其二，无曲作词，在《宣和遗事》中记载，教坊使臣袁绹曾依照官府为庆祝而撒金银钱与百姓的情境作词《撒金钱》，该词所作之时并无燕乐曲目为伴奏，形成了无曲而作词的代表。其三，为词作曲，为词作曲，可谓是对宋词这一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形式完整形态的补足，《古今词话》之中记载道，汴河地下发掘出一枚石刻，上刻有词一首，但并无题目。当大臣将其呈于皇帝后，皇帝因喜欢石刻词作的词藻华丽，故而提名《鱼游春水》，并命令教坊对其进行谱曲歌唱。其四，对旧有文学作品的音乐性改编。在《野客丛书》之中所载，《从军五更转》之中是对军队五更的描写，依照该五转的寓意，教坊同样以五更为主题进行作曲改编，散布于街市传唱。

最后，教坊的创作丰富了宋词音乐文学形式的艺术风格。教坊可谓是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主力，同时，又因教坊内乐工所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工作环境等方面较为相似，故而乐工所作词曲在艺术风格上更是趋于一致，进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坊”风格。《青箱杂记》之中描述道：“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教坊格调，则婉媚风流；外道格调，则粗野清晰。至于村歌社舞，则又甚焉。兹亦与文章相类。”[7]

三、宋词与燕乐“依曲填词”的创作关系

依托于隋唐燕乐而产生的声诗与词是我国文学发展进程中音乐文学类型的瑰宝，在实际的创作之中，宋词逐渐形成了“曲牌名·词名”的命题结构，这也是宋词创作过程中“依曲填词”的关系展现。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宋词作品的传唱或是演唱，其唱词的调高与调性皆是由燕乐而决定的。可以说，燕乐所呈现的宫调系统，实际上是为调式音乐的类型，进而通过曲的创作规范了词的演唱调高。《新唐书·礼乐志》之中明确的阐述了雅乐、燕乐的分化，将燕乐称之为“夹钟之律”，从而统一了燕乐的宫调式，自此起，燕乐的音乐理论体系逐步趋于系统化，形成非庙堂之上的音乐体系，使得音乐得以迅速的在民间传播，直接促进了宋词创作的民间兴起。

其次，所谓“依曲填词”，实际上即是规范于燕乐体系的程式化发展，词人依托于所需燕乐曲目的曲调特征来进行文学内容的创作，词作的情感大多也通过曲调的抑扬来展现，至宋代之时，作词所用曲或许已不局限于隋唐燕乐曲目，但宋代形成的曲牌体作词以及所述之“依曲填词”习惯皆来源于燕乐文化。燕乐源于民间，而其流布却不止于民间，因此燕乐从曲量或是类型方面数量皆是较为庞大的，根据唐代《教坊记》所载就已达到了700余首曲目，成为宋词创作与发展的燕乐“曲库”，这些词曲在经整理、规范之后，皆拥有各自的调式、调高及旋律方面的去定性，为曲牌体词创作形成了基础。

最后，依燕乐篇幅与节奏急缓而形成的词体。作为词作演唱的音乐基础，宋词创作与演唱所依照的节奏即是燕乐曲的曲拍。其时，燕乐多以乐句划分为拍，演奏之时以击拍板为号，因而宋词“依曲填词”创作之后即形成了合乎音乐却又呈现出句长不一的情况，形成了区别与诗而出现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另一类体裁，也产生了谓之“长短句”、“齐言句”两种形式不同的词体。篇幅方面，乐句数量的多少决定了词作的篇幅唱段，这也是宋词展现出“依曲填词”的特征之一。

四、宋词与燕乐之间的剥离

北宋覆灭，皇室南迁，自定都杭州进入南宋时期之后，虽然经济与社会依然处于相对安定且高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时期，但也是在南宋时期，宋词的创作逐渐脱离了音乐，抛弃了音乐文学的特性进而转化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同样，也自此起，中国诗词艺术逐步走向衰落，至明清之时再也没有能够重现唐宋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景象。从宋词的传播角度来看，燕乐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是词作在非文人阶层为人所熟知的且乐于欣赏的主要依托；从宋词的创作角度来看，其不同于近体诗有着极为规整的格律与言数规制，词的创作无论断句或是篇幅皆与燕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进而，脱离了音乐的宋词，无论是创作者，乃至欣赏者，皆对其相对并无规整的文本在理解与把握方面有着一定的缺失。综合而言，词在宋代的盛极一时，使其与燕乐艺术相互紧密结合而造就的；词在后世的没落，根本之处或许也是因其与音乐艺术相互剥离而造成的。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自《诗经》以来便是相辅相成而发展的，至唐宋年代，中国古代音乐文学艺术发展至最为繁荣之时，后世之中，由于封建意识对音乐艺术的压迫与封禁，从音乐文学独立出来的诗词艺术再无唐宋之时的繁盛。至明清之时，文学艺术由诗词的创作逐渐转为小说话本的书写，其与明清音乐的结合则再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戏曲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繁盛并不是独立的，音乐与文学的结合能够使二者皆达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