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生华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8）

由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多有龃龉，加之英人的咄咄相逼，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12月22日（农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趁夜色离开扎什伦布寺出走。在经过四个多月的匿踪潜行之后，于1924年4月22日出现在河西走廊最西段的安西县（今甘肃瓜州县）。当九世班禅一行的行踪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北洋政府一方面电促其迅速进京，一方面饬令沿途各地方政府优礼相待。与此同时，京中各相关部门即刻行动起来，为欢迎班禅的到来做了大量的筹备、协调工作。

九世班禅一行辞扎寺、经安西、过兰州、走西安、赴太原、抵北京，历时一年多时间。一路走来，各级政府对其在财政筹拨、安全保卫、交通运输等层面妥善安排、全力保障、竭诚服务，在其驻锡地的选择和装饰、迎护专员的选配和派遣、各级官吏的迎送仪节等方面秉持“典注从隆、招待优厚”的理念。这种崇隆的迎迓礼节、优渥的招待方式，虽不及乾隆盛世中六世班禅觐见时的规格，但在积弱空虚的北洋政府时期，其礼遇还是极其鲜见。究各级政府优礼班禅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历史传统的沿承，另一方面是当时政治语境的需要。

一、京中各方筹备欢迎之情形

当北洋政府始知班禅出走的消息后，国务总理孙宝琦立即分电甘、川、新三省长官，令其派人查探行踪，妥为保护。经过数月侦悉，西宁镇守使马麒首先探知其行踪并告知甘肃督军陆洪涛，此时班禅一行已抵达安西。得知确息的陆洪涛立即电告北洋政府，府院一面电令陆洪涛“派兵保护班禅来京”[1]，一面责成相关部门开展各项筹备欢迎事宜。与此同时，京中一些社会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准备迎接班禅的到来。

（一）政府部门筹备招待纪要

班禅进京在即，就应该如何商定优礼招待事宜，国务院曾向内务部发出公函，要求其会同外交部、蒙藏院等部门商讨具体办法。各级政府部门在办事机构的成立、招待经费的预算、迎护专员的选派、驻锡地的选定、交通运输保障等方面，多方沟通、积极接洽，配合中央政府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招待班禅事宜处。蒙藏院是掌管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职能部门，班禅进京当为蒙藏院职司之范畴，因而筹备招待班禅之事主要由蒙藏院来筹谋。当得知班禅“在兰休息数日，再由甘陆派员护送动身来京”[2]的消息后，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旋即呈文给政府，提名蒙藏院前总裁达寿为招待班禅专员，配合蒙藏院妥为招待班禅。1924年5月1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中，筹备招待班禅一事被列为一项重要议程，国务总理孙宝琦亲自做了阐述，“西藏喇嘛班禅，业已于上月二十五日抵安西县，定一日由安西起身赴兰州。惟班禅此来，未带仆人随员，沿途颇感不便，拟请政府派员招待。”[3]

此项提议获得内阁会议通过，照准达寿为招待班禅专员，蒙藏院“遂决定院中设置一招待班禅事务（宜）处，专司筹备事宜”[4]。随后又拟就“招待班禅事宜处组织条例”，5月16日报呈大总统核准。该条例拟由蒙藏院副总裁沈学范为处务主任，主管本处一切事务，以专责任；设置管理招待及机要事宜的总务股，管理公牍函电事宜的文牍股，管理经费收支事宜的会计股，管理购置物品及杂项事宜的庶务股，各设股长一人，副股长二人；设招待员、事务员、翻译及善录文件雇员若干，承长官之命各司其职。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蒙藏院又呈请加派熙钰会同筹备招待班禅事宜，得到大总统照准。

招待班禅事宜处成立过程中，在招待班禅专员达寿的带领下，展开了一系列筹备工作。他们将办公地设在地安门内前清制造库衙门内，“连日组织招待办事处，业经就绪，定于八月一日开始办公”[5]。由于这一机构专为招待班禅而设，为了便于日后办公，又呈请政府颁发“招待班禅事宜处”关防印模一颗，为达寿颁发“招待班禅专员”汉藏文合璧关防印模一颗。待政府业经照准后，交由印铸局办理。一切筹备妥当之后，蒙藏院发出通告：“本院因招待班禅，呈请设立班禅事宜处，呈请颁发关防，奉大总统指令照准在案。兹该处已于九月一日成立，并启用关防。”[6]

2.预算、筹拨招待经费。就在筹备成立班禅招待事宜处之机，蒙藏院已着手开始招待经费预算。1924年5月17日，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已将招待费项目，造为概算表，呈报总统府。请总统即饬所司照此概算数目，侭一次拨给。而其概算总数，则为三十九万六千元云”[7]。三十九万六千元的经费预算并非漫天开价，而是严格参照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所需费用来做出的预算。蒙藏院的预算总数出来后，舆论一片哗然，甚至不少报刊媒介用“骇人听闻”来形容。如果按照前次达赖例，原本无可厚非，但因当时北洋政府积弱积贫、国库空虚，要筹措此笔巨款着实困难。曾任财政总长的顾维钧主张招待班禅费用，应以十万元为限，“班禅招待费竟至三十余万之多，未免骇人听闻。当此节关在即，财政正苦无法筹措，安有如许巨款？鄙人之意拟划定为十万元，定可敷用”[8]。顾维钧还强调招待班禅费用最好实报实销，不宜过丰，亦不可过啬。根据“实用实支，力求撙节”的原则，国务会议将招待班禅费用暂定为十万元。后来又以“当兹财政万绌之时，似亦不必过事铺张，致滋糜滥”[9]为由，此项经费经阁议限定为六万元。这对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北洋政府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就连这六万元的费用，政府也无法一下子筹措到位，决定先拨付一万元，日后再由中央财政统筹划拨。

3.多次派遣迎护专员。班禅来京，关系藏事甚重。北京藏事促进会于1924年5月18日分别向“参众两院请愿，咨请政府整理藏事，并派遣熟悉藏情大员，前往甘肃，欢迎班禅入京，以示怀柔之意”[10]。为了表达政府对班禅优崇之意，亦是依循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前例，北洋政府多次选定大员，作为迎护班禅专员，前往迎接护送。就在班禅离开安西去往兰州的途中，政府已选派董世恩、七世敏珠尔呼图克图前往兰州迎护。后来由于“议员不能兼任官吏”[11]的缘故，已到兰州迎接班禅的董世恩辞职，接着敏珠尔活佛亦向政府提出辞呈。政府照准二人辞职后，立即核准由陆洪涛推荐的李乃芬继任迎护班禅专员。

1924年10月20日，九世班禅离开兰州，赶赴西安。迎护班禅专员李乃芬一路护送至邠州（今陕西彬县），在这里，李乃芬“因他种关系，薄言旋归”[12]，数百护送骑兵，皆被他带回兰州。从此开始，班禅路经西安，到达太原的路途中，除了地方政府派员迎送外，并无中央迎护专员护送伴行。1925年1月6日，班禅抵达太原，中央政府陆续派员迎接宣慰。1月25日，段祺瑞派其长子段宏业抵达太原欢迎班禅；2月5日，招待班禅专员达寿率招待班禅事宜处司员吉祥和翻译乌得麟等人出京前往迎迓；与其同时，章嘉呼图克图奉命出京入晋宣慰班禅。7日上午，达寿和章嘉在傅先生祠内还专门向班禅行慰劳典礼，二人在土观呼图克图、蒙藏院及地方官员的陪同下，“赍捧执政赠赍班禅礼品八色，计大哈达一方、珊瑚念珠一盒、鼻烟壶一枚、红木镶螺钿小桌橱一件、狐裘两袭、衣料两疋、银质壶杯二副，前往班禅经室。军乐队奏乐，班禅著法服，在讲座前立待。达专使口诵执政慰劳命令，翻译官译成藏文。班禅行答谢仪式，旋即递送哈达礼品，班禅祗受。”[13]18日，政府又派“前次赴甘迎迓班禅之董世恩，现奉政府特派为欢迎班禅代表。董氏奉命后，已于前日（2月18日）首途出京矣”[14]，与董世恩同去的还有熙钰等人。后来部分人提前还京。2月24日，班禅由太原启程赴京，“闻班禅二十五日来京，府派熙钰达寿祺诚武二十三日赴石家庄”[15]迎候。政府接二连三派出迎护专员，不只是形式上的迎迓护送，更是为了宣慰安抚，以示政府诚意。

4.选定并修缮驻锡地。得知班禅晋京，政府即饬蒙藏院妥善安排好其驻锡之所。蒙藏院立即行动起来，在班禅驻锡地的选择上几易其地，颇费苦心。一开始他们选择黄寺的敏珠尔仓为班禅安禅之处，“详查班禅偕带徒众随从人员，约有百余人之众，非有宽敞之地不足安置。因此觅得安定门外黄寺附近，敏珠尔仓地方，系早年达赖喇嘛驻锡之所，今延班禅驻锡该处，甚为适宜，故已妥定。并于日内即派员前往敏珠尔仓修理一切”[16]。黄寺曾是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晋京时的驻锡地，因年久失修，重新维修耗资甚巨。班禅进京在即，已无时间全面修葺，加之财政困难，更无足够资金来装饰。无奈之下，只得舍黄寺而另觅他处。期间，政府也曾考虑将班禅驻跸于雍和宫，终因种种原因而作罢。

段宏业于1月30日由晋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段执政汇报班禅不日来京情形。段祺瑞马上指定瀛台为班禅行辕，将原办公于此的财政整理会迁移至北海团城。

驻锡地一经确定，旋即展开规划布置。初步确定瀛台内藻韵阁为卧室，涵元殿为参谒处，绮思楼为斋堂，绮香殿为佛堂，兰室为休息处，室内陈设皆为藏式风格。后根据需要稍作调整，将绮香殿改为寝室。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缮，瀛台被陈设为一处富丽堂皇的行馆，“班禅寝室设在绮香殿，帘幔倚垫，皆用黄绫为之。寝室被褥及陈列品，皆新购自临记洋行，耳枕皆黄缎修金龙，备极美丽。寝室内间，设有佛堂一座，闻班禅携有西藏古佛多尊，将来陈列于此。参谒所在涵元殿，客厅设在庆云殿，堪布会议室在景星殿。寝室外客厅，有慈禧亲笔条幅一轴，上画淡竹数竿；又有乾隆亲书之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幅，皆为珍贵之品。”[17]另外，还将黄寺等处的菩萨像，酌量迁移至瀛台供奉。行辕内“各器物均裹黄缎，门首设牌楼，上书中藏文欢迎文字”[18]。焕然一新的瀛台，静待着班禅一行的到来。

5.制定交通与安全保障。班禅进京途中主要依靠驼马、肩舆、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其中前三种是由出行队伍和地方政府筹备，后一种则由中央政府饬铁路交通部门调度使用。班禅乘坐火车进京是从太原出发，沿正太路到达石家庄，再转京汉路抵京。当时铁路交通部门调拨两列专车，第一列为随从人员和行李专车，于1925年2月23日从太原出发，班禅乘坐第二辆专列，于次日启程。同时，铁路交通部门为班禅出行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时任京汉铁路局局长杨慕时，接到政府饬令之后，连日筹备。因为班禅随员众多，加之前来欢迎的各部门代表，“故需用车辆极多，而路中所存车辆，又不甚敷用，经竭力调度，始得圆满结束。据闻所备之车辆，系花车二辆，包车头、二等车，行李车，共约四五十辆。其招待地点分为石家庄、保定、长辛店、前门四站，各扎花牌楼一座，安设电灯多盏，并备军乐四队，分在各站欢迎。”[19]

为了班禅专列畅通无阻和行驶安全起见，京汉铁路局规定，凡班禅专列经过路线，京汉路各车辆一律停驶，为专列让道。2月19日，杨慕时还专门向保定司令部、河南胡督办、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致电，说明政府迎接班禅，事关我国西陲边疆稳固，故沿路军车如遇班禅专列，均应一律让候，以昭示对其优礼和尊重。北洋政府为了表示优崇，也出于安保考虑，特令京汉铁路警务处妥为安排。接到命令后的京汉铁路局紧锣密鼓，周详谋划，特制定了十三条欢迎办法，“（一）专车来京时，由第三分段长酌派得力巡官，带同长警，随同各列专车，分设岗位，直接护送到京。人数临时由该段长酌定，官长警察并暗带柏郎林自来得手枪，以防不虞；（二）专车经过各该分段管辖区域，由各该分段长按段接护到京；（三）自石家庄至北京，沿途长警，届时停止休息，换穿鲜明新制服，全体持枪上站。无步枪者持手枪，无手枪者一律佩刀；（四）长警新棉制服尚未奉发，惟现存有上年新给制服全份，应先期来处承领，以便届时套用；（五）段队官长均一律穿著制服佩刀，到站欢迎；（六）自石家庄、保定、长辛店、北京各大站长警，均于车开到时三点钟前上车；（七）自石家庄至京沿线桥梁，由第一大队遣派干练长警，分别驻守，以资防卫；（八）沿路经过各站，禁止闲人入站窥看；（九）专车经过各站，临时如与客货车相错开行时，应多派长警设岗防护；（十）查本路警察并未设备军乐队，所有临时应需，应由各分段长预备；（十一）沿路经过各站站台，各该站巡官巡长妥为照料；（十二）专车开行到达及经过各站官长警察，按照警察礼节说明书，分别到站致敬；（十三）车上站上值岗警察，务须衣履整齐，态度端肃，该管长官应注意纠察。”[20]铁路交通部门的这些规定可谓事无巨细，责任到人。既彰显了沿路迎迓崇隆，又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就在班禅进京的前一天，蒙藏院专门邀请警察厅、警备司令部等相关单位召开会议，商讨班禅进京时及进京后的保护办法。会议决定，班禅进京时由警备司令部士兵，会同保安队，在车站内外加强安保，并护送至瀛台。班禅到京后的安保工作交由警察厅负责，届时将组成安保队及骑警临行保护。[21]

6.预设欢迎事项和觐见礼节。至于班禅到京时怎样欢迎，如何觐见段执政，应依循哪些礼节等实际问题，蒙藏院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详实而周密的计划方案。在欢迎班禅事项上，重点在迎迓觐见、食宿宴饮、出行安保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划。迎迓觐见方面，让执政特派人员赴晋迎接，并沿途照料一切；沿途各县区均派军警、乐队至站欢迎，地方军政长官到站迎接照料；派蒙藏院副总裁二人，分别到保定、长辛店迎接；班禅到京，由执政派代表会同蒙藏院总裁、军警长官，带着军警队乐队到车站迎接慰劳，各部均派人到站迎接，军警而外的所有人员皆著礼服；班禅到京，即由蒙藏院请示定期觐见；觐见以后，如随时接见，均由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带领。食宿宴饮方面，班禅饮食每日由政府供给现洋四百元，听其自办，但柴炭奶茶等项，仍由蒙藏院备送；班禅到京之日，由执政颁赐宴席一桌，派员送至瀛台，加以慰劳；班禅与大堪布等住瀛台，其余随员住流水音；班禅觐见后，定期筵宴，由蒙藏院总裁、国务员、蒙古王公、呼图克图、各衙门简任官作陪，随从堪布一律与宴。出行安保方面，班禅进京专列及其沿途接待，交由交通部办理；预备班禅乘坐之黄色汽车一辆，内用黄缎作垫；班禅由车站至瀛台，沿途应由军警列队保卫，酌阻往来车马；凡遇班禅出门，沿途均由军警列队保卫，酌阻车马；瀛台附近应加派军警，常川驻守，以资保卫。[22]

2月22日大总统府礼官处致函蒙藏院，“贵院请将接待班禅礼节早日送示，以便预备一切为荷”[23]，蒙藏院就此在依循旧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迎接班禅驻跸礼节和班禅觐见执政礼节。班禅下车后的行车路线和驻跸礼预设为：班禅从专列下来后，乘黄色汽车由西站出发，入正阳门，经天安门，转入新华门，108名喇嘛和班禅仪仗队等候于此；此处班禅换乘暖轿，随同喇嘛和仪仗队行至瀛台；抵瀛台后班禅升座，众喇嘛参见、念经；经毕休息，执政代表及欢迎人员再分班参见。班禅觐见执政程序及礼节预设为：由蒙藏院预告觐见日期，俟奉批准由院通知；觐见时由临时执政派翊卫使四员，至瀛台迎迓，偕同蒙藏院派员护送至临时执政府，并由蒙藏院预行知照军警各机关沿途保护；班禅至临时执政府后，由大礼官迎入接待室；行觐见礼时“礼堂前卫士班立，文武侍从官、都翊卫使、翊卫使等分侍礼堂左右；承宣官入启临时执政，临礼堂两向中立；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大礼官引班禅及随从堪布等至大礼堂北向立，随从堪布及翻译等在班禅后立，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向东立；班禅及堪布等向临时执政行三鞠躬礼，临时执政答礼；班禅呈递佛哈达，临时执政亲手接受后，亲回赏哈达；随从堪布等呈递哈达，由都翊卫接受，临时执政回赏哈达，由翊卫使转受，班禅及随从堪布等均向临时执政一鞠躬致谢；少退，临时执政入延见室，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引班禅及随从堪布翻译等入延见室；临时执政延坐慰问，询答毕，班禅等兴辞，行一鞠躬礼；由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引出大礼堂，送至门，仍由翊卫使四员及蒙藏院派员护送至瀛台”[24]。

（二）各团体筹备欢迎志略

1924年10月20日，班禅从兰州启程进京。数天后，驻京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等，于27日在蒙古联合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接待班禅办法。会议决定驻京蒙佛敏珠尔呼图克图为迎迓班禅专员，同时派员筹备黄寺为班禅行宫。[25]这为京中各团体筹备欢迎班禅拉开了序幕。

1925年2月19日，蒙古王公联合会通知各王公在班禅抵京日到“赴前门西站迎接，以表诚意”[26]。23日，北京总商会、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西北学会、外馆商会、边藏讨论会、西藏商业联合会、西藏旅京学会、留日铁路学会、筹边学会、佛教总会、西藏学会、互助协会、藏事促进会等社会团体，发起欢迎班禅大会，发出联合通告并召集会议，促请各团体一致加入，共同欢迎班禅。会议商讨确定欢迎班禅四项办法，即致电班禅表示欢迎；届时齐集车站表示欢迎，推定代表于到站时上车致意并送纪念品，于天安门搭台开欢迎会；决定欢迎团体的名称为“国民各团体欢迎班禅联合大会”，其内部组织机构分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等五股，开展各项筹备工作；推举秦世昌等人为各股代表，钱锡宝等人为谒见班禅代表。[27]

二、地方政府沿途招待之情状

就在京中各界正在为欢迎班禅到来而筹备忙碌之时，沿途各级地方政府早已将接待、护送、迎迓班禅作为要务而付诸行动。地方政府对班禅沿途招待主要集中在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些地方为班禅进京在衣食住行、安全保卫、迎送礼节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高规格的礼遇。这里我们按照地方分段接待的路径，来分述地方各级政府沿线招待班禅的情状。

（一）从安西到兰州的招待概略

1924年4月23日，当班禅出现于安西之后，甘肃督军陆洪涛立即电饬安西地方官殷切挽留、盛情招待。安西知事陆恩泰、帮统周兰炳接到电令后，在食宿、安保方面精心照料、妥善安排，使得班禅一行极为满意。在安西驻留数日后，九世班禅在陆恩泰的陪同下启程前行。抵达肃州时镇守使吴桐仁在城外恭迎，入城后驻锡杖于著名的钟楼寺，城内军民优礼相待。离开肃州向甘州进发，班禅换乘骡轿，沿途均有当地官民夹道拈香欢迎场景。当时陆洪涛已派李乃芬赶往甘州接应，西宁镇守使马麟亦派代表马朴到此迎迓。班禅在甘州小住几日后，在马麟派来上百人马队的护送下，一路浩浩荡荡奔赴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做盛大欢迎仪式，班禅驻锡处全以黄缎铺饰，礼节极为崇隆。离开凉州时，班禅改乘陆洪涛为其准备的八抬大轿。6月9日正午时分，班禅一行抵达兰州。陆洪涛亲率军警出城列队迎接，鸣炮致意。

九世班禅在兰期间，当地政府对其给予高规格招待。班禅还未抵达兰州时，已经为其安排好驻锡地，“班禅不日到省，收拾金天观为驻扎处”[28]。金天观晨钟暮鼓，环境优雅，位于其中心位置的雷坛更是清雅庄穆。政府将雷坛定为班禅行辕，将其黄布铺道、黄幔围壁，并高扎彩坊，备极庄严。在兰勾留期间，班禅的出行活动颇显庄穆豪奢，“班禅外出，乘黄轿，衣黄衣，租黄钺，盖黄伞，驺从甚众”[29]，“彼每次拜会省长，必乘黄舆，且出入鸣砲”[30]。7月下旬，由于不胜当地炎热天气，政府特意安排班禅赴兴隆山（今甘肃榆中县境内）避暑消夏。兴隆山树林荫翳，鸟鸣泉响，风景优美，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除此而外，当地政府还为班禅及其随员提供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和安全保障。

由于政府关照备至、招待优渥，班禅深为感动。在安西时他曾致函政府，“略谓禅抵安西时，蒙帮统周兰炳、县官陆恩泰招待异常妥善，请予从优升奖”[31]；驻足兰州时，“以陆洪涛款待优渥，屡鸣谢意”[32]。

（二）从兰州到西安的护送概览

1924年10月20日，九世班禅离开兰州，赶赴西安。陆洪涛特派护送专员陆恩泰，连同中央迎护专员李乃芬一道率卫队、随员百余名一路护送前行，同时还为沿途食宿、交通、安保等方面做了周到、妥善的安排。备“黄轿一乘，两班夫役十六名……每日伙食折洋三百元。由甘随带铺垫及红毡六十条，分尖宿两站，循环陈设。沿途加派马队护送，各县按站预备洁净宏大庙宇一所、柴五千斤、草料足敷八十匹喂养之用。知事谨略送羊只牛乳，以表敬意。至车驮共需若干，应俟启程……”[33]按照陆督部署，甘肃境内沿路各县皆遵照执行。行至陇东重镇平凉时，镇守使张兆钾更是竭诚欢迎、全力照应。由于前路不靖，张兆钾还真诚挽留班禅驻留多日，期间招待甚为优渥。

11月中旬，抵达陕西境内长武（今陕西长武县），时陕督刘镇华派来的督署参议郑国翰率马队二十余骑在此迎候，陆专员遂回甘复命。当时，刘镇华已电令“沿途各县驻军一体保护，各知事从优待遇。至于支应款项，准其作为正项报销”[34]。行至邠州（今陕西彬县）时，李乃芬因事旋回。由于刘镇华饬令所属沿途妥为保护，因而班禅一行所到之处，各地将士一律护卫让行。11月17日，九世班禅一行抵达西安，陕西督军刘镇华率队迎接，驻锡杖于西安东关长乐坊八仙庵，并予以优厚待遇。

（三）从西安到太原的迎迓概况

1924年12月13日，班禅离开西安。刘镇华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派遣军队护送至潼关（今陕西潼关县），17日从风陵渡过河进入晋境。晋督阎锡山早已派人等候于此，各大堪布换乘肩舆，按站接待，经历数日行至运城。在这里换乘阎锡山派来的汽车上路，经临汾、过平遥，每一处都有官民优礼招待。1925年1月6日下午三点抵达太原，晋督阎锡山率文武官员至首义门外汽车站恭迎，并派军警护卫，迎迓仪式甚是隆重，“班禅乘一辆黄色汽车到站，当鸣礼炮二十一响。督军兼省长率同僚属，班禅下车，握手致欢迎之意，随入站旁官厅小休。斯时有多数蒙藏人鱼贯入内瞻觐，班禅旋即改乘黄轿起行。班禅起行后，轿用八人扛抬，左右并由宪兵扶护。轿前黄伞盖一，再前为军乐队，大吹大擂；队前黄旗，临风招展，殊壮人观。军乐队前，有武装宪兵一队。最前则为骑兵一小队，行列齐整，气象肃然……”[35]欢迎礼毕，送达临时行辕傅先生祠组碧楼。此时的傅先生祠早已装扮一新，祠内外灯火煌煌，彩旗飘飘；一切布置，异常清洁。

在太原期间，班禅受到晋各界的盛情款待，还得到地方政要们的馈礼。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还先后多次派人向其赠送礼品。1月8日上午，派人“送班禅礼品六色：计有库缎袍料二件、玻璃绣花挂屏四帧、贡茶四块、台参四匣、古鼎一座、古瓷瓶一对”[36]；2月5日，又派人“送班禅礼品：计福建精制山水景工细雕镜一对，核桃木制擦染嵌螺钿花八角捧盒一对，皆上等精美品”[37]；2月13日，再派人“赍送班禅礼品六色：计大哈达一方、省长照像一帧、念珠一挂、扳指一只、藕粉四匣、柿霜一箱、衣料二疋、砖茶四匣”[38]。对于阎锡山所送的这些贵重礼品，班禅甚是珍爱。2月8日，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派人“来太原躬赍致送班禅礼品六色：计白色大哈达一方、精细砖茶两匣、鹅黄缎袍料一件、乾隆窑五彩菸壶一对”[39]。班禅收受，甚为感激。

（四）从太原到北京的优礼概述

1925年2月24日中午，班禅在晋省护送代表孙惠农，中央迎迓代表董世恩、熙钰等的陪同下启程进京。临行时，太原各界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八钟，班禅由傅先生祠乘黄舆出发。军署军乐连前道，宪兵及陆军全装，马步队前后拥护，直赴车站。各堪布僧官侍从人等，分别乘骑相从。抵站后，由孙道尹陈知事恭候，诣大客厅，阎兼省长率同文武长官迎入。军乐连奏乐，在列陆军，各鸣鼓号，举枪致敬。在大客厅稍憩，进茶点。将届开车时间，阎兼省长躬送班禅升特备之花车。八点二十六分，汽笛一鸣，阎兼省长与班禅握别，车轮徐徐辗转，各长官均脱帽（礼服）举手（常服）欢送。班禅在车櫺举手答礼。车站南端之陆军礼砲，连鸣二十一响，其声如雷，震动遐迩。”[40]班禅一行在太原各界人士的隆重送别中登上专列，沿正太铁路行至石家庄。铁路部门与当地政府在车站扎花牌楼一座，军乐队奏乐欢迎，并在当地最豪华的正太饭店，预留最优等房间多间，以备班禅休息之用。另外，还责成京汉路食堂经理陈玉山特备上等西餐若干份，用来设宴洗尘，此菜肴果馔经再三斟酌后决定，“并备有极美丽之菜单，一半汉文、一半藏文。其菜目如下：（早茶）麦皮粥，火腿蛋，炸鱼，牛肉扒，凉菜，鲜果，咖啡；（午餐）什锦小吃，燕菜鸽蛋汤，炸香桃桂鱼，八宝大酥盒，牛肉托鸭肝，番茄烩鸡青菜，英腿芦笋烤火鸡，奶油沙瓦蓝，吉司，鲜果，咖啡。”[41]在石家庄休息一晚后，转京汉铁路北上，沿途保定、长辛店等车站，均有花楼结彩、军乐演奏，并安设电灯多盏。当地军政长官一律到站迎送致意。

三、临时政府迎接召见之情景

班禅抵京，京华震动。军、政、警各界严阵以待，各社会团体准备就绪。前门站高搭彩楼，班禅行动路线戒备森严，街道商铺悬旗欢迎，就连普通百姓也是奔走相告、翘首以待，整个北京城以一种既庄穆、又喜庆的姿态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欢迎班禅晋京中，临时执政府可以说是做足了功夫，从前期筹备欢迎情况来看，百密而无一疏；在具体欢迎过程中，不仅做得滴水不漏，而且盛况空前。这主要在车站迎接、觐见回拜、社团谒见、欢宴班禅等欢迎程序和礼节中得以体现。

（一）前门西站迎迓掠影

1925年2月25日上午十一点半，班禅专列抵达北京前门站。站内政要云集，肃然以待。执政府代表段宏业、卫兴武及全体阁员，外交总长沈瑞麟，内务总长龚心湛，京兆尹薛笃弼，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副总裁沈学范，警察总监朱深，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等皆着礼服到站恭迎；光绪帝胞弟爱新觉罗·载涛，章嘉呼图克图，法源寺、天宁寺各住持等齐聚迎接；尚有前国务总理熊希龄，铁路警务督办唐在礼等政要在车站食堂大厅静候。蒙古王公台吉、蒙藏院全体职员、蒙藏学校全体学生、京师总商会代表、佛教联合会代表、国民各团体欢迎班禅联合大会代表、各庙喇嘛等数千人列队欢迎；陆军稽查队、京汉局路警、十一师大刀队、警厅保安队等军警在车站内外戒备；警卫总司令部军乐队、警厅军乐队等在场准备奏乐。

各政要均佩戴黄绒质地的佛教“卍”字徽章，各团体代表手拿印有“欢迎班禅活佛及西藏民族大领袖”的黄蓝色方形旗帜，各喇嘛挥舞着印有“欢迎班禅大教师”的三角形小旗。车站内外人头攒动，熙来攘往，中间不乏金发碧眼的外藉人士。满缀黄绫的专列一到，段宏业率先上车致词欢迎，卫兴武、贡桑诺尔布、沈瑞麟等继之，随后阁员喀拉沁等依此入车寒暄致意。须臾，班禅为诸多喇嘛搀扶下车，行于地上铺就的黄布之上，霎时军乐大作，人声鼎沸。班禅旋即“乘黄色一五一零号杏黄色汽车，车内遍铺黄缎，与专车装饰相同。由蒙藏院总裁另乘一辆汽车前导，沿途国旗招展，黄土遮道，军警双岗林立，保护极为周密。与班禅同来之土观呼图克图，即乘二一零五号汽车，位在班禅汽车之后；其次则为各堪布车，共计六辆。班禅汽车，出西车站，经天安门、新华门直抵瀛台。瀛台门前，有松枝扎成‘欢迎’二字之形牌楼，由该处经涵元殿至香扆殿，沿路均用黄毡铺地。班禅至瀛台大门前下车，换乘四人抬之黄绫舆，而至香扆殿。殿内有普渡寺、黄寺、雍和宫三处喇嘛一百零八众，诵念藏经。班禅入殿后，即步入香扆殿之东正房，接见段执政派往慰劳之代表，及章嘉佛等数人，各人则与班禅祝贺新岁”[42]。至下午一时礼毕，班禅因路途劳顿，即行休息。

（二）觐见回拜礼仪剪影

班禅抵京当日，蒙藏院即呈执政府，请示觐见日期。由段执政亲自批示，定于次日（即26日）上午十时接见班禅。蒙藏院立即告知班禅，并呈送觐见礼仪单，以免临时失仪。26日早晨，段执政派出翊卫使四人，到瀛台迎接班禅。届时，班禅车队所经沿线，均有执政府卫队、警察保安队全副武装，分段站岗，加强警戒。九时许，段祺瑞身着燕尾礼服，偕秘书长梁鸿志，侍班秘书周肇祥、王寿彭、杨毓瓒、刘朝望四人，侍从武官长卫兴武，执政府卫队旅长田书年，池文承宣官、杜武承宣官、侍从武官、翊卫使等分乘汽车十余辆，驰赴执政府。凡执事各员，文官皆穿燕尾礼服，戴白色手套；武官著大礼服，有勋位勋章者，一律佩戴。班禅及执政府迎接人员已准时抵达，在接待室祗候。十时，执政府大礼堂内，一切仪注已准备完妥，大礼堂之前面执政府卫队分班肃立，都翊卫使、翊卫使等分侍礼堂两旁，觐见礼正式开始，“文武承宣官入启执政，出临礼堂南向中立。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大礼官赴接待室，引导班禅及土观呼图克图，暨随从堪布，翻译官希尔巴顿鲁布、李璟等，至大礼堂北向立。随从堪布等在班禅之后班立，蒙藏院总裁、副总裁东向立。班禅及随从堪布等向执政行三鞠躬礼，执政答礼毕。班禅趋前呈递哈达，执政亲手接受后，亲回赐班禅哈达。随从堪布等由递呈哈达，由都翊卫使熙钰接受，转呈执政，执政亦回赏哈达，由翊卫使转授。班禅及随行堪布等，均向执政一鞠躬谢。少退，执政入延见室，执政延坐慰问，纵谈一切。班禅等兴辞，又行一鞠躬礼，蓬退。由蒙藏院总裁、副总裁引出大礼堂，送至执政府大门，仍由翊卫使及蒙藏院人员护送至瀛台。”[43]觐见礼严格按照政府礼官处和蒙藏院会同制定的程序和仪节，宾主分明，礼数周全。

依循原有礼节，也出于对班禅的尊重及表示怀柔之意。27日上午十时，段执政在秘书长梁鸿志、侍从武官长卫兴武、都翊卫使熙钰及文武承宣官等的陪同下亲自到瀛台回拜班禅。“车抵瀛台时，段执政及随从人员，皆下车步行。班禅派土观呼图克图、大堪布等在瀛台恭迎。执政至涵元殿，班禅亲降阶相迎。执政与班禅乃偕行，入香扆殿，谈话约三十分钟，由希尔巴顿鲁布及李璟二人翻译。少顷，执政兴辞，班禅偕送至涵元殿阶外。别派土观呼图克图堪布等，送至瀛台而别。”[44]班禅觐见与执政回拜，不只是依循“礼尚往来”的礼仪传统，它既彰显了执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威仪，又突出了班禅地位的崇隆和身份的非凡，同时也传达出政府对班禅的重视程度和真诚态度，其政治意义非常明显。

（三）社团代表谒见侧影

班禅来京前，在京各社会团体为欢迎班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班禅抵京时，各团体派出代表到车站迎接，以示优崇。27日，蒙藏院招待班禅事宜处函致各团体，通知班禅拟定28日接见各团体代表。接到函件的每个社会团体，各自欣然遴选两名代表前往谒见。

28日下午一时许，各社团所派代表一百余人陆续到新华门外号房齐聚，签名领取进入证。二时左右，代表们持证进入新华门，乘车前往瀛台。至涵元殿门前，各代表将自己姓名及所在社团交于门前卫士，翻译室迅速将之译为藏文，呈递殿内。众人由接待人员引导至香扆殿前，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分批接见。门外招待员按名片点名，每批七八人不等，被叫到名字的代表依次晋谒。各代表谒见时均脱帽行礼，班禅亦颔首答礼，并向每人亲手赠哈达一方，以为纪念。接见完毕，班禅即发表演说。演辞首先表达自己来内地与诸同胞会晤，很是高兴；接着强调要真正实现五族共和，就要矢志不渝地爱国，爱国必先驱除私心；最后对各团体在自己抵京时到车站欢迎之举，深表感谢。之后，由总商会代表起立致答词。谒见完毕，代表们陆续告辞离开。[45]

（四）执政欢宴班禅缩影

为了进一步表达政府对班禅的优崇之意，3月2日上午十二时，段执政在六条胡同新陆军部内，特制宴席来招待班禅及大堪布等。按照执政府规定，此次“阁员均陪宴”[46]。届时，各阁员及梁鸿志、鹿钟麟、赵尔巽、汤漪、熊希龄等均著大礼服提前到达，段执政在侍从武官长卫兴武的陪同下赴宴。班禅偕同土观呼图克图、大堪布洛桑、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分乘数辆车而来。班禅车队抵达时，军乐鸣号致敬，大礼官黄开文导入大客厅，执政降阶相迎。宴前相见礼毕，即入席。席散后执政陪同班禅到剧场观戏，京剧表演大师杨小楼（饰霸王）、梅兰芳（饰虞姬）联袂演出《霸王别姬》。翻译官向班禅译述大意，班禅频频颔首，面露欣悦。演出结束，班禅向执政告辞，在军警的护卫下返回瀛台。[47]

四、政府优渥招待班禅之情由

九世班禅进京，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级政府上下联动，竭尽所能优渥招待。不论是京中筹备，还是沿途护送，都是崇隆迎迓、优礼相待。当时，北洋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力空虚不堪。然则，政府还以贫弱之力，倾其而为，其意何为？其中除了沿承历史上活佛进京觐见时的固有传统而外，还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大有关系。

（一）欲示怀柔之意，以坚内向之心

九世班禅素以拥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而著称，其内向之心历来为人们赞誉有加。自近代以来，西藏一直被英、俄等列强渗透、操控，名义上是中国之一部分，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央政府根本无力西顾，西藏实质上处于基本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状态。尽管这样，九世班禅内向之心始终如一。清朝末年，九世班禅多次向满清政府表达觐见之愿，当时由于达赖喇嘛晋京，清王朝以“达赖既已晋京，班禅不宜远出”[48]为由婉拒，但班禅不为所动，“仍恳入京觐见，面奏整顿藏地边防及一切应施政策”[49]。英、俄等列强染指西藏之后，西藏上层分为媚外派和内附派，九世班禅就是内附派的代表。1912年入藏川军兵变，导致西藏暴乱发生，“各处番众蠭起，地方异常糜滥，杀戮华人华兵极为残酷”，然“后藏班禅额尔德尼仍系内向，惟独立难支”[50]耳。1920年2月28日，甘肃督军陆洪涛电称：“藏班禅喇嘛等，颇有向化中央之意，已允派员与政府委员会议藏案。”[51]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班禅进京觐见之愿未能实现，但其矢志国家统一、输诚中央政府的意志没有改变。尤其此次“班禅北来，后藏之倾向中央已可概览”[52]。

九世班禅内倾之志，历代中央政府炳若观火。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复杂，加之国力颓靡不振，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机会、也无能力对班禅施以有效慰藉和激励。尤其蒙藏地区混乱不堪，政府无暇顾及之时，当局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时更应对怀有内附之心的班禅以怀柔之意，“现当蒙藏多事之秋，自应亟谋安抚以固边圉。且藏卫僻处西陲，比年鞭长莫及，久已视同域外。此次班禅活佛来京，尤宜待遇优渥，以坚内向之心，而尽怀柔之策。”[53]此次班禅东来，北洋政府认为是抚慰其心、以坚其志的绝好时机，因之，特令相关部门“筹备招待一切各事宜，典注从隆，询属优厚”[54]。北洋政府的优礼班禅之举，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响应。这里除了其他因素的考量而外，政府仅就班禅本身而言，以优礼之法怀柔之，目的是弥坚其内向之心。1924年5月11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云：“西藏班禅，业抵甘肃，所有招待礼节，鄙意拟请照从前招待达赖喇嘛前例，加以优礼，以怀远人，藉坚其内向之心，消未来之隐患。”[55]吴电之优礼主张和怀柔之目的，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各级政府隆礼迎迓、优渥相待，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加坚定班禅的内附中央之心。“反之，脱政府昧于远识，不以班氏为然，菲薄淡然以从事，纵班氏不以为意，而人内向之心，将不免从此摇夺矣！”[56]

（二）欲树政府威信，亦为国家体面

当时北洋政府弱贫不堪，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国内直、皖、奉等多派军阀各怀心思、各不相谋，周边列强环伺、虎视眈眈。貌若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实则为各方势力分割剥离。中央政府对各路军阀势力尚且难以约束，显得力难从心，更遑论稳定蒙藏边陲，对西藏局势更是掌控乏力，乃招致全国一片怨声。政府于国计民生无多大建树，亦无威信可言，其国家中枢地位摇摇欲坠。当时，中央政府也想树立政府权威，但苦于势力不济、无从着手。好在班禅此次进京，北洋政府认为这是确立威信、呈现国家体面的一个机会，其具体做法就是以依循旧例规制来凸显政府威仪，以崇隆迎迓来彰显国家体面，以优礼招待来扬显政府重视边疆之意。

九世班禅进京途中，各级政府沿途的迎迓仪仗、专使迎护、驻锡地规格、觐见与回拜礼制等礼仪规制基本按照当年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时的仪轨来进行。这样做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班禅的尊崇、对边地的重视，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藩属朝仪宗主”的规制，从而烘托出中央政府之凛凛威仪、映衬出泱泱大国之煌煌体面。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配有“藩属来朝”的资格，才拥有威仪天下的荣耀。其实，树立政府威信和张扬国家体面是一组相辅相成的行为，只有提升政府威信，才能维护国家荣誉。反之，国家体面得以宣示，政府威信自然而然就会提高。北洋政府正是借接待班禅之机欲立威信，也是为了维护国家体面，只不过这种“面子工程”，是用优礼的形式换取而已。“惟为国家体面，笼络班禅，收复西藏计，故亦不可惜费”[57]，不惜费用来招待班禅，既是为国家体面，也是为政府威信；“此次班禅远道入京，段执政为国体起见，不得不加优礼”[58]，优礼班禅，实为“国体”，更是成为政府捞取政治资本和聚集国内人气的重要手段。

（三）欲藉班禅声望，解决藏蒙边事

班禅活佛系统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显赫的宗教地位，历代班禅的博学多识和佛法精深更是赢得广大信众的顶礼膜拜。九世班禅不仅谙熟佛法，而且执持善行、固守志节，在藏区极具声望，深得民众拥戴。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北洋政府时期对西藏管理乏力，但人们对西藏于中国的重要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西藏位全国西南隅……民国改建，遂为五族之一，障藩西南。与我国休戚相共，安危相系，唇亡则齿寒，关系之切，于此可见。”[59]由于英、俄等国势力的介入，加之西藏内部意见分歧、内讧不断，以致西藏随时处于被瓜分的危险。稳定西南边陲、解决西藏问题成了北洋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如何有效解决这一棘手之悬案呢？北洋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解决渠道；一方面寄厚望于班禅，实行有效的内部改革，“然中政府对于西藏未解决之问题，刻颇注意。愿将此事从速解决，数日前曾电谕驻英施使，向英外交部妥商续行开议西藏问题。或在伦敦由英外相葛雷与施公使，我中方另派专使谈判；或在北京由外交部与英使谈判亦可。达赖喇嘛无须派使与议，以免拖延时日。班禅喇嘛自中国共和以来，即矢忠于民国，今又电请政府从速办理西藏悬案，俾其所管辖之境内，得以实行改革计划……”[60]班禅一直内附中央，曾积极向中央政府请求解决西藏问题，加之其在西藏地位崇隆、时望所归，故人们对班禅此次进京颇为重视、寄望甚厚，“班氏此行，关系中国前途极巨。中央能否收复西藏，全视其待遇班禅之礼貌为如何！盖班氏在藏，其地位虽与达赖等，而其操行声望，远非达赖所能及。前藏背叛中央，已逾十年；后藏始终内附者，皆班氏一人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所至。班因不肯背叛中央，致触新党及英人之忌而遭排斥。现彼即离藏北来，即系代表数百万藏人归顺之热忱，为中国完成西陲之领域。”[61]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班禅此次来京是政府处理藏事的良机，是藏人归顺的明证。于是“待遇班禅之礼貌”方面更加谨慎、更为周全。

北洋政府趁班禅来京之机，欲藉其在藏地的声望，来谋划解决藏事的意图很明显。“今吾国政府之欢迎班禅，实际上欲利用此一点。至于手腕与魄力，能否利用之，则需政府之处置如何矣！以目前形势论，政府欢迎之手段，仅在礼节隆重、供应周到上做功夫。”[62]的确，利用班禅声望经略藏事无可厚非，然而缺少必要的“手腕与魄力”，单凭优渥招待，恐怕收效甚微。不管怎么说，政府欲藉班禅威望来处理藏事的政治目的，成了优礼班禅的一个主因。

班禅不仅在藏区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其在蒙古的影响力亦不容小觑。甚至当时“外间盛传外蒙旧势力之王公，鉴于哲布尊丹巴死后，其子不能继承大业，深恐均被新党淘汰，故已派员迎请班禅，藉口维持黄教，速入外蒙。俾由各王公尊其继承活佛，主持教务。甚者或云中央亦有此意”[63]。当然，这些说法似有空穴来风之嫌，然而我们从当时沸沸扬扬的传言中，也可以判断出班禅在蒙古地区的确颇具影响。如果我们了解了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和西藏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实为一脉的历史渊源后，也就不难理解班禅为何在蒙古地区有着如此的声望。然而班禅对蒙古的影响力还远非如此，“班氏对蒙古之关系，亦至密切。蒙古之活佛虽死，而政教大权完全操诸班之弟子两大堪布之手。两大堪布之行止，纯以班氏为依皈，实际上班氏大有支配蒙古之权能。今兹之来，政府如能聊之以情、待之以礼、推之以恩惠，非但班氏及番民之心足餍，虚慭之藏案可决。而蒙古问题，亦不难就班禅之手，而极良好之结果也。”[64]惟班禅马首是瞻的两大弟子掌控蒙古政教大权，足见班禅在蒙古地区的非凡地位。当时，外蒙古在沙俄的怂恿下分裂自治，内部各派争斗激烈，蒙古问题亦成为中央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班禅此来，政府不仅希望在解决藏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也期望在处理蒙事中获其一臂之力。基于这一政治需求，北洋政府对班禅应该“聊之以情、待之以礼、推之以恩惠”，事实上政府也是这般如此，这从班禅进京途中各级政府的各种优礼举动中一览无余。

总之，九世班禅进京途中，北洋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皆优礼相待。这种周到备至的礼遇，一方面是历史上活佛觐见时的传统袭承，另一方面是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使然。班禅一直内附中央政府，如此优礼之，不仅显示怀柔之意，更是坚其内向之心；班禅身为藏地政教领袖，这般礼遇之，既彰显了国家威仪，又能为亟需树立威信的北洋政府加分增色；班禅在蒙藏一带威望素著，此番厚待之，亦对解决纷乱繁杂的蒙藏边事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