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央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我国藏学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藏学界广大藏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离不开诸多专家学者的默默奉献。围绕当下中国特色社会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和“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作者于2019年8月份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首席专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进行了访谈。

郑堆研究员先后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总干事，兼任《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中华大典·藏文卷》项目办公室主任等。其他学术兼职有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西藏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邀研究员等，曾任奥地利科学院访问学者、日本大谷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龙谷大学客座研究员。近年来出版专著（含合著）《世间慧眼·洛丹喜饶传》《这里是西藏》《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西藏农民生活——帕拉村半个世纪的变迁》《藏传佛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读本》《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专题研究》等，主编《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试讲本)》《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第一辑至第八辑）《中国因明学史》《藏传因明研究丛书》《藏传佛教图像学丛书》《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等。发表《达龙噶举派源流及其发展史》《阿底峡在西藏传法历史考》《论阿底峡道次第理论及其传承》等近百篇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笔者：郑堆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笔者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向您进行专访。首先，请您简单谈谈您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科研情况。

郑堆研究员：谢谢你的采访。我1964年出生于西藏历史文化名城江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当地学校学习；1981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间，在西藏大学政史系藏史教研室任教；1988年到北京后就一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多个岗位从事藏学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2016年起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副书记。期间，1989年至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硕士研究生班世界宗教学专业学习；2004年至2010年在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以《阿底峡道次第理论解读》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详细经历在中国藏学网等处都能看到，我就不详说了。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除短暂的教师经历外，几十年工作的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藏学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方面，由于所学专业及兴趣所在，本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藏族历史、宗教以及文化等方面，尤其是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回望几十年的学术经历，聊以自慰的是在藏族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研究方面，都略有心得体会，也有一些文章、著作面世。其中，先后撰写了专著《世间慧眼·洛丹喜饶传》及合著《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藏传佛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读本》《中国因明学史》等13部；发表出版了译文译著10多部（篇）；在专业核心期刊和CSSCI等期刊上发表“略述达赖转世制”“西藏民间宗教与佛教思想关系研究”等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近百篇。

笔者：您作为藏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学术影响力突出的杰出专家和学科带头人，能简单谈谈您个人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吗？

郑堆研究员：在项目方面，我在工作期间参与了一些在藏学研究领域甚至在国家学术领域都有一定影响的项目和课题的研究、管理工作。曾先后主持或独立完成了国家级、中心级科研项目30余项，获得了10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奖。比如，先后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其中《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报告》获得了许多专家和领导的高度肯定，认为“该《报告》将学术和政策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创新观点和政策建议，填补了多年来该问题研究的空白，是一项优秀的学术成果”。该课题成果曾荣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科研成果特等奖。”；在完成2001年度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课题之后，2002年在原有成果基础上，展开了“藏传佛教佛学院高级学位授予办法专题研究”课题的工作。由课题组草拟的《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曾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一项学术性、政治性、政策性融于一体的研究课题”。这两项科研成果不仅对全藏区的学经现状进行了一次普查性的调研，总结了一些新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对佛学院的学位与传统寺院的学位提出了一些建议，即佛学院可以仿照国民教育体制授予类似于博士、硕士等的学位，经研究讨论后来学位名称正式确定为“拓然巴”，而传统寺院则保留原有的学位制度；2008年牵头完成了《构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促进西藏及其他藏区长治久安的调研报告》，曾被有关部门吸收采纳。2015年主持完成了《藏传佛教僧尼状况研究报告》，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的肯定和批示，荣获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

另外，先后参与和主持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藏传佛教史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贝叶经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等项目。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奖；一些调研报告还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性批示。自己能够为藏学研究尽一份力，为国家文化繁荣兴盛做出了一些努力，感到很欣慰。

人才培养方面，自己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自担任宗教研究所所长，特别是走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岗位后，很重视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对于藏研中心的人才培养方面，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项目培养人，通过藏研中心老一辈学者的带领和指导，以“传帮带”的方法，让青年学者参与到项目论文的写作过程之中，在项目中进行人才的培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通过让他们攻读学位和进一步深造的方法进行人才的培养，目前也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三是通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的联合博士点培养人才。自2003年双方联合启动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工作到同年7月正式获批，2004年首批民族学博士生进校至今的17年里，藏研中心和西南民大通过“双导师制”①双导师制：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的两位导师，共同培养博士的方法。联合培养方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仅我和西南民族大学万果教授联合指导的“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研究方向”累计培养了藏学博士50多名。其中大部分博士已走上工作岗位，并在教学和科研的一线岗位上，正在发挥着作用。

笔者：您作为一名藏学研究者，能否简单谈谈您对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目前国内外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现状和未来趋势。

郑堆研究员：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是藏学的真正发祥地。“藏学”（Tibetology）的概念是19世纪初，由匈牙利学者乔玛首创的，从此成为了以我国藏族和藏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专有名称。现代藏学是以藏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同时兼及自然科学部分领域的一门集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

对于现代中国藏学而言，它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在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中发展壮大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五个历程：

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毛主席就要求进藏官兵注意尊重和研究藏族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化等。始终强调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也为现代藏学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理论指导。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李安宅、于式玉等学者即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报告，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对西藏的社会状况，如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等进行调查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基础性的工具书，如《格西曲札藏文词典（附汉文注解）》（1957年）、才旦夏茸编纂的《藏汉词汇》（1955年）等，为藏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资料。虽然这一时期培养的藏学人才规模不大，但是我们从那时呈现出来的成果可以看到，藏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2.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变革期（1959-1966年）：历经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现代中国藏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由于学术资源的公众化、社会调查的不断深入，使得开展藏族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等学术研究拥有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相继开设藏语言文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藏族本科生，以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用现代科学和方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

3.改革开放之初现代藏学研究复苏期（1977-1985年）：改革开放之初现代藏学研究经历“文革”后，重新得到了复苏。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可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藏学恢复发展的标志。1981年6月和1985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正式成立，使得藏学走上了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表了约3500篇藏学论文，出版了350多部与藏学相关的著作。

4.现代中国藏学的快速发展时期（1986-2012年）：1986年5月20日，随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藏学研究事业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藏学研究机构后，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使得藏学研究队伍得到了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藏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的超强队伍。同时，在1986年1月台湾“西藏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藏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先后出版了众多藏学相关的论著。这一时期的中国藏学研究工作不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科建设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藏学人才不断增多，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新时代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新发展（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思想，把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兴藏的新实践。中国藏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献计出力，助力藏族地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同时，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南亚大通道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力度，助力全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藏学研究者通过对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中国藏学的研究不仅在保护藏族优秀文化，也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对于国外藏学而言，它的起源大致上有四种：一是国外学者对西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其进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学派；二是各国因本国的各种需求对西藏进行直接研究，逐渐形成研究体系；三是早期的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对西藏进行研究；四是由印度学的研究逐渐分出藏学研究支派。如今中国藏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公认的世界性新兴学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而国外对西藏地区及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公元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他们对西藏地区和藏族的介绍、描述，成为了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2.国外藏学的诞生。国外藏学最早起源于欧洲，是从印度学研究中派生出来的。由于欧洲人与印度人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和语言上的共性，使得他们对印度学的研究情有独钟。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发现印度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经过几次大的更迭后，很多文献资料未能保存，而这些却几乎收藏在西藏。于是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涉足了藏学研究领域。欧洲学者对藏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乔玛正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而《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的出版，标志着西方藏学的诞生。

3.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而它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长期觊觎中国藏族地区。而随着殖民主义的侵略，导致了藏文文献的流失，这些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使研究藏学和藏族几乎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4.国外藏学的发展。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随着一批人员出逃流亡，并带走了大量的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此后所谓的“流亡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一些基金会、财团等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相继出现，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中国藏学界也迎来了对外开放，加强中外学术交流的新时期，国内外相互的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前来北京、拉萨等地参加藏学会议。同时，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出版发行。通过上述活动，不仅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

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藏传佛教研究工作的一名学者，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有何感悟？

郑堆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藏传佛教研究工作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健全藏传佛教研究的学科体系，提高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水平，继承和发扬这一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是时代赋予每一位藏传佛教研究者的责任。打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的学科基础，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作。

从党和国家治理西藏、做好藏传佛教管理工作的角度而言，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藏传佛教，挖掘其教义教规中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尤其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内容，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藏传佛教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需要，也是党和国家要求在“导”字上下功夫的一种需要。突出藏传佛教研究的现实意义，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时代性工作。

笔者：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

郑堆研究员：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既要遵循一般的学术研究的理论和规律、注重学术属性，又要强调政治属性，注意宗教研究的政治导向，不违背党和政府的宗教理论与政策。藏传佛教的发展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所有参与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必须熟悉国家相关理论、政策规定。在此前提下的研究，方能保证政治正确，才能保证学术研究为现实、为国家服务。

既要注重外延研究，又要强调核心研究。核心研究是藏传佛教的教义、内涵、精神等研究，外延研究包含宗教人物、建筑、艺术、文献、历史、制度、仪轨等，属于文化范畴。当今，藏传佛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然而，目前作为文化事业之一部分的藏传佛教发展、研究，尚缺乏相应的系统设计，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全面厘清藏传佛教在国家政策规范管理下的演变过程，全面分析国家宗教政策对藏传佛教发展的影响，藏传佛教研究者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为其提供更为系统、科学、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显得极其重要。

既要利用外围资料，又要利用原始文献。藏传佛教原始文献包括藏文、梵文等方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外围资料包括第二手资料、其他文种的资料、实地调研资料等。原始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而言，卷帙浩繁、容量巨大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对于其他一些宗教研究，其为学术研究提供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而外围资料的搜集与利用，比如外文资料的使用、实地调研资料等对学术研究来说，是使藏传佛教研究更加丰富完善、更接地气，与国际学术接轨等等，都是学术界应当努力做到的。

既要结合佛教理论，又要应用学科理论。佛教理论属于佛教自身的理论体系，学科理论是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对藏传佛教在国家软实力、国家影响力方面的地位、作用、途径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藏传佛教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从而全面、准确评估藏传佛教发展现状，为国家制定藏传佛教政策提供准确的咨询意见，也为藏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初步的参考指引。

笔者：作为2017年西南民族大学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请您结合项目谈谈该课题的选题价值。

郑堆研究员：藏传佛教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其传入雪域高原与原始宗教苯教的斗争与融合，还是经“祖孙三法王”的大力倡导与扶持得以在吐蕃王室及西藏广大地区立足发展；无论是朗达玛的“灭佛”使其受到重创而进入暗黑的“法灭时期”，还是后来经过“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得以再度兴盛，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广大区域弘传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派；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脉络也因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起起伏伏而有较好的发展期和低谷期。回溯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说明其发展状况不仅仅与其本身有关、与国家的发展相关，而且与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密切相关。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藏族社会、藏族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藏传佛教的研究，受到历朝历代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传佛教研究相关成果更是令人鼓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地处“一带一路”中间地带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扬其长、避其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其纽带和文化凝聚的作用；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从各个层面可能对藏传佛教产生的影响，等等，都已经成为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对宗教的需求显得较为强烈。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还是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表现形式和需求程度不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前我国信教群众数量众多，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因此，宗教管理在本质上既是宗教问题，也是与广大信教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宗教本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问题。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探讨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与新时代、新思想、新形势的契合，更好融入时代发展潮流，正是“‘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课题的出发点，也是该课题选题价值之所在。

笔者：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着怎样的文化地位？

郑堆研究员：“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可以借此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也可以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发挥作用。要彰显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首先必须从我做起，培育自己的特色文化。这就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特色文化的藏传佛教文化提供了机遇，藏传佛教文化可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形象，寻找展示文化特色的平台，发挥自身作用。

古代的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的走向是相同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主要的宗教传播通道。佛教出家僧人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亚洲各地传播宗教的旅行家，佛教传播自然与古代商业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也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并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北传佛教或称大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丝绸之路也有“佛教之路”的美誉。不仅佛教如此，以后的摩尼教，甚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往东传播开来的，其他如祆教、景教、道教、天主教等也在丝绸之路上得到传播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藏传佛教除了发挥其文化优势，还要融入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发挥应有作用。由于藏传佛教文化是联结古代丝绸文化的重要纽带，不仅彰显了佛教中国化成就，也彰显了其自身的包容性品质。藏传佛教既是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俗的宣传、连接和互动等功能，也是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具有独特的思想、仪轨、艺术等内涵。在河西走廊，寺院、石窟、石刻、造像、壁画等丰富多彩，其中包含着很多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丝路文化的形成和弘扬增添了特色和途径。所以，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青海道沿线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和建筑，无不承载和展示着独特的丝路文化，无不传承和彰显着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这既是丝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表达。

笔者：您能否简单谈谈藏传佛教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作用？

郑堆研究员：藏传佛教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主要发挥纽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必须而且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使藏传佛教文化成为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元素，使人民群众能够欣赏和领略藏传佛教的文明成果，也要使藏传佛教文化能够发挥纽带和亲和作用，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认识和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风采，推动和化育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我们随处可见文化艺术的历史杰作，包括寺院建筑、石窟艺术、精彩的雕刻、精美的壁画，可以看出其中不乏藏传佛教文化的杰出作品。这些文化艺术，不仅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张扬着不同文化的个性；既在弘扬文化，也在化育文明，在不同的民族和人群中引起共鸣。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藏传佛教文化应该具备和需要的内容。

笔者：随着社会发展，藏传佛教面临着与当今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您认为当今藏传佛教应如何坚持中国化方向？

郑堆研究员：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时期藏传佛教的自身面貌总体上是健康的、积极的；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同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藏传佛教的宗教团体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提高道德情操、追求向善目标等具有化导作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内容可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参与中华文化建设，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可以发挥文化交流交融中的载体作用，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内涵，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用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的实践。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我国宗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要求，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坚持适应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需要的发展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积极力量。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更深更广的内涵，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

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不是空洞的、虚无的，而是具体的、实际的，也是历史的、未来的，需要以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基本原则，以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根本保障，以加强自身建设为主要途径，以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发展方向，以开展教义阐释活动等为主要抓手，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笔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

郑堆研究员：本课题紧扣藏传佛教发展这条主线，围绕新时期藏传佛教发展现状、未来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服务于国家建设等三个核心议题，以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区及南亚地区以及北美为主要样本对象，以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采取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比较分析、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藏传佛教发展现状典型样本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对藏传佛教发展进行科学评价，分析藏传佛教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主要障碍，总结归纳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成效、问题和模式，提出藏传佛教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方法与措施，从而为藏传佛教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藏传佛教现状概述。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并结合媒体报道等方法，从教派传承、教义、僧尼人员、信众等多方面，分析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现状，分析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当前宗教政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从而厘清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或高开或低走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而论证妥善处理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为引导藏传佛教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理性的思考和理论上的帮助。

第二，藏传佛教文化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以及文化上的适应与融合。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以外地区尤其是在内地的传播过程中，必须根据传播地区文化进行适当调整，主动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在与当地文化适当融合的前提下保持协调。这种适应与融合，也是藏传佛教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对此，“‘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通过田野调查、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以外地区传播过程中的情况，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阐述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在弘扬、传播过程中与传播地区文化及信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

第三，藏传佛教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南亚地区是我国战略大后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南亚地区几个国家与藏传佛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将藏传佛教文化作为纽带，可以在南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发挥其优势。本研究从应用政治学、宗教学等相关理论，梳理藏传佛教与“一带一路”南亚建设间的关系，分析南亚国际政治形势对藏传佛教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提出对策和建议。

第四，藏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与路径。通过对大量学术文献的梳理，比较国内外宗教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广泛收集宗教发展的典型样本，在完整、全面准确理解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基础上，提炼出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藏传佛教与政治、藏传佛教与文化、藏传佛教与商业化、藏传佛教与世俗化、藏传佛教与现代化等几对重要关系，探讨新时期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发展进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复兴服务的思路与路径，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发挥藏传佛教文化功能，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

笔者：“‘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

郑堆研究员：课题希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深入分析当前藏传佛教发展现状。这一内容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提出政策建议的根本前提。只有全面了解藏传佛教在各地区（包括藏族聚居地区及其他地区、国外）的现状，才能发现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才能为藏传佛教未来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提供思路和路径；只有全面深入了解藏传佛教在境外的传播现状，才能发现藏传佛教境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判断、提出可行的对策。为了了解藏传佛教的发展现状，本课题将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进行叙述与评估，归纳总结出有利于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思路，提出可行性建议意见。

2.总结藏传佛教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本课题通过调研、文献分析，个案研究、典型案例分析，收集藏传佛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经验、障碍、特点等，初步探索出一些藏传佛教在适应社会主流、适应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主要发展模式、主要做法、主要经验，初步建构起藏传佛教发展现状的评估方法、评估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藏传佛教的管理制度、管理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3.藏传佛教服务国家建设的模式。藏传佛教不是空中楼阁，藏传佛教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而存在，它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藏传佛教发展如何与社会和谐发展、如何参与国家建设事业，是学术界包括藏传佛教界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过去学术界从理论层面总结不够，没有从理论高度予以归纳、提高，也没有从实践层面提出路径与方法。本研究试图从“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出发，研究藏传佛教参与国家建设的途径、载体、策略等，为藏传佛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笔者：您觉得本课题内容上的创新之处是什么？

郑堆研究员：内容上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我们的研究必须致力于为藏传佛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2.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与现代化相适应是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适应仅仅靠藏传佛教自身无法自主完成，需要引导和规范，需要形成引导藏传佛教主动参与的模式。对此，藏传佛教内部需要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形成共识，学术界也必须从历史与现实对比的高度，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做出努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高僧大德的引领作用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3.本课题认为管理政策、管理模式创新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与传承的重要保障。依托我国政治优势，做好藏传佛教发展建设的规划，为藏传佛教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指导，对避免藏传佛教无序发展，解决当前藏传佛教中的各种问题，会有极大帮助作用，也有利于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4.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的研究与管理需要制定明确清晰的管理政策，在政策范围内允许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主动创新，消除地方政府或管理部门的后顾之忧。

笔者：“‘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可行性如何？

郑堆研究员：本选题依据“课题指南”而设置，符合国家关注的重点方向，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研究设计规范、研究步骤合理、研究框架合理清晰。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对策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子课题相互呼应、层层递进，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研究方法为常见研究方法，课题组成员经验丰富，统计与分析方法有专业人士协助，确保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高质量。

笔者：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为年轻学者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郑堆研究员：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研究者，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需要掌握多门语言，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此我提四点建议：

1.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也要有关注现实问题的敏锐度。藏传佛教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发展模式，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藏传佛教的转型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国家政策的完善、教义的规范，仪轨的变化、僧侣的培养、高僧大德的感召力及影响力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若想要在这些方面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需要有十年面壁坐冷板凳的决心和勇气，需要通过长期的搜集资料、案例分析、总结归纳，才有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2.语言是桥梁。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研究者需要掌握多门语言，比如藏语、汉语、英语，以及日语、德语甚至梵语、印地语等。面对当前中国进入高速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宗教的需求较为强烈，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还是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都是如此。加之，藏传佛教具有世界性、多民族性等特点，近几十年的“西进东渐”发展趋势，无论是在亚洲地区，还是欧美地区，藏传佛教的影响力、接受度都越来越大。所以，作为一名研究者要掌握相关的几种语言文字，特别是藏语文功底必须要扎实。

3.在掌握藏传佛教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目标。藏传佛教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工程，它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且还涉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特征。所以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研究领域，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目标。

4.文献资料研究和实地调研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藏传佛教研究者需要在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除国内各地藏族地区外，国外如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收集到的相关田野资料，比较系统、完整地去了解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尤其要结合当下藏传佛教的发展趋势、社会需求，为探究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提炼出一些有理论依据的新观点，有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