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241)

曾巩不仅在古文方面颇有造诣，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对历史和史学也多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其《南齐书目录序》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明代古文家茅坤曾评价说：“记史家得失处如掌。”〔1〕章学诚(1738—1801)却认为曾氏此文得失参半，称：“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此篇之得要领者，盖其窥于本原者深，故所发明，直见古人之大体也。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为南齐一书而作，其说洵然。第文笔不免稍冗，而推论史家精意，亦有未尽”〔2〕。于是他对《南齐书目录序》加以“删订”，彰显出两位相距近八百年的古文家、史学理论家在文心史意方面的异趣。

一、对《南齐书目录序》的删订

北宋嘉祐五年(1060)，曾巩应召编校史馆书籍，至治平四年(1067)，历八年之久。《南齐书目录序》即撰于此时。经查，《南齐书目录序》一文，不仅曾氏文集、全集中有收，而且载入各种文钞、文选，好在版本虽多，且文字有个别出入，却并未影响文义〔3〕。章学诚删订此文的具体时间与所据底本俱不可考，因此，姑且根据校刊精良的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松龄刻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与《章氏遗书》中的删订文进行对读，辨别异同，以不至“以辞害意”为准。下面录曾巩原文：凡章氏删去文字，加双删除线；增加文字者，在增加处加方括号，首著“增”字，后为增文；如更改文字，则加下划线，后着方括号，首著“改”字，后为改文；若有增有改，则著“增改”二字。示之如下: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改：今】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增改：而《隋志》著六十卷者，连序目也。《北史·许善心传》云，其父亨有《齐书》五十卷者，《隋书》已不著录。《隋志》所著为正史者，江淹有《齐史》十三卷，刘陟有《齐纪》十卷，沈约有《齐纪》二十卷，今俱不传。度其卷数，并是未全。吴均有《齐春秋》，王逸、萧方等并有《齐典》，而又著于编年之部。则《齐书》之完备者，特萧子显一家而已。】

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改：为】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改：殊功伟绩，亦】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改：行】，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改：为】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增：四者具备】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增：《周官》大小内外诸史，可谓备矣。然皆辞命记注之职，未有任作史者。圣人以为非常之才不恒有，职司谨守故事，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可于时百执事之中，设专官以期必之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改：帝典】者推而明之【改：撰而述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改：岂独传其迹耶】？并与其深微之意而【增：亦】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增：一以贯之】。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改：俾诵习者，如出乎其时，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改：使向之四者，有一不具而能之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改：其】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改：获麟绝笔以还，左氏不免诬夸，史迁是非不能无谬于圣，盖理疏，则气胜而见奇；质薄，则文长而生色。其于四者，非竟无所得，得而不全，全而不能充其量之所极至也，是岂心思才力之所有限哉。盖圣贤之高致，左马有不能会心于微，而显示于后者矣。后世之史，其视左马之见奇而生色，已如九天，况敢议其他乎？然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约《宋》收《魏》之书，虽难语于中人而上，第就其所得，尚足成一家言。】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改：至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雕琢，其更改破碎之变尤多，而文为最下。盖萧齐立国，不逾二纪，用武不如刘宋之强，文彩不敌萧梁之郁，质之不存，文于何附？而选述又适不得其人，宜其皆无取也。】【增：然七帝二十四年，事迹粗在，于是当附《南史》并存，待其人而笔削者也。】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增：谨序目录以上。】①

二、基于“清真”理念的重订

《南齐书目录序》之删订，最直观的改变在文章风格。作为一代文宗，曾巩在唐宋诸家中别具一格。曾肇《行状》称：“其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者惫精覃思，莫能到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3〕林希《墓志》也赞其“句非一律”，“开合驰骋，应用不穷”，“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3〕。这种“上下驰骋”的面貌在《南齐书目录序》中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行文可谓起伏跌宕，在层层衬托、数擒数纵之中传达出作者之意。例如，为了得出“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的论点，曾巩以司马迁为主要批评、论说和衬托的对象，先褒之以“可谓奇矣”，复贬之以“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再褒之以“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又贬之以“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擒与纵之间，不仅消褪了司马迁头上的“良史”光环，而且以之为衬托，“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的结论得以自然流出，不见痕迹。再如，为了得出为史者“必天下之才”的结论，全文反复从正反两个方面吟咏“其明”“其道”“其知”“其文”四条标准，致意再三，使得文章之气愈出而愈弘肆。

曾文之“驰骋”经章笔删订后荡然无存。如前所示，章学诚通过删削繁文、虚词，直接降低了曾文辞彩的浓度，也削弱了文意的流动；通过改变句式，转换表达方式，达到了放慢节奏、抑制情感，收敛文气之效；通过增加考证性和论理性、思辨性文字，增强了文章的书袋气、玄学气。总之，在章学诚的删削、增改之下，曾巩《南齐书目录序》一文由繁丽而朴素，由跌宕而平和，由直观冲击而理性论说，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学风格。“文心不同如面”，风格的变化体现出以史学为专门的章学诚之独特古文观念。

章氏论文，力主“清真”。何为“清真”？这一范畴最早大概出现在李白的诗中，其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4〕，“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4〕，表达对自然、质朴的崇尚。章氏之论即由此而来，并推衍至对诗文的评论，其言：“昔李白论诗，贵于清真，此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故至今悬功令焉。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5〕。主张诗文写作，应以“得于中”之“学问”的表达为主旨，而不可将文辞之工作为目的。他又解释道：“清者，气不杂也；真者，理不支也。”〔5〕将“清真”分而言之，“清”以述文气，“真”以达文理，所谓“不杂”与“不支”，强调的都是一种唯一性、纯粹性，要求作诗撰文始终以表达“学问”为目的，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此，不可稍分心于文辞，否则就会扰乱文气、芜杂文理。这是一种极端的“尚质”文论。

章学诚还认为临文之际需具“文德”，这可视作对其“清真”理念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文德”说要求在撰文之时始终保持“敬”与“恕”两种态度：所谓“敬”，非谓“修德”，而是要作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防止文气“一往不收之流弊”；所谓“恕”，也非指道德层面的“宽容”，而是要求执笔者深切了解古人之“世”与“身处”，“能为古人设身处地”。只有坚持这两条原则，作者才可于临文之时气平而情正。章学诚关于“气”之检摄的理论，似与韩愈和柳宗元之文论相关，其言：“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5〕韩愈之言出自《答李翊书》，原为：“吾又惧其杂也，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6〕。所言“拒”与“察”，针对的是“气”的“杂”，但确定醇正之后，“气”则不妨“肆”。“肆”很有“纵”的意味，与章氏文章观存在明显相悖之处。“喻气于水，言为浮物”，也出自此篇，其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6〕。这就是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气盛言宜”论，即“气”兴盛了，则为文时语句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下就自然能够适宜，这与章学诚约束“气”的见解亦相去甚远。柳宗元之语出自《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原为：“吾每为文章，未尝敢轻心以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7〕这是要求以一种严正的态度去写作，不能有所轻忽、懈怠、昏昧、自傲，否则会使文章浮滑、松弛、杂乱、傲慢。有学者指出，与韩愈论文气着重于“饱满、昂扬的一面”不同，柳宗元则着重于“严肃、检摄的一面”〔8〕。可见，章氏提出临文之际检摄心气的立论主要源自后者，前述对韩愈观点的引用更多是一种断章取义。

上文已经提到，曾巩文风与韩愈相近，有“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以及“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云云；而章学诚论文，表面上宗尚韩、柳，实际上非韩而是柳。由此愈可见出两位古文大家在审美方面的异趣。章氏品评曾文而持如此理念，自然会得出“文笔不免稍冗”的结论，再施以删订之笔，刊落浮文必多②。

从知其“世”与“身之所处”的角度来看，曾巩生长于11世纪，由于开放、包容的政治与思想学术环境，文人士大夫对于政治、对于天下往往富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或在风云诡谲的政治舞台辩论、竞进，或在草野江湖尽情游览、抒发。写《南齐书目录序》时，曾巩正应召编校史馆书籍，其得意之状在王震的《元丰类稿序》中可见一二：“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异時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环玮，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方是时，先生自负要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3〕章学诚则主要生活在18世纪，彼时文学衰退、朴学风靡，思想遭极大之钳制〔9〕，其论文尚质，与此时风气恐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曾巩的幸运，自许继校雠绝学，却没有机会跻身校雠之职，只能时时奔走求食于四方，遂有谓己文“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之言。这篇删订之文，多是有关史学见解的阐发，虽然很难见到老杜式的“沉郁”，但足以想见当他重订这篇校雠之文时，其胸中的块垒是怎样消弭了文气的恣肆与奔放。

三、对史学演进的不同认知

章学诚自谓所以删订之由，一在于文笔稍冗，上文已述；一在于对史家精意言之未尽。以下试论之。

曾文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提出评定良史的四个标准，即“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并以此衡量历代史家之良窳、史书之优劣。他认为，两汉之前，执笔者都是圣人之徒、天下之士，具备撰史所需之明、道、智、文，故而笔下的历史往往能够揭示出“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以为鉴戒，从而成为至上之史；而两汉以来，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为史者”距圣人之徒与天下之士“去之远矣”，“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更是不值一提。

相较之下，章学诚更为客观和冷静。他虽然没有否定孔子之后修史者及所修史书存在缺失，即便是左丘明与司马迁也“不免诬夸”“不能无谬于圣”，但他总能洞察到常人所不及的地方，提出后史“非竟无所得”“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第就其所得，尚足成一家言”的见解。即使对备受诟病的魏收《魏书》与沈约《宋书》，他也能够因其“别识心裁”而较为客观地谓之“一家之言”。

由上不难看出：曾巩、章学诚虽然都将三代六经悬为后世史家之鹄的，作为最高且无法企及的典范，但二人在对中国史学演进历程的认知方面存在差异。曾巩大体循着“古之良史”的显隐轨迹，将中国史学的演进分成两个阶段，即两汉以前的黄金时代与两汉以来的“为史者去之远矣”时期。章学诚虽然也遵循这种历史退化的理念，奉三代为史学的“黄金时代”，以“六经”为史学的源头和典范，但他将史学中绝的节点推迟至唐初的开局设监，把汉魏六朝视作史学承“诸子之遗意”以“成一家之言”的阶段。章氏对“一家之言”史学的概括和塑造，赋予史学更为现实的标准，从而将为史者从乌托邦想象中、从经典的笼罩和压抑中带出，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因此，其判断较之曾巩显然更具卓识，可谓后见之明。

“一家之言”史学是章学诚从对“诸子”的理解和感悟中得来的。其论诸子，或多或少受到刘歆、班固以及《庄子·天下》篇的影响，而对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说最为服膺。他说：“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由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5〕通过借鉴这种考镜学术源流的方法，他进一步考察了诸子兴起的过程和背景，指出：诸子之学出于周官典守，其兴起是“官失其守”后的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的结果；和“官师合一”时代的“大道备于六经”相比，诸子虽然“不衷大道”，但也并非对“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是能够通过“得道之一端”以树立“一家之言”〔5〕。这是将诸子视作“一家之言”的源头和典范，认为他们虽然无法如三代经典一般得道之全，但至少保留了会“一端”而通大道的可能。这就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新的但却更为可行的治学思路，即师法诸子遗意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通过删订曾文而形成的对汉魏六朝史学的评价，就是立足于这个标准的。

此外，他还指出：“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5〕，又讲：“马、班而后，家学渐衰……特立名家之学起……六代以还，名家复歇，而集众修书之法行”〔5〕。可见，在章氏看来，汉唐之间“一家之言”的史学形态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马班“家学”与魏晋六朝“特立名家之学”的区分，即“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体现了在“家”的确立方式上的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区分不大，都具有一家之宗旨，所以有时这两个阶段也被并称为“家自为学”的时期〔5〕。但随着史馆的设立以及集众修书之法的推行，史学遂告中绝。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史学史中构建出一个家学时代，实际上寄寓着某种学术理想与现实目的。向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自命的章学诚从校雠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从《七略》到《四库全书》分类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学术的衰落。《七略》以“家”为类，而《四库全书》之集部却不可部居，文集的出现正是诸子风衰、学不成家的结果与表征。章学诚说：“自唐以前，子史著述专家，故立言与记事之文，不入于集，辞章诗赋，所以擅集之称也。自唐以后，子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议，史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亦著述之一大变也。”〔5〕而要复兴学术，就必须提倡家学，倡导学有宗主，于是有“申郑”之举。他称郑樵《通志》“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又说：“《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5〕。《通志》的“事实”多沿袭“旧录”，考核常有粗疏，但其真正的价值不在此而在彼。

他还以“豪杰之士”的名称来赞美那些逆势而动的史家群体：“马、班而后，家学渐衰，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5〕又说：“文集者，诸子衰而后起也。然气运既开，势必不能反文集而为诸子，惟豪杰之士，能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则文体万变而主裁惟一，可谓成一家言者矣。”〔5〕“豪杰之士”总是出现在学风“既衰”“渐衰”之后，带有逆境之中力挽狂澜之孤胆英雄的色彩。他说：“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5〕，将历史上和当下那些能够“自得师于古人”的人称作“豪杰之士”，这种做法与当时追逐风尚、缺乏自主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体现了章氏对现实的关怀。“豪杰之士”语出《孟子·尽心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10〕章学诚曾用这句话来激励其清漳书院的弟子们，并简化为“豪杰之士，虽无所待犹兴”〔5〕，这是在提倡一种学术上的英雄主义，提倡继承“诸子之遗意”的“一家之言”。

总之，章学诚删订《南齐书目录序》时正贯彻了这种“一家之言”的史学观，他在曾巩对中国史学演进之认识的基础上，对两汉六朝史学给予了新的评价。可以说，虽然二人对“黄金时代”的崇尚和信仰并无区分，但章氏更能把握历史发展之大势，从而认识和运用其中的“不得不然”。如评价左丘明、司马迁的“不免诬夸”“不能无谬于圣”，就不只是贬低，更为一种开脱。只有认清历史大势，明白个人对历史的无可奈何，才不会逆势而动或坐以待毙，才能积极地有所作为。章氏提炼出“一家之言”史学的意义与价值，或许就在于此。

四、“待其人而后行”理念的注入

章学诚删订《南齐书目录序》时有一处十分重要的增文：“《周官》大小内外诸史，可谓备矣。然皆辞命记注之职，未有任作史者。圣人以为非常之才不恒有，职司谨守故事，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可于时百执事之中，设专官以期必之也。”结尾处论及萧子显《南齐书》，则删去曾巩对良史的重要呼吁——“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而增补道：“七帝二十四年，事迹粗在，于是当附《南史》并存，待其人而笔削者也”。这两处文字共同表达了章氏史学的一条核心理念，即“待其人而后行”。这种观念在《申郑》《答客问》《书教》诸篇中得到更为详尽的敷演陈述。其中《书教下》篇言：“《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5〕此与上引删订文显然具有密切关联，“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句则是对曾文之化用，可见后者对前者内容的进一步提炼。可以说，曾巩原文只是一味地强调良史的重要，徒然感慨后世史学的倾颓；章学诚则添加了“待”的内容，从而为后世史学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章氏“待其人而后行”的思想大致包含这样几个要点。首先，史学要区分“记注”和“撰述”，这是此一思想的理论前提。所谓“记注”，是指以保存史料(“藏往”)为目的，通过严格的、一定的程序和法则对档案史料进行整理、条理分明且“赅备无遗”的史籍形态；所谓“撰述”，则是在“记注”的基础之上，本着经世致用(“知来”)的宗旨，“抉择去取”而无一定之法的史籍形态〔5〕。“撰述”是史学的最终目的，即“待”的目标；“记注”则是史学的前期准备，是所以“待”的方式。“待其人而后行”，就是要平日做好“记注”的工作，以等待“其人”出现而施加“撰述”的手段。和“撰述”相类的概念，又有“著作”“独断之学”，属于史学的高级形态；有时干脆会把这种形态的著述称为“史学”，而将其他著述形式如“史考”“史评”“史纂”之类排除在外。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追求极端完美的史学观念，催生出“待”的理念。

章氏之所以提出“待”的理念，也源于他认识到史才亦即撰述之才是“不世出”的，是不可“期必”的。唐代人郑惟忠就曾提出过史才难得，刘知几回答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11〕。曾巩则指出良史的四条标准，认为两汉以来无一人可称良史。章学诚接纳并内化吸收这些观点后，又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他在《史德》《文德》《质性》等篇中对刘知幾所言才、学、识“三长”予以补充和完善，并提出：“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如若责全求备，则撰述之才需有史识、具史学、知史法、得史意，如此方可谓在史家素养论领域达到的新高度。基于这样的要求，章氏多次感叹史才之难得，如称郑樵为“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5〕，在邵晋涵死后则说：“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识，有才有识如此，而有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岂不重可惜哉？”〔2〕这仅仅是就史家之一种素养来说的，可见数长兼具的史家之难得。

既然“待”的必要性如此显著，那就要“职司谨守故事”，不可妄言著述。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无其才而妄言著述的现象比比皆是，章学诚曾指出：“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5〕。在章氏看来，唐代“开局设监”却擅称著作，“名其书为一史”，以致后世学者不知分别而“误承流别”，最终导致史学中绝。“开局设监，集众修书”应“纂辑比类”以成“整齐故事之业”、存旧藏往记注之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而不用标别家学，决断去取为急务……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5〕。

他还以书法作比，称：“钟、王不世出而双钩不绝于天下，则谨守故迹以待神明于钟、王之法者变而通焉；左、马不世出而掌故不绝于天下，则整齐故事以待神明于左、马之才者笔而削焉；此则自然之理也。乃今之言书法者不废双钩，而矜文章者耻言掌故，动以作者自命，不肯谨拾闻见以待其人，是犹不能书者，见元常之巧妙，窥逸少之雄奇，而思奋笔追纵，以谓变化由我也，其不同于画墁也者，亦几希矣”〔5〕。其中“矜文章者耻言掌故，动以作者自命，不肯谨拾闻见以待其人”一句话道出“妄言著述”现象存在的内在缘由，即“耻言”与“不肯”背后的那颗好名之心。为此，章氏特意为“府史”即“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正名，指出“府史”之史与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御史之史没有异义，“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5〕。又为“比次之书”正名：“拟之糟粕与粪土”，“非贬辞也……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5〕。将“先王之旧典”称为“比次之书”，极大提升了“比次之书”的地位。

“比次之书”是撰述者删削的依据，是史学所由以发生的必经之途，但是这种工作实际上并不简单，对它的要求至为苛刻。章学诚归纳了导致“比次之业难于凭借”的七点原因：村书俗学，本无良材；所征故实，多非原文；汇收故籍，不注出处；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图绘金石，但征目录；专门之书，不录大凡；类例之外，殊少购备〔5〕。这七条所反映的问题在今天都还有借鉴意义。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撰述”“独断”与“记注”“比次”的分工，涉及整个学术界的整合与规划，涉及学术权力、利益的分配和争夺，不可能通过体制力量来实现，只能依靠学者的学术道德与治学良知，通过倡导彻底的“为己之学”，遵循章学诚所常言之“因其性之所近，勉其力所能为”〔5〕的治学原则，才有开辟史学新境的可能。这是“待其人而后行”学术理念得以实践与贯彻的最为根本的前提。

以上所言为理解“待其人而后行”理念的要点。有学者曾将“史意”作为章学诚史学的“神髓”〔12〕，又有学者指出突出史学之“专门成学”与“专门成家”，才是贯串章氏著作动机、史论建构及其修志实践之整体史学思想的核心意识〔13〕。这些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太过看重其史学理想，便容易忽视“理想”之下对“现实”的关照。“理想”固然为“现实”而发，是一种积极的“有所为”的策略，如曾巩对三代史学及古之良史的称许；但有时“有所不为”，才真正是针砭时弊的良方。章学诚史学的精髓与基本精神全在于一个“待”字，所谓“守先待后”“待其人而后行”。这是他在对历史发展趋势、史学中绝缘由以及时人治学风气有了深刻认知与切身体会之后提出来的，现在看来，不仅对当时学风有针砭之处，对现下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亦颇多警醒之效。

五、结语

章学诚尝欲“将生平撰著为师友所正定者，仍注正定之人及未正定之原文与所以正定之故于其下方，明示后人”，“一则不没人善，且恐其人不幸不传，而鄙著幸存，其人可附而传；一则文辞增减改易，字句小异，意义悬殊，实有补于后学之推寻研究”〔5〕。今详著其删订细节而推寻其所以删订之故，或可谓不没其良苦用心。

统观之，章学诚的删订虽有争胜之嫌，却也不无可取之处。他借删订《南齐书目录序》表达个人之见解：将三代以后史学无足取者之论述，改为阐说汉魏六朝史学自有其一家之言之价值；增入“待其人而后行”的史学理念，提醒后代学者不要轻视平日史料搜集整理之劳，不妄作一代之书。这些都是平实通达之见，非洞察史学精微、深知当时学风者不能作也。张舜徽先生称：“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14〕，诚为知人之论。

注释：

①所增为程文格式。据《义门读书记》，此文末原当有“臣恂、臣宝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觉、臣彦若、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句(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4页)，而康熙五十六年长洲顾松龄刻本无，故笔者作增文处理。

②章学诚曾言：“自欧、曾诸君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而宋、元三数百年，文辞虽有高下，气体皆尚清真，斯足尚矣。”(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是亦以“清真”论曾巩之文。然细按之，此乃相对之言，是说与唐末五代之“诡僻”相比，宋元欧、曾后之文章多见“清真”品格，并非说宋元文符合章氏之“清真”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