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孤迅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王统照于1922年10月24日写成的《新俄国游记》刊登于《晨光》杂志同年第1卷第3期，署名为剑三，文章赞扬《饿乡纪程》是一个奋勇少年的人生观自述，揭开了评述瞿秋白的序幕〔1〕。“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鉴于瞿秋白突出的历史贡献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学界从1954年就开始对他进行研究。20世纪5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四册)主要内容有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和翻译，冯雪峰主持编辑并撰写了长篇序言；80年代，由温济泽主持编辑的包括政治理论编八卷和文学编六卷共十四卷《瞿秋白文集》，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瞿秋白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第一部研究瞿秋白的国外专著是1964年苏联学者施奈德的《瞿秋白的创作道路》；而1981年由美国学者保罗·皮科威兹著，谭一青、季国平翻译的《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则是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一本较为系统研究瞿秋白的专著。在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包括瞿秋白纪念馆编辑的《瞿秋白研究》、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辑的《瞿秋白研究文丛》在内的各类书籍的出版，各种论文的发表，使瞿秋白研究呈“井喷式”发展。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瞿秋白生平研究

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由传记和年谱组成。传记将瞿秋白还原到历史场景中，通过描绘其人生轨迹、心理历程、行为表现，为我们呈现一个栩栩如生的瞿秋白，使我们能全面、多维、深刻地理解瞿秋白。

(一)自传体传记

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他无所畏惧，面对国民党的功名利禄，他不为所动，在狱中完成了自传《多余的话》，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附录的形式将其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多余的话》由“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七个部分组成，揭示了瞿秋白由一名具有“士”的情结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浴火重生。

(二)回忆体传记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忆秋白》，书中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丁玲、茅盾、曹靖华、萧三、郭沫若、冯雪峰、许广平、羊牧之及杨之华等回忆了作为革命家、理论家瞿秋白的往事；丁景唐、丁言模1997年编的《瞿秋白印象》，选取了鲁迅、夏衍、瞿轶群、瞿独伊等人的回忆文章，还原“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在众多的回忆录中，丁玲对瞿秋白的回忆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她于1939年11月27日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首次发文评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又在1942年的《风雨中忆萧红》、1946年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1980年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及1985年的《早年生活二三事》等多篇文章中回忆了瞿秋白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尤其是她以“韦护精神”概括了瞿秋白的革命精神。

(三)一般传记

王士菁(1985)编写的《瞿秋白传》，王观泉(1991)著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叶楠(1991)著的《瞿秋白评传》，严慈(1999)著的《瞿秋白：学者兼革命家》，吴之光(2003)编著的《瞿秋白家世》，张琳璋(2005)著的《瞿秋白》，龙德成(2005)著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唐宝林、陈铁健(2008)著的《陈独秀与瞿秋白》，陈铁健(2009)著的《瞿秋白传》，高卫华、郭化夷(2009)著的《瞿秋白的这一生》，王铁仙、刘福勤(2011)编的《瞿秋白传》，张秋实(2011)著的《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蔡桂林(2013)著的《秋白之华：瞿秋白传》，丁言模(2013)著的《瞿秋白与杨之华》，王铁仙、刘福勤(2015)著的《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瞿秋白》，胡仰曦(2019)著的《痕迹：又见瞿秋白》等真实、形象地描述了瞿秋白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及其精神风貌。马格(2011)编著的《瞿秋白——少年红色经典》，使青少年能更好地读懂瞿秋白不同寻常的光辉人生。

(四)年谱

周永祥1992年修订的《瞿秋白年谱新编》，姚宁中、马光仁、耿易1993年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刘小中、丁言模2008年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等以瞿秋白为核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详细全面地叙述了瞿秋白一生。

瞿秋白惨遭杀害，到底谁之过？学界研究存在分歧。王彬彬在2008年第3期《钟山》上发表了《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认为因博古中央的决定，1934年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长征时他不得不留在“苏区”，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而曹春荣(2009)基于史实，对王彬彬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不得不走”是无端猜疑，瞿秋白留在苏区是有正当理由和遵循正常的组织程序的，“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是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裘真(2009)则从史实中分析认为，“瞿秋白被害，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而并非‘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不得不死’”〔3〕；王龙(2011)在《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中赞同瞿秋白被“左”倾领导人留在苏区而最终遭遇“借刀杀人”这一观点；秦摩亚(2011)在《瞿秋白被害，谁之罪》与裘真持相同立场和近似观点等。在分歧之中，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还是他入狱后被国民党杀害，都有力地佐证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瞿秋白思想研究

丁守和(1985)专著《瞿秋白思想研究》主要研究了瞿秋白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点、对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也研究了他在哲学、文化、文学和语言等方面的思想和贡献〔4〕。陈铁健等(1987)编的《瞿秋白研究文集》是在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时，围绕他在理论建设、文化工作以及文学事业中所做贡献进行研究编集而成的〔5〕。冒炘(1989)专著《瞿秋白研究》以文学为主视角，对瞿秋白的精神遗产和人格财富进行了发掘、探讨与评价。在瞿秋白百年诞辰之际，余玉花(1999)专著《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从哲学、伦理学、政治理论、文学理论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方面评价了瞿秋白思想及其在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6〕。陆克寒(2010)专著《“文人”：启蒙与革命——瞿秋白的思想个案》探析了瞿秋白的精神世界及其演变轨迹，彰显了瞿秋白对现代思想启蒙、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等。除了对瞿秋白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还对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文艺文学文化思想、“左”倾盲动主义、其他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使瞿秋白思想研究不断深入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一)瞿秋白哲学思想研究

袁伟时(1982)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系统地介绍了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他根据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季甄馥(1989)分析了布哈林在哲学的两个方面影响了瞿秋白：一方面是在内容上，即在哲学理论上；另一方面是在精神上，即哲学的社会作用以及方法上，认为瞿秋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邓中好(1992)专著《瞿秋白哲学研究》对瞿秋白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贡献、特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剖析；季甄馥(1998)专著《瞿秋白哲学思想评析》“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来评述瞿秋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思想特点”〔8〕，“填补了有关系统研究瞿秋白哲学思想领域的空白”〔8〕。何萍(2009)论述了瞿秋白“以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要思想资源，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主题，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形式、中国内容和中国原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9〕。石碧球(2012)认为“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里、由理论传播到创新运用的思想历程”，“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之后，第一个把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了中国，并且他更倾向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论证必须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在更深程度上推动了其传播的中国化”〔10〕。林源(1999)认为瞿秋白第一个把辩证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但田子渝(2012)认为依据《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得出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有悖历史，也有悖瞿秋白原意〔11〕。邓会君(2015)主要论述了“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逻辑地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演进中的理论逻辑核心”〔12〕等。

此外，路宽(2015)对《现代社会学》的文本性质、主要内容、译介特点和文本贡献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认识。他(2018)认为《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并非瞿秋白的原创，而是转译性作品，“经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跨语际的再造实践，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紧密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13〕。

既有的研究溯源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了他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深刻理解其内容、掌握其精髓，全面领悟瞿秋白“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的历史地位。

(二)瞿秋白文艺、文学、文化思想研究

上官艾明(1959)专著《瞿秋白与文学》论述了瞿秋白的文学创作、文艺思想和文学翻译贡献；韩斌生(1989)专著《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分析了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尤其探究了他的深层文化心态；刘小中(2002)专著《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把握上对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究和描述”〔14〕；彭维锋(2008)专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瞿秋白左翼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对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作出新的解读”〔15〕；陈春生(2011)专著《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研究了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傅修海(2011)专著《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把瞿秋白视为连接‘五四’、左翼和延安新文学传统的典型人物，以瞿秋白文艺思想讨论为开端，重新梳理现代文学批评的思想脉络”〔16〕；杨慧(2012)专著《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将瞿秋白的“文化革命”思想置于历史场域中，以此呈现瞿秋白的思想建构过程；刘中望(2014)专著《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系研究》“对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整体透视”〔17〕等。

秦家琪(1985)认为瞿秋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处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折时期开始其文学活动的，其文艺思想的特点为开创性、实践性、过渡性〔18〕；鲁云涛(1999)论述了瞿秋白的文学观，“文学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文学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都有倾向性”〔19〕；朱净之(2009)把瞿秋白“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视为瞿秋白作为革命文学奠基者迈出的第一步；林华瑜(2011)从现代性角度剖析了瞿秋白的文学批评。刘小中(2003)论述了瞿秋白与左联双向互动的关系：瞿秋白成就了左联，左联成就了瞿秋白；王铁仙(2004)就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瞿秋白在左联时期对新文学的贡献和认识上的偏误进行了分析。刘福勤(2002)、徐秀慧(2011)、蔡双全(2011)、聂国心(2013)则分别对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传统、左翼文学观之异同、文艺观的差异、文学思想的差异进行了论述。韩斌生(2000)分析了瞿秋白的文艺观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联系；刘中望(2010)比较研究了毛泽东与瞿秋白文艺理论。李光在、刘洪军(2011)对瞿秋白和金基镇的文艺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傅修海(2009)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认为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基本上呈现出从政治评价到政治纪念性评价再到文艺思想史观照的转变路径，而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整体系统研究有待开掘〔20〕。杨慧(2015)基于中俄文本对勘的视域，认为瞿秋白是在“编译”过程中对“拉普”理论的学习、对话、批判与超越，这种互动是在中国激烈的文化革命斗争中展开，得到了革命实践的检验与修正〔21〕。黄念然、王诗雨(2019)认为从瞿秋白早期的俄乡心程中，有他对文学作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论述了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畅想、他对马列主义文艺原典的阐释与发扬及他以革命现实主义为立场的文艺批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战斗性和高度的针对性“政论文”特征〔22〕。薛荣(2010)从瞿秋白对语言的发展和普通话的主张，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及汉字的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瞿秋白的语言文字学思想；江孤迅(2016)“基于文本分析，从历史的脉络梳理了瞿秋白的文字革命观，揭示了瞿秋白在我国文字发展中所起的引领、奠基作用”〔23〕等。

在瞿秋白翻译思想研究中，王宏志(1998)论证了瞿秋白翻译的中心思想——翻译为政治服务，翻译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戎林海(2007)对瞿秋白的翻译目的、作用与功能、标准、方法，翻译思想的来源与形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郗智毅(2007)认为瞿秋白是中国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第一人，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受其功利文学观的支配，译介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做了较为偏狭的取舍〔24〕；Florent Villard(2008)揭示了瞿秋白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李今(2007)认为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始终承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而瞿秋白的翻译主要侧重于普及，目标在于普罗大众〔25〕；刘雅静(2013)则分析了两人翻译的冲突：鲁迅的翻译理念是解剖他人从分解自己入手的“个人主义”“拿来主义”，而瞿秋白的理念是“窃火给人”的普罗米修斯式。郭美岐、吴华杰、焦艳(2011)对瞿秋白与路德翻译思想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等。

在瞿秋白新闻思想研究中，蓝鸿文(1989、1990)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和瞿秋白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通过系列文章分析了瞿秋白赴俄采访的原因，总结了其调查研究的特点，认为他如实报道了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生动地报道了列宁、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采访服务、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俗、赴俄采访取得了丰硕成果和产生了重大影响；胡正强(2006)探讨了瞿秋白的新闻批评实践与思想；徐新平(2007)认为瞿秋白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了“党的报刊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党的宣传要坚持‘脸向着群众’的原则、党的机关报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的新闻思想〔26〕；张世飞、曾庆桃(2014)论述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及其贡献等。

在瞿秋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研究中，张亚骥(2009)认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具有时代性、政治性与策略性的特征，瞿秋白通过这种独特的文艺理论的建构，为中共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提供了最初的经验与模式”〔27〕；“瞿秋白作为先行者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这里得到转化与深化，并最终以一种中国化的方式成型”〔28〕。周龙燕(2012)论述了瞿秋白不仅认识到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且还参与领导了当时的左翼文化运动，将其文化领导权思想付诸了实践。王铁仙(2005)认为瞿秋白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相似，但两者之间因个人、政党、社会语境的原因有着不同〔29〕；张志忠(2008)对葛兰西与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前提、无产阶级主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如何实现文化领导权进行了比较研究；张历君(2010)重新考察了瞿秋白(1899—1935)和葛兰西(1891—1937)二人对“领袖权”一词的诠释和用法，从而勾勒出“领袖权”的理论形构与20世纪初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之间具体的历史联系〔30〕；陈朗(2014)认为瞿秋白与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及实施策略大体相同，但忽视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推动作用，不利于整个社会文化层次的向上提升〔31〕；吴晓璇、韩春虎(2019)阐述了瞿秋白与葛兰西文艺意识形态人民观的丰富内涵，探寻了两位巨匠文艺思想共振性的特征，正视了两位巨匠文艺人民观的差异性〔32〕。刘宣如、江茹(2019)对“文艺大众化”中的瞿秋白“同情性理解”：“其时其境的瞿秋白面临国际、国内、个体三重压力，论述了瞿秋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系统化理论建构动力、逻辑表现和阐述特点”〔33〕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既有力凸显了瞿秋白文艺、文学、文化思想的苏俄特色，又充分论述了瞿秋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学、文化理论的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充分发挥了文艺、文学、文化在中国革命中的战斗作用。

(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研究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反对“右”倾错误时不自觉走上了“左”倾道路，导致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如何看待和评价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83年，李维汉根据亲身经历和历史文献写成的《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纠正过程进行了具体地考察和深入地分析。他认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理论水平不高，实践经验不够，有些教条主义，没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代表〔34〕。由于李维汉既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其分析又是基于历史文献，他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论述真实、研究可信、结论可靠。丁守和(1985)认为“八七”会议存在“左”倾盲动情绪，到十一月扩大会议形成了盲动主义；党内盲动主义来源于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但瞿秋白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负有重要责任；但他的错误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的过程中所犯的，是在领导全党前进中的失误〔4〕。陈鹤锦等(1987)认为，1927年11月到次年2月，瞿秋白和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探索中出现的错误，虽然有“左”的偏向，但不能称之为“左”倾盲动主义〔5〕。朱汉国(1995)认为瞿秋白的“一次革命论”理论根源于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其本意是为了弥补“二次革命论”的缺陷，以引导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但由于缺乏对陈独秀等人的错误根源——教条主义的认识，重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35〕。赵庚林(1999)对瞿秋白与中共党史上的“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瞿秋白犯过“左”，纠过“左”，反过“左”，受过“左”的打击与迫害，我们应认识到“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成长的危害〔36〕。鲁振祥(2006)论述了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认为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37〕。

杨奎松(1995)论述了瞿秋白的政治生涯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张秋实(2000)分析了瞿秋白与罗米那兹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短暂合作，认为这也是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缩影；周利生、王钰鑫(2015)通过回顾大革命时期国共党内合作，试图厘清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在国共合作中对若干问题认识的异同，以此深化对中国大革命的认识〔38〕；朱正(2015)从共产国际档案分析了瞿秋白在国共合作、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及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行为表现，以及共产国际对他的影响；他(2018)还分析了瞿秋白在中东路战争中的历史局限。这些论述使我们能全面认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四)瞿秋白其他思想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王关兴(2000)从哲学思想、革命战略、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革命道路、土地革命、党的建设、白区斗争方针、文艺思想十个方面论述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胡丰顺(2010)认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开拓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2011)还通过分析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须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正确的党内批评〔39〕。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中，郭俊其(1993)把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分成初步提出、形成和发展、全面系统阐述三个阶段并进行了论述；朱世英(1999)认为瞿秋白是第一个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论述了他为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进行的探索。在武装斗争思想研究中，王同起、米镇波(1991)认为瞿秋白推动了农民运动、丰富了党的农民革命思想；杨宏伟、李佩良(2005)把瞿秋白的武装斗争思想分成了三个历史阶段并剖析了思想形成的原因；鲁振祥(2009)认为瞿秋白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早期阐述的主要代表者，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40〕；王永乐、门小军(2011)认为“瞿秋白关注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阐述了土地革命的核心要素，重视土地革命有序健康地发展，大力推动了土地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41〕。张艾利、许丽平(2014)从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指明妇女解放的出路、肯定新女性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瞿秋白的妇女观。杨波(2015)研究了瞿秋白民族观。陈凝(2015)研究了瞿秋白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谢忠鹏(2017)研究了瞿秋白的党建思想。许晨晨(2017)分析了瞿秋白统一战线思想。谢冬泉(2017)论述了瞿秋白人生哲学思想。周后燕(2017)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例，论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统观的特点、意义与不足。颜莹(2018)论述了瞿秋白的群众观及其当代价值等。

三、瞿秋白著作研究

从瞿秋白14岁时就写下了《咏菊诗》到瞿秋白36岁时留下了《多余的话》，他一生撰写、译著了革命理论、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近500万字的作品。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不仅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献身革命矢志不渝，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把文学和政治融为一体。“瞿秋白进入和离开这个政治主导的世界正是以文学‘始’而又以文学‘终’的。‘终’时的政治纠缠与历史评价，大多环绕着他的《多余的话》；而‘始’时的精彩出场与高歌猛进又多归功于他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42〕。学界对《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及《多余的话》的研究主要如下：

(一)《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研究

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研究中，王铁仙(1982)肯定了其文学价值；陆克寒(2010)分析了瞿秋白对“苏俄形象”的建构、探究了瞿秋白“苏俄形象”的本质，挖掘了瞿秋白自喻“疯子”“多余的人”“东方稚儿”的话语蕴涵；瞿虹(2012)探讨了瞿秋白赴俄考察的动机和人生观的形成及其早期生活环境对他个性形成的影响〔43〕；刘岸挺(2013)解析了瞿秋白之心、梦、旅、风。鲍良兵、孙良好(2016)则以瞿秋白和徐志摩的苏俄游记为中心，基于比较形象差异，探究自我主体的差异如何影响“苏俄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本土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的想象机制等〔44〕。

(二)《多余的话》的研究

在对《多余的话》的研究中，《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拉开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研究的大幕。该文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45〕，驳斥了瞿秋白“叛徒说”。“第一部研究《多余的话》的专著是刘福勤(1989)著的《心忧书〈多余的话〉》。在论述了对《多余的话》由伪造说—篡改说—‘叛徒’说—光辉主要说等主要观点的变迁之后，作者诠释了他的心忧说。”〔1〕龚景春(2010)的《〈多余的话〉文本考略》对《多余的话》原稿及两种抄本中的文本源流、用语习惯及错别字进行了考证。韩同友(2015)的《近十年来瞿秋白〈多余的话〉研究述评》从“肯定说”、“理解之同情”论、“心理不适”论三个维度梳理了学界对《多余的话》研究的新进展。金红(2015)从政治、学术、审美三方面出发，探讨了《多余的话》的研究视阈。

刘福勤(1988、1990)认为不应该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复杂意识、言论、情感简单化，并具体分析了“历史的误会”，认真考察了“二元人物”，认为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学问”有其不系统不完备处，但必须肯定其“真实”性和于救国有重要意义的一面〔46〕。王志明(1999)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的悲剧色彩主要原因有：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促成瞿秋白的悲戚苦闷；“位未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惋叹导致了瞿秋白的哀怨情绪；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专制的愤懑以及对党的命运深切忧虑使瞿秋白情绪抑郁〔47〕。田松年、李可玉(1999)认为《多余的话》受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自我解剖方式的影响，直抒胸臆，流露出的是瞿秋白真思想、真性情〔48〕。李琦(2001)通过比较瞿秋白和方志敏在狱中的心理状态、狱中文稿的写作动因及对他们的政治评价和人格评价产生的影响，认为都准确记录了两位襟怀坦白、正直真诚、勇于思索的共产党人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涵和深度〔49〕。陆定一(2003)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他作为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50〕。刘岸挺(2004)认为求真的革命认同情结和科学的历史批判意识，使瞿秋白在就义前通过《多余的话》无情地清算自己的历史，严酷地自审自剖，充分证明了瞿秋白革命的纯洁性、深刻性、彻底性〔51〕。刘福勤(2007)强调了《多余的话》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是瞿秋白心灵的新境、思想的峰巅；它异于多数烈士之绝笔，心声复杂基调沉郁；它异于一般革命文献，以扬弃、否定为特征；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它还是一篇独特耐读的高境界散文作品〔52〕。陈铁健(2008)在《再说〈多余的话〉》中进一步揭示了瞿秋白的二元理想与二元性格是由“瞿秋白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谐、博爱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他所从事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之间的矛盾；他心灵中的人性理念与其行动遵循的政党伦理之间的差异”所铸就〔53〕。王凤仙(2012)认为《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以及各种各样的“名目”，是瞿秋白解脱之后对存在体验的言说与书写，这种言说与书写源于生命的存在自觉〔54〕。康化椿(2013)认为瞿秋白以自我解剖的方式获得了精神主体性的价值感等。

王福湘(2011)通过解读瞿秋白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临刑前的《多余的话》，认为瞿秋白的“两头真”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55〕。张显凤(2014)通过对《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多余的话》细读，发现瞿秋白在精神生态构成上始终是一个二元性的矛盾统一体等。学界通过对《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多余的话》的分析，使瞿秋白的形象更加立体和日益丰满，使人们对瞿秋白的认识更加多维、全面、深刻。

在对瞿秋白研究综述中，朱钧侃(1999)在瞿秋白100周年诞辰时对瞿秋白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赵庚林(2003)把瞿秋白研究分为起步、发展、被扼杀、最辉煌四个阶段并进行了论述；易难(2010)认为88年来瞿秋白研究呈“之”字形；周龙燕、孙金珠等(2012，2013，2014)先后对2011、2012、2013年瞿秋白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周龙燕(2014)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进行了回顾、梳理、总结与评述等。

汤淑敏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就“瞿秋白研究在海外”进行了研究，如顾明道(2011)评析了美国学者毕克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瞿秋白的影响》，张宏(2012)对日本的瞿秋白研究进行了综述，汤淑敏(2012)论述了斯洛伐克学者高利克对瞿秋白研究的独特贡献，白葵阳(2013)概述了西欧与澳洲的瞿秋白研究，汤淑敏(2015)点评了海外瞿秋白研究情况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汤淑敏(2017)在中国台湾的瞿秋白研究中主要介绍了姜新立及其《瞿秋白的悲剧》、胡秋原及其《瞿秋白论》等。这些研究拓展了国内、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开辟了瞿秋白研究的新路径。

四、研究建议

从现有的瞿秋白研究来看，“从介绍到评论，从回忆纪念到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又从否定到肯定；从纵向到横向，由点到面，从个人到时代；由单一走向综合，由局部走向整体，从零散走向系统，逐步构建了开放、多向、立体的瞿秋白研究框架”〔1〕。“瞿秋白自身有一个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必然也有一个不断被了解、被认识、被接受、被扬弃的过程，也是不断被历史沉淀、筛选、比较的过程。”〔1〕

瞿秋白研究时间跨度大，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一个全面、立体、多维的瞿秋白，深刻理解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党史上的崇高地位。现有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1.综合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单一性研究多，大多研究只限于生平梳理、思想剖析或著作解读，更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哲学思想、文艺文学文化思想；较多研究从宏观视野论述了他的历史贡献，鲜有研究在主体性前提下深入分析其行为动机，通过复活个性化、人性化的瞿秋白，使人们对其认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使瞿秋白直入人心；鲜有研究将微观个人置于宏观主题下，历时性探究两者关系，深层次揭示影响其个人发展的各种因素。

2.比较性研究不够。已有研究大多限于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瞿秋白与鲁迅文学思想、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与路德翻译思想的比较等，未将其与同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思想进行充分比较，应将其与鲁迅等思想差异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充分揭示其思想形成的原因、特征、意义，以更好地凸显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关键性作用。

3.反思性研究不够。有研究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多余的话》进行反思，但未能深层次揭示“左”倾思想根源及如何从制度层面避免重蹈覆辙等。

在瞿秋白研究中，还存在分期研究现象，历时性研究有待深入，跨学科研究不足，研究中未能很好地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行为相结合进行充分论述，给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予以深刻的启示、党的建设提供有力的借鉴，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宝库，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其与时俱进的学术价值。这些都是瞿秋白研究有待进一步深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