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从而形成“外文本”。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其二为他人叙述，这种外文本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大量的词本事即属于不在场他人叙述。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含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在阅读中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词文体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

在知人论世观念的笼罩下，对作者意图的探求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尤其在宋代，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倾向成为阅读的基本方式。①然而，词作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短小文体，在故事层与话语层方面有着天然的不足②，这让知人论世的传统陷入困境，导致大量真伪难辨的词本事散布于词学批评史中。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话，此书即以辑录本事为目的，之后的《古今词话》作为第一部以“词话”命名的专书，同样以勾辑本事为首要任务，自宋及清踵武者如蓬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