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存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代表学者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深度融合，深入捷克社会主义政治、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提出了“结构辩证法”“辩证意义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范式，彰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多元开放、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特色，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的最重要代表，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1926—2003）于20世纪50、6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自然科学等融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范式。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其一，基于捷克斯洛伐克“开放、综合”的理论批评传统及现实语境，将存在主义意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批判方法融合在一起，开启了一种“结构-意义”的综合分析模式，与阿尔都塞“理论反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沙夫“反结构主义”的人道主义语义学批判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借鉴融合了法国结构主义的静态分析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布拉格结构功能学派的“动态分析”模式，建构了一种“辩证、动态”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判范式，兼具两种分析方法的长处。其三，提出了“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指向，深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异化”的现实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展开批判，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改革和“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