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晨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分了中国古文学和新文学的界限，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提倡废文言而用白话，掀起文学革命的浪潮；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贵族、古典、山林三大文学，建立国民、写实、社会文学的主张，随后与封建卫道士和文化保守派掀起的一系列论战，新文学家们发表的酣畅淋漓的辩论文，显示出与陈腐的传统文化势不两立的态度，振聋发聩地发出五四一代先驱者要求文学革命的呐喊。但当五四的高潮逐渐褪去，革命者们的热情被牢固的社会坚石所熄灭，如同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1]2，如胡适开始“整理国故”，周作人归隐到“自己的园地”书写闲情逸致。五四阵营的分化和浪潮褪去后的凌乱，让一些五四革命者的文学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文学革命者们虽然依旧支持新文学，但原来的锐意和决绝态度却逐渐减少甚至趋于保守。1932年，周作人受邀在辅仁大学发表演讲，随后演讲的内容经整理成册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以下简称《源流》）。书中首次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晚明公安、竟陵派上去，并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言志——载道”主线，认为中国文化是由这两股脉络交替前进构成。在五四退潮后的十几年后，周作人首次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弥合，无疑具有很大的开创意义，但在当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