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国秀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刘勰(约465年—520或521年)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页。，将文与德的关系和盘托出，即文是德的体现。但原本清晰的论点却在不同语境众多阐释者的视野中出现衍义，这些衍义具有历史生成性的特点。如果依照美国阐释学家赫希(E.D.Hirsch Jr)的立场，作者的本意为意义(meaning)，读者的理解为会解(significant)，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而会解则常常是别有所解，意义“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有效解释，但是它们全都必须在作者的意思所允许的‘种种典型的期待与可能性这一系统’(a system of typical expectations and probabilities)之内活动”(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那么，这些衍义、误读都是刘勰原意和读者会解共同生成的。当然，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会“遮蔽”刘勰原本明晰的论断，但从总体上看，对“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衍义和误读都是“创造性叛逆”，正是这些与原意存在一定距离的“会解”开拓了刘勰诗学思想的巨大阐释空间。笔者旨在厘清误读与原意间的价值生成关系，并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显现”两相对照，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照亮”刘勰的原意，形成古今、中外文化、文论的双向对话，实现二者的互证、互识、互鉴。

一、“文”与“德”

1914年，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时，对《原道》篇中文章源于自然之道的观点予以肯定，并将“自然”作为文章的源头，建立了自然→心生→言立→文明的清晰理路，作为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较早地“照亮”了刘勰的总论，建立了与刘勰文论间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