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罗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整体事业发展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尽快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信息差距和数字鸿沟成为政府及全社会的共识”[1]（P31）。围绕这种共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业已生发出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一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包括对特定地区的新闻传播业萌发之初到发展至今的、历时性的书写；一为与现代性诉求直接关联的‘发展主义’范式，旨在通过媒体与信息传播实践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革与发展”[2]（P68）。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而言，它脱胎于“传播与发展”这组恒久的关系命题，在现代性的“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与“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等理论（思想）资源演化为核心的“发展话语”后，成为度量民族地区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必要构成，成为供给民族地区群众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秣，更成为主导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观念。随着当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业已“在地理边界上超越了民族地区，成为整体性的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内普遍关注的重要论题”[3](P1)，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发展主义介入这一领域后表征的基本形态及其内隐的逻辑悖论进行思考与评估，从而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能够适应民族地区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态与不断革新的信息传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