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被称作“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话而又被陈忠实郑重写在《白鹿原》扉页上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以文存史”似乎是他们的创作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产生的目标或者说野心。以自己的讲述来回应历史隔空的呼唤，引起对当下最真切的反思无疑对作家来说极具诱惑力。但某种意义上看，文学视域下的历史只是一种具体的、貌似真实的建议，始终有待于现在的我们去重新发现并不断加以确认。当代文学对历史的讲述曾经歧路纵横如小径交叉的花园，宏大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被摒弃之后，人们又在种种文化附丽中迷失，主义和技巧上的探索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但也造成了读者接受上的迷惘和不安。当对读者的冒犯成为一种潮流，小说该如何面对接受领域的缩水？“以文存史”是否已是明日黄花，不能再成为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当作家执意进入对历史和时代的重述时能否从“影响的焦虑”下脱身，找到新的更合适的路径？

胡学文的《有生》显然试图回应这些问题。这可能也是吴义勤称赞这部作品“捍卫了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1]的原因之一。《有生》是作家在经历过种种形式的探索之后复归传统之作，它为后疫情时代的民族赋形，不仅塑造了祖奶这个饱经沧桑依旧平和的伟大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种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民间秩序生活;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始终保有明确的读者导向，耐心细致地讲述了一个个有来路有去处，有着独特声气的人物故事;它高扬新时期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和个人化视角，同时又呼应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史传”传统，“因人立传”“集传成史”，将肇自《史记》的“互见法”与现代文学表现手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既直抵人性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叙述路径。

1. 民间秩序或曰“德”

在《有生》从容温和的叙事之下有一个坚硬固执的基本逻辑，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在“生存”这个大幕下演出。在由祖奶讲述的历史部分里，世事变迁，天灾人祸频仍，个体繁衍生息的权力不能得到保障，人如蝼蚁，活着就是硬道理;到了当下和平年代，活着已经不是问题，但如何活着却成了人之为人最大的问题，宋庄出场的所有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存在难题，他们在生活中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接受自己，并且顺利地、更好地活下去。

作家赋予祖奶接生婆的身份，围绕着她的一切叙述必将以生命和存在为依据展开。接生，是一个天然带有关涉性的行动元，它必然将与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关联。祖奶貌似是情节中心，但就接生这一情节来说，每一个贸然前来找接生婆的丈夫或者兄弟都是行动的发出者，祖奶则是始终如一唯一的接受者。陌生人不断进入叙事，他们所附带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现实也就呈现在叙事过程中。同时接生也迫使这些得以进入叙事的背景被筛选。对生命的敬畏和生产本身特定的紧张感、危险性使得阶级、种族、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被淡化，历史被浓缩在一个极小和短暂的时空内加以讲述。生的喜悦与死的苍白相对照，可以看见二者同样充满偶然性。土匪、客商、乞丐甚至日本人，都携带着他们的身份和历史场景进入乔大梅的视野，但又都很快被还原为丈夫、产妇，他们无一例外处在对生命的期待和惶恐中，乔大梅作为生命的接引者，也就在接生的过程中获得了她的超越性，她得以俯视、悲悯并且审判他们。我们也可以通过乔大梅的视角，暂时避开那些变幻莫测的复杂社会现象，去追寻种族历史中恒常的存在和秩序。

乔大梅的超越性不仅来自接生婆这个身份，更来自于她对这个身份的执着坚守。黄师傅收乔大梅为徒时，曾经立下了“五忌”的规矩：“忌贪、忌躁、忌怒、忌仇、忌惧”，其中“忌仇”一条特意讲明：“接生是积德，德没有亲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正是这“五忌”，将乔大梅与其他接生婆区分开来。《左传·僖公五年》有云：“《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说：“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1]p473意思是上天对待众人并没有亲疏之别，最高等的人用德行来安抚百姓，无亲疏;其次的才会亲近亲属。“无亲疏”“泛爱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上到下、超越阶层的共同理想和道德准则。乔大梅在漫长的接生婆生涯中，果然做到了盡心接生，无论贫富，不计身份，不计仇怨。正是基于这种对“德”的坚守，乔大梅得以超越她自身大旺媳妇、接生婆、李春娘等等具体身份的限制，成为民间朴素的“德”之象征，成为受众人景仰的“祖奶”。

祖奶被神化，不仅仅因为宋庄及周边很多家庭几代人都是祖奶接生的，还因为祖奶对生命、对世事的看法和态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祖奶有朴素的生态观。罗根射杀大雁，祖奶说：“别再射杀了，不好。”毛根反驳：“养猪不就是供宰杀的吗？”祖奶说：“杀猪是老天留下来的。”[1]p149祖奶劝罗根不要射杀，不说鬼神报应，说的是存在的“德”与“道”：猪为“六畜之首”，受人豢养，供人食用，因而可杀;大雁野生野长，自有其兄妹父母，失群难活，因而不能射杀。不杀大雁和杀猪吃肉这看似矛盾的两件事里藏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的相处之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祖奶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杨铁匠的孙子被淹死，他想杀了吴大勇的孙女以作报复，祖奶在默语中表达了她极度的焦急，甚至因不能阻止杨铁匠而想要自杀。《论语·里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集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3]推己及人，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与其说是一种哲学道德，倒不如说是一种在庞大复杂人群中的生存之道。祖奶遵从并代表了这种民间秩序，众人对祖奶的信服暗合了他们对这种传统民间秩序的顶礼遵循。

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稳定存在和繁衍生息奥秘的讲述一直是重大的文学命题，胡学文《有生》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之后通过“祖奶”隐喻了这种民间道德与生存秩序，并将其作为对民族历史设问的最终回答。莫言《蛙》中的姑姑也从事接生，她从“县卫生局开办新法接生培训班”回来“便与这项神圣的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53年四月初四接下第一个孩子，到去年春节，姑姑说她一共接生了一万个孩子，与别人合作的，两个算一个。”[4]她也是一个新生命的接引者，也曾无视阶级差别，为地主的老婆接生，但她很快就被意识形态裹挟，被不断变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左右，成为社会和时代变迁中的齿轮。而胡学文笔下的祖奶始终幸运地坚持了她的民间立场，即使曾因为给日本人接生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批斗，但她终究以自身生命的长度超越了这些阶段性的局限，让自己活成了“祖奶”。

2. 畸人：那些有“缺陷”的个体

祖奶隐喻了种族的恒常和秩序，在祖奶的照射下，《有生》塑造了一系列有“缺陷”的、具体的个体，他们是恒常中的变量，是秩序下的动摇和呐喊。在小说对每个个体的讲述中能看出他们都有着独属自己的生存困境，也都有各自与周围环境艰难调和的独特方式。而祖奶对他们所有的“缺陷”和困境都坦然视之，淡然接受。也许正是通过与世界的妥协，人类才能够存在，并且在若有所待的人生中，不断试图寻找更好的自我。

如花羞涩腼腆却爱花成痴，不被父母村人理解，祖奶说：“人和苗一样，各有各的性，麦子就是麦子，你非要让它长成树，魂就容易丢。”[1]p98钱玉接纳她、鼓励她，他们共同把婚姻打造成一种审美化的生活。如花“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心里没东西堵着，通畅透亮。”[1]p61花是如花的执念，钱玉死后，钱玉也成了如花的执念。钱玉变成了乌鸦的想象，是她与多舛的命运抗争并妥协的方式，乌鸦是她最后的精神堡垒。所以当毛根射死乌鸦之后，钱庄才会对毛根说：“你射杀了如花的念想。”[1]p545

毛根是寂寞的，而且偏执，祖奶说他“拗”，贫穷的生活和儿子毛小根的病都把他打压到了生活的尘埃里，而宋慧的关心就成为了他的念想。宋慧并不漂亮，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漂亮，她是一个安于命运一切不公对待的女人，被丈夫打也觉得理所当然，大声嚎哭是她接受并宣泄这一切的方式。罗包天生慢半拍，而且胆小到连母猪都怕，他曾经无比迷恋麦香那种神秘的香气，但婚姻中的龃龉让他转向安敏，两个慢性子的人在一种慢节奏的生活中互相成就，但却又始终处在被麦香威胁的恐惧中。喜鹊是要强的，父亲和弟弟却偏偏懦弱无能，她有着对于勇敢甚至是鲁莽的过度偏爱，甚至顾不上思考这鲁莽会把她带向何方。成为镇长的杨一凡身体里住着诗人北风，他焦虑、失眠，找不到存在的支点和未来的方向。乔石头对整个宋庄人来说都是大人物，他果敢坚定、事业有成，但小说最后却交代了他对喜鹊的恐惧、征服以及茫然和忏悔。

《庄子·内篇·大宗师》有云：“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成玄英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於俗。”[5]“畸人”也就是那些被世俗众人看着觉得古怪，却合于天的人。《有生》中宋庄这些生动的人物，虽然各有各的“缺陷”，但他们却无一例外是天之子，是应该被认同并接受，被同情并热爱的生命。小说借祖奶之手将他们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又借祖奶之口为他们的“缺陷”赋予正当性。生命的不完善在世间坦荡存在并游走，我们每个人都未尝不是如他们一般的“畸人”。

在对这些人物的表现手法上，胡学文说他选择了一种“伞状结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结构似乎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写法，一如《史记》“因人立传”“集传成史”的体例，并用“互见法”叙述历史事件、刻画人物形象。如《史记》对刘邦的形象塑造，从本传看来，他是宽大仁厚、知人善任、雄才大略的，但在他传中，司马迁借用他人的观察将刘邦形象的另一面展露无遗。在《项羽本纪》中借范增之口道出他“贪于财货，好美姬”，《楚元王世家》写他睚眦必报的狭小器量，《郦生陆贾列传》中又写了他溲溺儒冠的流氓行为，《萧相国世家》和《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中又突出了他猜忌功臣的一面。运用互见法叙事，使各篇互为补充，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本传中性格鲜明，他传的补充又使形象丰富完整，于叙事中还寄托了作者的褒贬态度。《有生》自然再无司马迁当年为避祸的考虑，更不必为尊者讳。作家在为宋庄诸人立传时运用这种传统的“互见法”显然是为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人物，以便最大限度尊重个体作为存在的多维化和丰富性，同时也便于表达作家可贵的共情。

罗包在小说的第一章就出现了，在麦香的叙述中罗包是个抛妻弃子另觅新欢的丈夫;第三章中宋慧点破麦香的慌乱来自于“怵罗包的野女人”;[1]p121直到第六章以“罗包”为传主时，作家才细致讲述了罗包的成长以及他与麦香渐行渐远的婚姻;第十五章一面讲述罗包与安敏的相爱，一面描写麦香执意不肯离婚带给罗包的痛苦和恐惧。“互见法”的运用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被讲述的对象，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绪，都有权利获得同情。

更典型的是关于毛根射杀了乌鸦这件事的讲述。钱玉死后，如花认为钱玉变成了乌鸦，每天喂乌鸦、看乌鸦成了她生命的支撑。但在以毛根为传主的第四章里，射杀乌鸦不过是他在宋慧那里碰壁之后羞恼无聊的一次“摘枪就射”;而在第五章里，这件事已经变成村长宋品嘴里的一件麻烦事，因为“如花报警了”;[1]p226第七章里写到宋慧被这个消息惊着了，她拼命想求祖奶救救毛根，尽管她并没有弄明白她和毛根算什么关系;第十一章以如花为传主，作家以最情感化的表达讲述了如花眼里乌鸦的死，表现了她的绝望痛苦和对毛根不死不休的追究。以一个事件起手，串联起不同的人物，表现不同的生活侧面，以最简洁的笔墨展现最丰富的人生际遇和戏剧化场面，这就是史传文学传统与现代小说相遇后产生的巨大的表现力。宋人吕祖谦曾高度评价“互见法”：“其义旨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6]此评放在胡学文《有生》这里，也可谓中的。更可贵的是，作家对“互见法”的熟练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照应了中国读者对史传文学的传统记忆，容易唤起一种更加广泛的民族认同。

3. 女人的位置：家庭或者祭坛？

《有生》里有非常精彩的女性形象，首屈一指便是祖奶乔大梅。作家尽管并不肯真的赋予祖奶神力，却在叙述中有意强化了那些与她融为一體的“未知、到来和慢慢彰显的力量”。在祖奶的本传中，祖奶说：“我接生了万余人，怎么可能人人了解？怎么可能预测他们的未来？”[1]p293但在北风的传中，却有“彼时他不过是个粉红的肉团，祖奶便说他将来是有出息的”[1]p342之语。严格意义上说，“有出息”并不能算做预言，但是显然也见出祖奶是明白自己的话会被当成预言的，一如她凭经验断定产妇生产的时间，靠一碗水减轻产妇的痛苦。她所倚恃的，不过是人们对她的信。她从出生的偶然性和荒谬性中，去发现并建立某种关于成长和未来的预言。当时间不断证实她关于未来的预判时，她也就在逐渐被证明正确的过程中被神化。

梅洛·庞蒂说：“看和被看是把我们编织到世界中的东西……”[7]随着乔大梅的同龄人渐渐逝去，被她接引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们把她“看”成了祖奶，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们在“看”祖奶的过程中也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望，看到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和处境。是宋庄人需要祖奶，于是就有了“祖奶”。吊诡的是，祖奶被神化的顶峰时刻恰恰是她不能说、不能动，完全失去话语权之时。祖奶作为个人的意愿被罔顾，她的心声被无视、被曲解，她对死亡的憧憬被完全无视。尤其当乔石头要在垴包山上建祖奶宫的时候，那究竟是一座供奉祖奶的神殿，还是一座女性的祭坛？神一般的祖奶，真的是神吗？某种意义上来看，她只是一个被献祭的牺牲，用来填补鬼神崇拜被瓦解后的民间信仰真空，用来象征脆弱却又坚韧的民间道德秩序。

《有生》中的女性都没有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的时刻，她们被牢牢束缚在家族关系中，未嫁时是女儿，既嫁后是妻子和母亲。她们必须通过家人确证自身存在，除此之外，作家并没有展示其他可供选择的女性存在途径。这可能是作家的局限，但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局限。

当祖奶还是乔大梅时，她嫁给大旺后首先进行的是改造丈夫的行动：“木头要雕，不雕没有样儿。泥是要塑的，不塑不成形。”[1]p192同时她也严格要求自己，“我塑大旺，也塑自个儿。成了李家的媳妇，我尽量遵照李家的规矩”。[1]p193喜鹊在经历家变之后以少女的阅历竭力撑起主妇的责任，努力改变懦弱的父亲羊倌，把弟弟小更改造成“花志钢”。 在乔大梅和喜鹊的认知中，立起一个符合众人眼中标准、受乡间秩序认可的家庭，女人就能得到尊严和尊敬。她们改造丈夫、父亲或者弟弟，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然后无奈地承受这种改造的后果，并搭上自己的一生为这种不成功的改造做注解。她们光荣而自豪地成为献祭给家庭的牺牲。

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完全被动而且无所谓，他们乐于服从妻子或者女儿，当然并不是因为服膺于她们的女性身份，而是默认乡间关于“家”的秩序表述的期许。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男性或者女性，不管谁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都被这种强势的秩序话语裹挟，主动或者被动地成为乡间伦理的某个注脚。

小说中唯一的意外是乔大梅和白礼成的女儿白杏。这个还未成年的女孩成为了一个不受任何教训，不服任何约束的象征性存在，即使母亲用绳子绑住她，她也依旧成功地“飞”走了。从此，她就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小女孩。但这个女孩毕竟太小，作家也无意展示她的个人主体性，更多的只是把她作为乔大梅生命中的另一种存在，一个镜中人。她映照出乔大梅“我没飞过，太想尝尝飞的滋味了”[1]p694的渴望，才有了乔大梅在梦中随着白杏飞走的体验。莫言《丰乳肥臀》中也塑造了一个试图飞翔的女性——三姐上官领弟，她的飞翔和坠落中有太多的绝望和惨烈，那是女性对命运的拒斥与抗争。而胡学文无疑是温和的，白杏虽然死了，所幸还没有体验到作为女人和面对死亡的痛苦;乔大梅虽然失去了女儿，却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飞翔之梦。

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而到了北方口外大地，女性成为承接一切坠落的地母，世事变迁、未知苦难、个体苦痛都要由她来承载。她和她们，都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将不能动、不能说的肉身留在世间，任由附会。最后的胜利者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族群，是民族的繁衍，是存在的秩序。作家的确没有任何偏颇的男权或女權立场，他对他们一视同仁。男人、女人都是这个庞大的生存惯性和存在秩序下的牺牲，概莫能外。

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当族群生存成为紧迫而严肃的现实问题，繁衍和存在也就成为了绝对的权威话语。牺牲成为道德。毫无疑问，作家敏锐地发现并回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以及我们每个人内心隐秘的脆弱和渴望。正如梅洛·庞蒂所分析的：“只有通过与世界妥协，我们才能存在——而这可以接受。”[7]320我们向往自由，却惧怕自由带来的失重感。我们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意识到个体在大危机面前的渺小无助，这激发了我们对稳定和秩序的渴望，哪怕这需要个体让渡一部分自由。我们甘愿把这视为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李敬泽说：“ （《有生》）为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民族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1]封4良有以也。

参考文献：

[1]胡学文.有生[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封1.

[2]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第347页.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72页.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16页.

[5]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第112页.

[6][宋]吕祖谦语.见[明]凌稚隆辑校、[日]有井范平补标.补标史记评·[M].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年：第 116 页.

[7] [英]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33页.

【作者简介】吴媛，80年代出生，保定市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协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先后在《博览群书》《星星（诗刊）》《诗选刊》《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2017年被聘为河北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