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开始写《临街的門》，那时还是前疫情时代，我小说中也没有疾病和死亡，只想描绘一幅轻盈的爱情画面。只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很快脱稿。写完后，放在电脑里，自己觉得没劲，就那么搁置着没有再管。后来，有机会转影视创作，就不再想小说的事，专心写剧本去了。

“天意自古高难问”。谁曾想，剧本一稿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眼睛出了状况，在北京就地做了手术。之后，为让眼疾恢复，不得不退出剧组。坐高铁回太原时，在北京南站，见了戴墨镜的人，就要跑上去问问人家为什么戴墨镜，是不是得了和我一样的眼病？接我的家人制止不了我的疯狂行径，我已经完全被病魔所左右。那时，脑子里只想着眼睛，看有名没名的医生，找久病成医的病人，每天都幻想能获取立竿见影的良方。

回了单位，同事们见我又戴墨镜又戴宽檐帽，都打趣我走了趟京城变洋气了。之前，我虽近视，可平时从来不戴眼镜，看人也习惯了雾里看花，只看大概。我想和同事们说破此种行头背后的不得已，但不能说，一说就哭。期间，参加过我们省作协举办的一次活动，会上，丢人现眼失声痛哭。我的心里难过而不愤，不理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天天用眼的人，偏偏是眼睛出了毛病？

小的时候，常听我姥姥说：“瓜皮溜不咂，我疼你不觉。”姥姥说的是土话，具体溜不咂是不是这几个字？我至今也不清楚。但整句话的意思，我是亲口问过姥姥的，她说：“就是病不在谁身上，谁不觉得”，和感同身受相比，我更相信这句话的分量。喜欢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但那段日子，天天想起的是他的《喧哗与骚动》。小说中的一句话：“他们在苦熬。”似乎不是在说他们，是在说我，或者他们里就包括我。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两句诗：“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有过切肤之痛后，深感疾病损坏的不仅是人的器官，更可怕的是它同时摧毁了人的意志，人一旦意志消沉了，不会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那时，我以为自己永远也不能再看书和写字了。电脑是一下也不敢碰，连纸质书都不敢看，手机的功能也只是接打电话，日子过成了行尸走肉。鲁院的一位同学曾经说过，写不出好小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有自己的专业，之前，业余时间给报纸副刊写专栏，年纪很大了，才开始写小说，压根就不奢望能写出什么好小说，但我喜欢干这项手艺活，方块字亲如我的兄弟姐妹，摆弄好摆弄不好，其过程都是美好的，至少是乐在其中。

我是医生，有执业医师证，还有全科医师证，随便到一个诊所坐诊，远比我写小说挣钱容易。但启动人这架机器旋转的按钮，多种多样，不要说旁人，连自己也说不清为何只愿这样，不愿那样。2019年冬天，威胁全人类健康的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存状态，为了切断传染源，医院成了能不去就不去的地方，我的眼疾也因此暂时停止了治疗。疾病有时也是纸老虎，你强它就弱。不再天天熬中药，熏眼睛，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没病的从前，我也渐渐不把自己当病人看，尝试着找回从前的生活。先是听书，听着不过瘾，就开始看，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又开始写作了。

这时候，再看之前写的《临街的门》，就又了新的想法和视角。我年少失父，有意无意让小说中所有父亲都能健康长寿地活在我虚拟的世界里，我一直不愿正视或者说刻意回避疾病和死亡这些沉重的话题。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谁敢说自己就是金刚不坏之身？有可能下一个感染的就是你。可以说，人人头上都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大乎死哉”。这个中篇开篇就写了苏小丫父亲的死，他的死和小丫有直接关联。之后，小说就向内走，写父亲死后，从不走临街门的小丫变了，她开始在临街门上频繁出入。如果这个改变仅仅像苏母想的那样，是小丫借此向父亲谢罪的外在行为，那这个小说就是拉成中篇，情节再缠绕，也同样没劲。我试着从疾病打开切口，找到向内走的路径，这样，故事的核就变成了强迫症。于是，苏小丫从临街门上往外跑，这个外显行为的背后，又有了一个隐秘的强迫行为，那就是看汽车。

现实生活中强迫症很难治愈，但那是医学要攻克的堡垒，文学的逻辑不是医学的逻辑。文学就是引领人在没有光的地方找到亮。这个小说通过疾病，离别、死亡这些沉重的东西，写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当然，它依然有诸多地方不完美，好在完成了。

【作者简介】 陈春澜，山西太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期高研班结业。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广州文艺》首届都市小说双年奖。在《光明日报》 《北京文学》《小说界》等报刊发表小说多篇。出版有小说集《喧夜舞马》 《出帽儿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