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福、余陶明、陈学友是三个从穿开裆裤长到大的好兄弟，打小一起在炕上光着屁股爬，一起和泥巴玩儿，一起在上学路上疯跑，又一起迈向社会，各自成家立业。孙玉福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凭着三分天意和自己的七分力气养家糊口;余陶明在村里的煤矿当矿工，做着卖黑汗的力气活;陈学友之前跟老师傅学过几天手艺，现在推着个小推车卖鸡蛋饼，日子过得也不温不火。这三个人都过得不上不下，不大富大贵，但日子也不算潦草。每顿中饭能吃上肉卤河捞，有时能倒上二两酒，就着两个小菜，和老婆孩子坐上一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三个人的名声也是极好的。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人，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人也不尖酸刻薄，从来不在人背后嚼舌根子，对村里有难处的人家，他们也不袖手旁观。谁家今年动手迟没收完秋，谁家要修一下漏水的房顶，谁家大人太忙没空接孩子……遇到这类事，他们能帮就帮。因此，他们仨是村中的好人缘，走在村里，没有人不跟他们热热情情地打招呼。

“吃了没？”

“吃啦，吃啦！上地去？”

“今天去北坡给玉茭浇浇水！”

孙玉福，听名字就是个有福气的人。圆滚滚的肚子，笑呵呵的嘴角，活脱脱一个弥勒佛。土生土长的玉米和山药把孙玉福喂得膀大腰圆，就是日日哼哧哼哧的耕种，也没能让他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扁下去一寸。村里人都调侃他“字认不得几个，墨水倒灌了一肚子”，他也不辩解，只是憨憨地笑。孙玉福打小就不喜欢念书，上学的时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着法儿地逃课。初中一毕业，孙玉福就迫不及待地卖了课本，回来种地。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孙玉福念书不行，种地可是一把好手。起垄、播种、打药、收割，他样样在行。年轻时他和自己爹娘一起耕种，成家后和他老婆一块儿种。他锄地来她浇水，夫妻双双把地耕，大有“天仙配”的模样。孙玉福家的地里永远满满当当，绿油油的小麦一株接一株，一片接一片，一望无际;西红柿苗长势正旺，开着黄嫩嫩的花;田地的边缘，紧靠着山的那一块儿，也被孙玉福别出心裁地种上了豌豆和丝瓜，大片大片的叶子，绿莹莹的，上面点缀着黄的、粉的花;田埂上稀稀疏疏的核桃树也长出了芽孢，开始绽出新芽。

尽管孙玉福和老婆天天勤勤恳恳在地里耕种，他的老娘也会在身体好的时候帮帮忙，但种地到底是挣不了几个钱。辛辛苦苦一整年，秋天把自己的粮食囤好，剩下的拉到市场上去卖，满打满算一年也只能挣个万把块儿。前几年的话，这笔钱还够他们夫妻二人过上有肉有酒的小康生活。可这样一点钱，在这个时代，是算不上什么钱的。加上孙玉福家的人口越来越多，上有身子骨不大好的老母，下面又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这日子就过得更紧巴了。

提起孙玉福的儿子，那可人人都说好。别看孙玉福和老婆念书都不好，却生了一个总考第一名的学霸。孙玉福的儿子正在上高三，正是需要冲刺高考的时候，上辅导班、买练习题、补营养，样样都需要花钱。孙玉福一家老小节节省省过日子攒下的钱如流水一般流到了儿子身上。千省万省，还远远不够。儿子也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一套模拟题，反反复复做了三遍，做得书边都快成了毛毛草，磨得不成样子。实在没有题做，儿子就只能借同学们做过的题做，有时候他也会抢着帮同学们讲题，这样他就可以接触得到那些售价昂贵的新题型。孙玉福看着儿子每个月拿回来第一名的成绩单，欣慰又心酸。

他闺女刚上初中，正是爱美的时候，却只能穿紧巴巴的旧衣服。孙玉福每每看到穿着旧衣服的女儿和其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女孩走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不是滋味。好在网上还有便宜衣服卖，每到换季，孙玉福总会省下一点钱给孩子买几件衣裳。一件三五十块的裙子就能把姑娘美得欢天喜地。看着手舞足蹈的闺女，孙玉福心里也酸酸的，不是滋味。

所以，孙玉福老想发财，想发大财。

这财，到底要怎么发呢？靠这个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他得另想办法。这村里的人们，自给自足不说，剩下的那点儿小生意也早让别人先占了。更何况现在有了网购，买东西又快又便宜，卖些衣服什么的也不划算了。村里的营生就像他种的地一样，各种蔬菜，各种粮食，都长满了。要想干点小买卖，他得把眼睛伸出村外，伸到镇子上，伸到其他地方去。他开始尝试做各种买卖，他腌过咸鸭蛋，运销过粮食酒，卖过不知名的草药，还做过红薯干。他的生意确实与众不同，却挣不下什么钱。最后，他索性和别人搭伙一起干，人家出点子，他出力，隔几天就要离家一趟，像一头饥饿的狼，四面八方，到处跑，想给儿女们找一口肉吃。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回来时带着的不是肉，而是满身的泥巴草屑;人，越来越瘦，就连肚子上最顽固的肥肉，都日渐消瘦下去了。

孙玉福没了法子，找来余陶明和陈学友来商量。二两白酒下肚，余陶明一拍脑袋，“养猪！”陈学友也同意，孙玉福本是庄稼人，做不了生意人的那一套，发财还是得靠土地来。余陶明和陈学友一人抽借了孙玉福两万块钱，帮他把这个养猪场开起来。向其他养猪户打听了一番后，孙玉福刨掉了自家在北坡的一块儿地，盖了一个简单的猪圈。又托人找到一家不错的种猪场，拉回两头大猪和几只猪崽子。养猪场的证件一办下来，万事俱备，他就开始红红火火地养猪了。

整个养猪场里里外外就孙玉福一个人打理。磨饲料、喂猪、添水、加泥……这些重活，可把他累得够呛。平凡的日子像水槽里悠悠流淌的流水，无声地流逝，又无声地减少。这几头猪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屁股溜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孙玉福看着这几头猪就像看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两眼放光。第一批小猪出栏，卖了一笔好价钱。孙玉福的养猪场站住了脚，他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了。

七月，高考一揭榜，孙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985，一家人里里外外换了一身新，高高兴兴地坐着高铁去送儿子上大学了。

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上午八点多钟，在村里的角角落落都能听见从南方传来的巨响：

“轰——轰——！”

大家就知道，這是村里煤窑开工了。

山西多煤，几乎村村镇镇都有煤窑。煤窑，就是规模小点的煤矿。自然，各种设备也就简陋些。村子的南头有座黑溜溜的山，煤窑就藏在这座小山里。山的阴面被土炸药炸出一排大概两米高、五米宽的洞，两辆拉煤的排车可以并肩而行。洞里危险的地方就打个铁桩或木桩撑着。铁桩还结实些，有些年代久远的木桩，就像耄耋之年的老人，身子骨不大爽利，站起来颤颤巍巍。至于那些新换的结实木桩，矿工们累的时候也不会靠一下，更别说不小心让排车、铁锨什么的磕一下，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是几条人命为大家换来的安宁。

余陶明是“煤二代”，他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在煤礦上班。余陶明每天的工作就是用铁锨装满一畚箕碎煤，再放上一半块大煤块压瓷实，放到排车上，弓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外拉。到了转运场，过秤，倒掉，再匆忙走回作业面，周而复始。每天后晌按斤算钱，一天管两顿饭，中午能在窑里巷道上眯一会儿。余陶明的这双手究竟拉过多少煤，只有印在手上用胰子也洗不掉的煤黑知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余陶明从当年那个十几岁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孩子的爸爸，他的手粗了，厚了，硬了。黑乎乎的煤和窑里冰冷坚硬的石头把他手的光洁毫不客气地全都磨掉，磨成了结实有力的粗糙剌碴。

粗糙剌碴的手并没有划破余陶明心里的柔软，他向来是很喜欢孩子的。上下班路上，他总是要逗逗村里的小孩：

“哎呦喂！这个暑假哪里野去了？晒得比我这个煤黑子还黑。暑假作业写完了没？”

“妮子，这几天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瘦的，快让你爸给你割斤肉补补。”

孩子们也知道余陶明为人和气，也很喜欢孩子，见面都愿意和他打招呼：

“余伯伯好！”

“大爷好！”

“哎，哎！”

或许在别人眼里，煤窑工人又苦、又脏、又累、又危险，但在余陶明眼里，煤窑工人不比那些当官的、为商的差，当工人是天下第一有面子的工作，他以自己的工人身份为豪。下井挖煤，使锨弄镐，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他也不觉得无聊。余陶明天天推着一排车的煤，嘴里哼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小曲，快快活活地在煤矿里劳作着。这些脏兮兮的煤灰已经像血液一样与他紧紧相融，这简陋的煤窑就是他第二个家，他每日挥汗如雨地工作，为的不只是得到那份养家糊口的工钱，还有一份作为工人的快乐与心安。

余陶明真正意识到当工人实在没有什么称得上面子的面子时，是在五十岁的时候。这一年，上头下来了文件，村里的煤窑被迫改制停产，他这个拥有三十年资历的老矿工，失业了。那段时间，他变了。路上碰见谁家的小孩，也不像往常那样亲热，只是耷拉着一张脸，像刷了一层糨糊，干硬又皱巴。人们经常能看见余陶明一个人蹲在家门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其实，不只是余陶明，村里几百个下岗的工人都是如此。他们想不通，好端端地，村里给的铁饭碗怎么会碎？世事皆如此，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留下的是一桩桩丰功伟绩，碾压着的却是无数弱者的血泪。他们佝偻着背，搓着黑黢黢的双手，瞪着大大的眼睛惊恐地看着这个时代，嘴里不住焦急地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了？”

余陶明急，他老婆更急。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这样断掉了，他老婆心里憋了一股子气。心里憋着气总归是不大好的，于是这股气就被发泄在余陶明身上。左邻右舍常常能听见他老婆对余陶明的冷嘲热讽。刚开始只是耍耍嘴皮子，后来变成了不给做饭、洗衣，再后来，他老婆带走了余陶明这些年的存款，带着女儿跑回了娘家。“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之间最惨的结局就这样发生在了余陶明身上。年过半百，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本该在家安安逸逸地种点小地，享受享受内退的悠闲生活。可是现在，工作丢了，老婆没了，家散了，余陶明在一夜之间老了，额头爬满了杂乱无章的皱纹，就像是煤窑里的巷道，弯弯曲曲，挖到哪里算哪里，一直蔓延到脖子上来，纵横交错，把他分割成一条条等着投进炉子的煤泥膏，一眼看不到底。

孙玉福和陈学友没说什么，两人提了酒菜进了余陶明家。那天晚上，余陶明家的灯亮了一宿，昏黄的灯光照着同样昏黄的月亮。

陈学友在镇上的步行街卖鸡蛋饼，他家的鸡蛋饼皮薄蛋嫩，香气扑鼻，饭点排队买的人多得很。头天晚上，陈学友就提前醒好面，备好东西。第二天，天擦亮，他慢慢悠悠地推着装满鸡蛋、面、葱花、生菜的摊饼车赶到镇子上去。等到清晨的缕缕阳光照到陈学友的摊饼车上，熟睡了一晚的镇子苏醒时，他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上班的，上学的，赶时间的，解嘴馋的，都来陈学友这儿排队买鸡蛋饼。看陈学友摊鸡蛋饼也是一种享受。只见他熟练地从桶里揪出一坨面，啪地甩在锅上，正正好好一张饼的料，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然后一边烧面皮，一边飞快地打好一只蛋。等到面皮被烧得金灿灿的，上面撑出一个个气球样的小泡泡时，拿筷子挑破最大的小泡，把鸡蛋稳稳地浇进去，用一块儿木头板子把鸡蛋推到整个饼里。紧接着，炸火腿，翻面，刷酱，放生菜、葱花，左手拿板子，右手使筷子，把鸡蛋饼一卷，一装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绝不超过五分钟。陈学友就靠着这门摊鸡蛋饼的手艺，摊出了儿女的学杂费，摊出了家里的豆浆机，摊出了老婆的新衣裳，摊出了一家老小的明天。

余陶明下岗后，陈学友心里一阵后怕，又有点儿侥幸。他是村里的第一批单干户，这放在当初，可是惊世骇俗的举动。有多少人劝他，这闻所未闻的新政策才刚开始，不要着急忙慌地赶上去。万一哪天风向一变，陈学友这种“走资派”肯定第一个被打倒，到时候可就麻烦了！孙玉福和余陶明也劝他在镇上事业单位的食堂里找份厨师的工作，既体面，又不太辛苦。可陈学友就是不听，他觉得给国家做事，给村里做事，虽然稳定，但还是靠别人给发钱，心里总归是不踏实。自己给自己发钱，这日子才能过得舒坦。也多亏了陈学友当时的执着，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平平淡淡的小康之家也是一种幸福。

这几年镇上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每次饭点，余陶明的摊位前不再是老少儿童挤着买鸡蛋饼，而换成了一个又一个穿着黄色、蓝色外套的外卖小哥排队取餐。随着镇子的发展，城镇管理也势必越来越规范，像陈学友这样的流动商贩渐渐没有了立足之地，成了城管的管理对象。城管三番五次地来找陈学友，告诉他要么在店面卖，要么收摊别干了。陈学友问为什么，城管答道，“流动摊位既不卫生，又不文明，还影响市容市貌，摆到店面里干干净净做生意不好吗？”陈学友语塞，自己露天摊位风吹雨打、尘土飞扬的，是不怎么卫生，可这不文明算什么回事儿？活了大半辈子，自己行得端，做得正，怎么就因为卖个鸡蛋饼就不文明了？更何况那些看起来有模有样的饭店，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未必有他陈学友的鸡蛋饼干净。陈学友越想越气，干脆晚上提前收工，回村里和孙玉福、余陶明抱怨了好久。

不过，虽然余陶明话说得狠了点，但政府的话他还是要听的。只有城市发展得好，人们手里有了更多的钱，他的鸡蛋饼才能卖得更好，卖得更贵。他歇了两天，穿梭在镇上的大街小巷，摸了摸空店面的底。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好家伙，租一年店面至少要万把块！暂且抛开钱不说，就算他有这个钱，也未必能租到店面。单步行街一条街就有十来家卖小吃的摊贩，更别提整个镇子了。一人一间店，哪里有这么多店面能租给他们？狼多肉少，这些房东们更是一味地坐地起价，今天一个数，明天又一个数。这些人精得很啊！听到了政策的风声，知道他们就算出价再高，这些商贩也不得不租。这租金一天比一天高，实在超出了陈学友的承受范围。

陈学友没了主意，生意也不能总是拖着不干。没办法，他只能和城管打起了游击战，敌进他退，敌退他进。为此，他特意更新換代了装备，买了辆电三轮，方便他四处躲城管。可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会被城管逮到，有时被堵到无路可逃，交点儿罚款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度让余陶明恼火万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都是为了生活啊！

这天，陈学友趁着城管下班，骑着车来卖鸡蛋饼，毕竟城管也是要休息的嘛，赶午休时这一小会儿卖点饼应该还是没事的。步行街里的行人很多，虽然已经过了饭点，但还有很多老顾客们来捧场。陈学友一停下车就被大家围了起来。“一个鸡蛋饼，加肠。”“一个饼，加两个蛋。”陈学友忙得手忙脚乱，但心里却乐开了花，几天来被罚款、被围追堵截的不快全都抛到后脑勺了。

好巧不巧，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城管来了！”人们“哄”的一声散开。陈学友抬起头，就看到四个城管朝这边大步走来，堵住了电动车的四个方向，陈学友再想启动电动车跑已经来不及了。为首的城管亮过执法证后直接和陈学友摊牌：“我们已经通知你很多次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里不是市场，严禁占道摆摊经营，根据《市容市貌管理规定》，现对您的所有商品予以没收……”

又是五百，陈学友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这一年，余陶明和陈学友都过得不太好，只有孙玉福的日子还过得过去。

春天似乎比往年格外冷些。往年三月份，村口的迎春花早已竞相开放，今年的花骨朵却迟迟不肯露脸。起初大家都不在意，因为只是温度有点低，只是一只鸡的死去，只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感冒发烧了，只是一头猪病了。但到后来，气温回升了，死去的鸡已然死去，生病的孩子渐渐痊愈，可是猪却一头接着一头地吐白沫，一头挨着一头地屙血，一头跟着一头地死去，大猪，小猪，公猪，母猪，无一幸免。很快，整个村子，整个城镇，甚至全省的猪都染了猪瘟死掉了。侥幸活下来的猪，即使猪肉价格再低，也没有人敢把它们端上餐桌。一时之间，人们谈“猪”色变，生怕自己也感染了那可怕的猪瘟。

不过，这总是外行人的看法。同行的消息总是最灵敏的，早在春节期间，孙玉福就对附近猪圈总死猪的事情早有警觉。全家人把所有心血都投在了这个猪圈上，孙玉福和老婆、他老娘、他儿子闺女，谁都清楚这个猪圈的分量。寒冬腊月，北方的农村是剜心的冷。孙玉福扛着严寒在猪圈旁简单搭了个彩钢房，每隔几小时巡视一次猪栏，看看有没有异常。猪圈外的地上铺满了石灰，猪圈里也泡满了烧碱。

千防万防，这天早上孙玉福巡逻时还是发现有三头小猪不吃不喝，鼻子里流出了半透明的脓液。孙玉福心里一紧，赶紧掰过小猪的耳朵，几个红色的斑点赫然映入眼帘。这些形状不一的红色斑点像一把把磨得尖尖的利刃，狠狠地剜着孙玉福的心。他立刻给猪抽了血，赶着送往检疫站。拿着那袋血坐在公交车上，孙玉福看见车窗外光秃秃的残枝在空中以一种奇特的形状扭曲着，惨死在这冷冬里，他心里突然有种预感，猪瘟还是来了。

第二天，检测结果和政府派来的专家一起到了孙玉福的猪圈——感染了猪瘟的猪必须扑杀。孙玉福再也站不住，两眼一花，颓然地蹲下身子，心里空白得像他在北坡的土地，一片空旷，一片白茫茫。屋外刺骨冰寒，一股强劲的旋风裹起漫天的雪糁，呼啸着从远方掠过。

远处的挖掘机已经开动，成群结队的猪——这些他悉心照料的宝贝们，被逐个电晕，埋入深坑里。有些中途醒来的猪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如此飞来横祸，凄厉地嚎叫着。孙玉福背过身，不去看那个场景，眼里流下两行热泪。

好在，经检测，被他单独隔离出来配种的一头种猪和两头母猪没有感染迹象，不用扑杀。

孙玉福松了一口气。

“还有希望。”

陪着他扑杀猪群的余陶明和陈学友也松了一口气。

“还有希望。”

没有谁的人生能够按照预期发展，能随遇而安的人才会快乐。遭遇了中年失业与中年离婚两大打击的余陶明还是挺了过来。余陶明什么都没有，但他有的是力气。常年在煤矿里卖力气的工作除了染黑了他的手掌，还给他留下了线条分明的臂膀。因此，尽管他岁数大了，肺也有些毛病，还是能找到体力活干。他想趁着自己身体还好，多干点活，给自己攒点养老钱，也给女儿攒点嫁妆。原来黑黢黢的手掌已经被水泥和沙子染成了同样的颜色，修长、白皙、圆润，这些修饰词通通与他无关，他的手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他过日子的工具。余陶明过得累吗？累，但他是真的快乐。只有在劳动的时候，余陶明才是余陶明。余陶明现在在装修队干活，这个装修队最近招了很多下岗工人，负责搬重物上楼。老板就是看准了这些曾经的“煤黑子”的力气的和稳重。

余陶明果然不辜负老板的期待，他像一头经验丰富的老牛，干活虽然慢，但精细。每每干活时，余陶明先屈膝，把背靠在货车的边沿上，让货物稳稳地贴在他的脊梁上。毕竟年龄大了，他上楼梯的速度很慢，而且越上越慢，越上越气喘吁吁。但不管怎样喘，他扣着水泥袋的手指却没有任何松动，仿佛两双手变成了干裂的老根，深深扎在了背上的水泥里。休息的时候，余陶明也和其他人一样，站或蹲在角落里抽烟，聚在一起打闹、侃大山，念叨着自己过去在煤窑的生活。

余陶明不再是个丈夫，但他仍然是一个父亲。每到周末，女儿总会背着比她还大的书包过来找余陶明，里面装满了课本和作业，还有女儿偷偷用零花钱给他买的好吃的，有南瓜酥、妙脆角、薯条云云。余陶明只是笑笑，假装没有看见女儿眼里闪过的一丝狡黠，用那双蜡黄的手拆开一袋零食递给女儿，再去外面切半个西瓜。八月初，村里热得像个蒸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被塞进灶台里的白面馍，不出几分钟，已然被烤干了身上的油水。女儿坐在餐桌前写作业，余陶明在旁边拿着一把毛糙的蒲扇细细地扇风，父女俩一人一个地吃着切成小块的西瓜，西瓜并不甜，还有股铁锈的味道。微风夹杂着若有若无的草木的气息拂来，女儿突然抬起头，说，爸爸，我想回来和你住。

余陶明愣了一愣，他的心像冻实的小河，突然吹来了一阵春风。在片刻无言的静默之后，余陶明觉得心口发胀，颈部的血管在扩张，两片嘴唇张张合合，艰难地从齿缝中挤出几个字，“女孩啊，还是和妈妈住比较好。爸爸是个糙男人，很多事情上照顾不了你啊！”

回到村里，他还是像之前一样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路上碰见他，就算隔了八百米，孩子们也要嘚嘚嘚地跑过来和他打招呼：

“余大爷好！”

“余伯伯好！”

“哎！”

被没收了吃饭家伙的陈学友带着罚金再次走进了城管的办公部门，熟练地交罚金，跟着工作人员到库房领回被没收的摊饼车。库房门口，陈学友正好碰见了另一个黑黑瘦瘦的小商贩正在领他煮油条的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小时候学过的诗突然从陈学友脑子里蹦了出来，他终于晓得了什么叫学以致用。心里一股没由来的高兴扫清了他又被罚款的阴霾，陈学友掏了两根红塔山出来，一根递给了这个黑瘦的男人，自己也点燃了一根。

“哎，做生意难啊！小本生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陈学友感慨。

“是啊，出钱容易挣钱难。”男人附和道。

“兄弟，你煮油条这么大的买卖还划不来，我这摊鸡蛋饼的，就更难咯！”陈学友一歪脑袋，从嘴里吐出一排烟圈，右手掸了掸烟灰。

“大有大的难处啊”，卖油条的男人也吐了个烟圈，“那些卖炸串的、煮鸡汁豆腐的，几家店凑在一起租个店面，房租一摊，买卖就干起来了。我自己的桌椅板凳就要摆一屋，人家谁愿意和我合租啊？”

愣头磕脑的，陈学友“啊”了一声，把之前的事儿全想通了。怎么自己就没想过合租这招呢？陈学友在心里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又滴溜溜地打开了小算盘。和干小生意的合租，房租肯定要平摊，但和这干大买卖的合租就不一样了，他占个角角摊饼就行，租金上还能再砍一笔。

“兄弟，咱俩一块干，怎么样？”陈学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我是卖鸡蛋饼的，也不要啥桌椅板凳。当然，房租你要摊大头，我二你八，成不成？”

卖油条的男人扭过头来上下打量了陈学友一番，好像在检验出厂的产品是否合格，他从头发丝看到脚底板，又从脚底板看到头发丝，最后掏出手机瞅了瞅时间，拍了拍陈学友的肩膀，“兄弟，我知道你。你是在步行街卖鸡蛋饼的吧？我家那孩子，不爱吃我的油条，就喜欢你的饼。走，咱边喝边说！”

两人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要了两个下酒菜和一瓶老白干。咕咚一杯酒下去，两个人的距离迅速拉近了。俩人从把店面租到哪里，到要不要整修，再到房租怎么分都仔细捋了一遍。酒菜过半，俩人更是像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一样熟络起来，卖油条的讲自己五岁就跟着父親煮油条，煮了大半辈子油条，现在整个人都是油条味儿;陈学友讲自己是政策放开后的第一批单干户，当时可是力排众议才开了这个摊饼车，当年他爹差点一?头敲死他。俩人的嘴像一挂小炮似的连连地响，话越说越快，越说越脆。

酒足饭饱，两人晃晃悠悠地走出饭店。天在下火，地热得发了狂。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白光。路上飞扬起来的沙土烫着两人的脸，两人也不觉得讨厌。

“老陈，咱们可说好了，明天上午九点去看店面。”卖油条的红着脸说。

“得嘞，不见不散！”陈学友也红着脸说。

又是年末，猪瘟早已结束，猪肉又摆上了人们的饭桌。孙玉福家侥幸活下来的三头猪如今已经成了曾曾祖父母辈的了。现在，他的猪圈里大大小小养了五十多头猪，比原来的规模还要大。加上之前十里八乡几乎所有的猪都被扑杀了，猪肉紧缺，价格自然是突飞猛进。短短两个月，孙玉福不仅把之前赔进去的钱都捞了回来，还发了一笔小财。

余陶明呢，日子过得倒也安心。他又过回了之前“天下第一好”的工人生活，干活，出汗，挣钱，干活，出汗，挣钱，就是他的全部。当然，他的女儿还是像之前一样每周都来，余陶明总是切好西瓜，扇着蒲扇，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女儿写作业，看着女儿的眼睛像两滩清泉，折射出灿烂的光。

陈学友和卖油条的合伙开的小店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两个人的事业可谓是相互扶持。房租二八开，一年能省几千块钱不说。两样生意做到一起，还会起到“1+1>2”的效果。来买鸡蛋饼的，顺带到油条那儿喝碗馄饨、抿曲汤。来吃油条的，闻见鸡蛋饼的香也忍不住要买一份。就这样，两个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大年二十九，孙玉福、余陶明、陈学友三兄弟又聚在一起喝酒。明天就是除夕了，新的一年快来了。

孙玉福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余陶明和陈学友点了点头。

“好，醉一次！”

外面正下着大雪，白茫茫一片。

【作者简介】赵婷，山西人，零零后，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编后记]  本期“步履”推荐的小说是《不惑之年》，零零后的赵婷来自山西，目前就读于暨南大学文学院。小说以山西为背景，意外的是，她选择将目光锁定在三个中年人的日常生活上。孙玉福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凭着三分天意和自己的七分力气养家糊口;余陶明在村里的煤矿当矿工，做着卖黑汗的力气活;陈学友跟老师傅学过几天手艺，自己推着小推车卖鸡蛋饼。作者通过观察，试图理解父辈的生活，把三个普通人有滋有味有苦有甜的人生片段呈现给读者，没有过多的戏剧性，但读完让人觉得温暖而安心。

题目之所以叫“不惑之年”，大概是因为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在经过各种辛苦寻觅和努力后，最终都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乐趣。

（顾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