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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七年”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塑造了一批性格特征鲜明的中共党员干部形象。主要可分为两类，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社会主义引路人——年轻的党员干部和自私好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老资格的党员干部形象。作为政治价值相对立的两类人物，其表意功能在于，充分展示中国当代乡村意识形态的两极性和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其叙事功能在于，通过“二元对立”的互文叙述，建构了戏剧性的情节架构、演进模式和古典主义的叙述美学。

关键词：“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党员干部形象;叙事表意功能

中共党员的形象在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主要塑造了革命战争时期所涌现的红色革命英雄形象;而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则主要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具有“社会主义引路人”精神品格的活跃于农村现实生活中的中共党员干部形象。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初版）、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9年初版）、柳青的《创业史》（1959年4月第一部），以及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年初版）等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塑造了诸如王金生、范登高、邓秀梅、李月辉、郭振山、萧长春和马之悦等一大批具有时代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这些党员干部形象，不但具有独特的形象特质，而且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和意识形态的表意功能。

一、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正面党员干部形象

“十七年”时期正是我国从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历史转型时期，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和浩然等作家感受时代的律动，塑造了一批响应中共党的号召，忠心执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并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引路人”的形象。

在这一批走农业合作道路的“社会主义引路人”中，王金生的形象是塑造得比较早的。他是一位一心引导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他对三里湾走合作道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规划。他将三里湾的公积金问题、牲口入社问题、社里欠外债问题、分配问题和社内外合作搞建设问题，归纳为“公、畜、欠、配、合”逐项实施。他还根据三里湾村民的土地状况、大户的家庭情况、土地的好坏、剥削的情况等分为“高、大、好、剥、拆”等五种，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他对弟弟玉生和妹妹玉梅的婚姻基本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与妻子一样温厚地对待兄弟和妹妹时，对他与她参加集体事务持积极的态度，而且，没有多少帽子和棍子，更没有教条。在处理兄弟的离婚事件和分家事件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兄长他很大度，就是对于好吃懒做难缠的弟媳，他也很少直接出面。他总是将这些问题交给诸如村长和妇联主任去完成。但是，看似敦厚的王金生，在对待违反政治原则的村长范登高时，却是很有原则的，该批评的时候批评，该处分的时候处分。他在处理弟弟王玉生分家等事情上，无论于公于私都很有分寸。而政治上，他支持村中的积极分子搞互助组，但对于范登高等人反对互助组和经商行为，也没有急功近利或一味打击，而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渐进式的方法，让这些人从互助组的优越性中，自动归化互助组。小说表现了王金生作为一个基层党的领导者的务实的工作态度。他坚持用“正派”的方法做落后分子的思想工作，坚持将那些中间户都争取到合作社的阵营中来，他说：“难道到了社会主义时候，还要将他们留在社会主义以外吗？争取是长期的，只要不是生死敌人，就得争取。”{1}他凭借着他对三里湾的了解和政治敏感性，一眼就识破了村长范登高与王小聚之间的雇佣关系。他怀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脚踏实地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领导三里湾村民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积极宣传扩社，用合作化的成就感召那些还怀有糊涂思想的落后农民，规划农村水利建设，设计了利在整体三里湾村民的水利建设—开渠。《三里湾》虽然没有将王金生作为核心人物来浓墨重彩地表现，但却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具有人性化的温暖的家庭氛围中来表现，从而使得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更加具有亲和力。

除了王金生之外，赵树理还塑造张乐意、魏占奎、秦小凤和张永清等性格各异的党员干部形象。他（她）们都作为王金生的助手和农业合作社的坚定支持者而活跃于小说之中。

另一个性格鲜明的党的农村工作者是《山乡巨变》中的下乡干部邓秀梅。她是团县委副书记，一位受过培训的具有女性独立思想的中共党员干部。她泼辣、精明、能干。她對清溪乡工作烂熟于胸，汇报发言清晰准确，受到了区长的嘉许，让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相形见绌。她具有高度敏感的政治直觉，“看问题总是着重政治性的一面”。面对落后分子菊咬筋的诡计，她通过察言观色，识破了把戏。当符癞子开会闹场的时候，她马上就意识到“该提防”“他的背后的什么人”。对刘雨生和张桂贞的离婚，她立刻就猜出有秋丝瓜的捣乱。在围堵曾做过兵痞的秋丝瓜宰杀耕牛的过程中，她机智勇敢，如同一位战场上的指挥员组织了一场很精彩的耕牛保卫战。她虽然年轻但很有政策水平。她适时压制住了陈大春、盛清明等人企图捆绑秋丝瓜的冲动，又用村民“公约”堵住了秋丝瓜“自己的耕牛自己有权处置”的借口。用亭面糊的话说是“这个女子有胆量，有调摆，差不多的男子汉比不过她”。邓秀梅形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她被塑造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有着很强烈的“半边天”意识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她独自下乡工作，甚至夜里出门工作，对于风言风语不屑一顾;她“对于妇女的痛苦，她十分敏感。乡里的每个妇女的不幸，好像就是她自己的遭遇一样”。她开导热恋中的盛淑君说：“当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怀好意的。”“要是生孩子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的。”她的形象质非常类似于苏联作家柯伦泰夫人小说《赤恋》中女党的工作者华西丽莎。

除了邓秀梅、李月辉之外，《山乡巨变》中还有两个党员干部形象可圈可点。一个是团支部书记和民兵中队长陈大春。他出身革命烈士家庭，舅舅是革命烈士，十八岁就入了党。他是一条“魁梧奇伟的猛汉”，其身上既有“父亲熏陶出来的勤劳和刻苦的精神”，又有“母系传来的豪勇的革命的气质”。他“一脸正气，工作舍得干，劳动又当先，不怕他的，也都不能不服他”。他对合作化的困难有着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反革命分子靠的基础是私有制度，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子，也是私有制度，这家伙是个怪物。我们过去的一切灾星和磨难，都是它搞出来的”{2}。他还举出旧社会盛、李两家争水打死人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私有制的罪恶。作者在上部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盛淑君对他的追求，以及他反应的“迟钝”，以铺垫他公而忘私的工作热情。他如同《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和《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一样，都怀有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图景的憧憬，也有着一整套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但作者并没有将他写成一个工作狂，当他遭遇盛淑君的热烈的爱情攻势时，还是为爱情所俘虏。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党员干部的形象。

另一个是清溪乡土改积极分子、“办社”党员刘雨生。他是贯穿上、下两部的重要人物形象。在小说上部中，他的形象质一直偏向于柔弱，甚至堪称懦弱。他因为忙于工作，弄得“家里经常没米下锅，没得柴火烧，园里没有菜，缸里没得水，早起开门，百无一有”，以至于妻子与其离了婚。他无法摆脱离婚的痛苦，终日以泪洗面，以至于影响了工作，甚至因此而为菊咬筋夫妇演戏蒙蔽。他既是办社积极分子，又对办社心存犹疑。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不能在群众面前，丢党的脸”{3}。在小说的下部，刘雨生走上前台，成为常青社社长和叙述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但在育秧中，他任用不懂育秧的青年，导致烂秧事件发生。为了弥补损失，他派民兵强行接管竞争对象谢庆元的秧苗。作家通过意味深长的叙述，近乎不露声色地对他提出了批评。

《创业史》则塑造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带领农民共同创业的预备党员梁生宝的形象。他是一个在逆境中组建互助组并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年轻党员干部。他从继父梁三老汉的发家血泪史中汲取了教训，坚定不移地相信集体致富的道路，并怀有改造蛤蟆滩社会的理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互助合作工作，甚至为此“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小说以徐改霞对梁生宝的积极主动的爱恋和他的被动应对，反衬出了他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他青年老成，对党赤胆忠心，他“一片真心革命，其他一切都是党的”{4}。他对农业合作化道路怀有坚定的信仰。他虽然只是一个预备党员，但是却很有政策水平。比如对“二流子”白占魁的处理，他就准确地把握了党的政策方针，就是遭到党小组长郭振山的反对，他也坚持将其拉进互助组中来改造。在互助合作工作中，他屡遭失败，但依然百折不挠。小说通过“买稻种”“进山割竹子”“拉扫帚”“扁蒲秧”以及落后分子“退组”等阶段性工作，表现了他对共同富裕的坚韧的追求。小说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梁生宝的互助组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比如王瞎子、梁生禄要退组，挣钱后想退组的任老四、郭锁，冯有义对互助组密植计划的动摇，以及“期待变天”的富农姚士杰对互助组的破坏，特别是党小组长郭振山的恶意阻挠，但他凭借对党的信仰，一步一个脚印地“创业”，最终建立了汤河岸边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灯塔农业合作社，并成为社主任。他以實际行动使得懒散的农民认识到互助合作的好处，向那些搞个人发家致富的人宣示了新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成就自己“梁伟人”的崇高形象。

《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是“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最具有斗争意识的社会主义引路人形象。他是东山坞高级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他一出场的时候，浩然就给了他一个圆脸浓眉、精明深沉、气魄强悍、健壮英俊的庄稼人形象。他临危受命，在东山坞遭受百年不遇的大雹灾、村民遭受饥饿、原村党支部书记经商失踪、队长马连福要带大家去城里务工的时候，将外逃的人们截留下来，组织生产自救，为来年夏收的丰收奠定了基础。围绕着“土地分红”还是“劳动分红”和“统购统销”，他组织其他党员和积极分子，与马之悦和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等展开辩论和周旋。他明确宣布，土地买卖将被彻底废除，雇工将被禁止，“想囤积粮食剥削别人，那日子也没有了”，“除了社会主义大道，走旁的路都是死胡同”。他以洪亮有力的话语“吹响了社会主义的战斗号角”，“对资本主义作死亡的宣判”。他组织群众，追查“卖粮”，揭穿了富裕中农“闹粮”的真相。他政治敏感性极强，由“卖粮”而想到“这件事不光跟本村麦收前这一场乱子有关”，“许是跟一些政治性的破坏集团有瓜葛”。他凭借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自己非凡的勇气、胆略和智慧，运用《三国演义》的策略，分化了副社长马之悦和富裕中农的阵营，团结了缺粮的贫农和中农，顺利实现了“劳动分红”和“统购统销”。他的举措使得“摇摇晃晃的农业社稳固下来”。就如同《创业史》一样，《艳阳天》还通过萧长春对爱情反应的迟钝，表现了他全身心投入农业社的工作精神，赞颂了他与焦淑红之间的革命同志般的爱情——她“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总之，小说以危难之中显身手的古典主义的手法，通过萧长春两次危机之中扭转不利局面的行动，塑造了一个既有政治韬略又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高大的英雄形象。

党员韩百仲的形象是萧长春充满睿智的形象的有力补充。他出身贫苦，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队长，土改时期的贫农团主席，合作化的领头人之一。这是一位“方脸，淡眉，两只眼睛总是又红又亮，像喝过酒似的;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很直，说话的声音很高很重，就是说平常话，也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5}的老农民形象。他虽然行事直率，但却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在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与副社长马之悦的斗争中，他坚定支持萧长春。他虽然头脑简单，工作简单粗暴，甚至违反政策，比如提出“翻粮”，但他有着一颗跟党走的赤诚之心，他直接面对弯弯绕和马大炮，用党的政策，将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

除了上述的处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一线的先进的党员干部形象之外，“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对王金生们提供支援的“上级”党员干部（书记）形象。

在《三里湾》中，政策水平高的当然是县委的老刘。在群众大会上，他气宇轩昂地解读了农业合作社的政策。在“整党”会议上，在“群众”大会上，他严厉批评了村长范登高，并代替支部书记王金生宣布了对老干部的处分。在《山乡巨变》中，区委和后来的中心乡的朱明书记，是最为重要的上级党员干部。他们深刻认识到“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番剧烈尖锐的矛盾，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6}。小说通过朱明对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的批评和对汇报工作的邓秀梅所提及入社率的追问，彰显了一个较真的上级党员干部的风采。在《艳阳天》中，乡党委书记王国忠在萧长春遭受富裕中农“闹粮”阴谋的压力和副社长马之悦从中作梗之后，来到东山坞，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户，了解农民缺粮的实际情况，批评了马之悦的资本主义思想，并指导萧长春按照《三国演义》的谋略，与马之悦等人展开周旋。

《创业史》中的上级党员干部形象主要有县委陶书记、杨副书记、区委王佐民书记和下堡乡支书记卢明昌。他们以“革命话语”影响着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陶书记的大会讲话、王书记的帮蛤蟆滩互助组制订生产计划的往事，杨副书记的革命家史，三级党的书记“那股为人民操心的劲头”，他们夜以继日批阅文件的办公室的灯光，他们在北原上防止吸浆虫的忙碌的身影，总是活跃在韩培生、梁生宝和徐改霞的耳边和记忆中。他们掌握时代大势，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到位，政策水平高。正是有了王书记和卢支书所给予的高屋建瓴的政治原则指导，梁生宝等积极分子才能看透代表主任郭振山的“庸俗”和自私，在遭受打击的时候才能依然坚守对集体道路的信心。再比如王书记的被改霞理解為暗批郭振山的“党员不能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7}，王书记在整顿互助组时有关“团结中农”而不“巴结中农”的政策和策略，就对改霞看透郭振山、任欢喜处理与梁生禄的关系起了作用。当然，除了陶书记、王书记和卢支书，政策水平高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在团县委机关工作的在关键时刻点醒徐改霞的王亚梅。每当积极分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在“整党”中的话，就成为解决工作难题的法宝。

在此种“工作队”叙事中，高屋建瓴地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施加影响的上级党的领导，大多是县委和区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乡长或区长等大多因外出“培训”而缺席叙事，只有《艳阳天》中的乡长真正涉入叙述但却是个负面形象），他们在小说中出场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会议。但是，作为原则性人物，他们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更深透，并对下级乡或村工作中发生的争议掌握着政策的解释权和裁决权。他们一般都支持年轻干部，比如老刘支持王金生，朱明书记支持邓秀梅，县委杨副书记和乡里卢书记支持梁生宝，王国忠书记支持萧长春。正是在对年轻干部的支持中，在对党的政策的准确解读中，他们在小说的语境中树立了政策权威的形象。同时，他们的话语较之于基层更具有真理性和权威性，但这也与行政级别有着等比例关系。比如《创业史》中的县委书记比区委书记对政策的把握更准确。县里的团委干部王亚梅对工厂招工的解释就比村里的党小组长郭振山的政策解读更准确。而且，除了《艳阳天》写到了王国忠书记下地干农活的细节外，他们大多是游离于叙述生活之外。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形象是模糊的，也是概念化的，基本属于卡里斯玛痕迹比较重的人物。其形象在丰满度和活跃度上，与深度卷入生活的王金生等人皆不可同日而语。

二、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负面党员干部形象

在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引路人的同时，“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党的先锋队意识蜕化的负面的党员干部形象。

《三里湾》中的村长范登高是一个私心很重、政治立场动摇、反对合作化、专心自己经商发家致富的党员干部形象。他在土改中利用职权分得了好地，富裕了，被戏称为“翻得高”。作为党员干部，他拒绝加入农业合作社。在小说中，范登高整天忙着做生意发家，对于党的工作疲于应付。他明知“直接雇工，党不允许，变相雇工弄穿了也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但还是雇佣了牙行王小聚。为了掩盖自己做生意的行为，他把自己与王小聚的“东家伙计”关系，伪装成他出牲口王小聚出资本的“合伙”关系。范登高不但倒腾针头线脑衣服等货物，还出租骡子赚钱，非常善于算计商业经营中的利益。他私心太重不愿意入社，对党支部分配的宣传扩社工作被动应付;在主持菊英分家的过程中，处处想着自己的利益，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他的经商行为影响了扩社工作，并导致党被落后分子追问“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小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小说非常详尽地讲述了范登高的经商和剥削的故事，戏谑性地披露了他游走于党的规定和经商赚钱之间的自私心理。赵树理借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之口评价他“在经济上走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又是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常以为金生时时都在跟他抢领导权”{8}。但是，赵树理还是给了他“转变”的机会，他在受到党组织批评处分后，从此改过自新并加入了合作社。从总体上来说，范登高是一个受到嘲笑的带有几分滑稽的落后人物形象。

小说中另外一个思想落后的党员是袁天成。这是一个长期为自私刁蛮的老婆所控制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小说中，他因为没有做生意等剥削行为，也没有在村里担任职务，所以也没有被如范登高那样受到特别的叙述重视和严厉的批评。作为大团圆结尾中的最为重要的人物，小说通过他的男性威力的爆发，将他从老婆的控制之下，拉到农业合作社集体之中，为小说的农业合作社胜利划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山乡巨变》清溪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在叙述中被打上了微弱的落后人物的痕迹。他出身贫苦，脾气好，性情平和，温柔敦厚，处事稳健，有点“婆婆子”风格，是一位被村民喜爱的党员干部形象，就像村口那尊土地菩萨，“两眉之间相隔宽阔，脸颊略圆，眼睛总是含着笑”。他表面上婆婆妈妈，实则有自己的原则和对党的政策的深刻理解。他熟悉清溪乡的风俗民情，也熟悉乡里所有人的政治身份与生活、工作态度，他与其他干部和父老乡亲关系融洽。他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衷心拥护，但是反对“光凭意气、火爆和冲动”。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他虽然被激进的上级领导和邓秀梅认为是“正正经经的右倾”，“不求有功，但求不冒”{9}，甚至受到批评和处分，但依然保持着“保守”的工作作风。他善于根据村民的性别和个性特点展开有效的工作。他并不强迫单干户菊咬筋夫妇入社，而是通过挖塘泥比赛，显示集体力量大。他运用开条子将生产能手谢庆元调动起来，获得了育秧的成功。他由自己对妻子的爱而在工作中给予女性特别的关爱，只分配给女性适合她们身体和生理的工作，批评盛淑君的不合适的争强好胜;当菊咬筋妻子挖塘泥中晕倒后，立即吩咐给予关照。他虽然因此受到区委书记批评，并被盛淑君等人嘲讽，但此举透露了他的不同于一般的男女平等意识。作者通过女干部邓秀梅的挑剔的观察，塑造了懂得乡村的人与事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形象。周立波在叙述中暗含了对他的欣赏，并对不顾工作环境、不顾性别特点，而一味追求“半边天”和激进扩社的邓秀梅提出了批评。李月辉是“十七年”长篇小说中少有的未陷入卡里斯玛叙述模式的党员干部形象，也是唯一的未因保守的工作作风而受到作者批判和涂抹的党员干部形象。

《山乡巨变》中的党员干部谢庆元在上部中只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啰嗦鬼，在下部却走上了前台，做了常青社的副社长，并成为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他是一个“好作家”，农活样样在行，但却不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爱发牢骚，不能也不会有计划地生活，甚至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家庭总是断顿，经常向社里借钱，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也乐于用借款来促使他工作。他最大的缺点还是自私狭隘，在分茶籽油中，枉顾合作社集体为自己争利益;在育秧中，他接受秋丝瓜的贿赂，而私自将秧苗许与他人。他的自私行为，为坏人放大和利用，导致耕牛被砍伤，婚姻被中伤，最后要吞吃水莽藤自杀，违背了入党誓言。在受到了李书记的严厉批评之后，他获得了转变。谢庆元的转变，非常类似于《三里湾》中的范登高。他是《山乡巨变》中唯一堪称负面的党员干部形象。

《创业史》中的负面党员干部形象是蛤蟆滩的“代表主任”郭振山。小说一开始就通过改霞的眼光展示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党员干部形象。他是“蛤蟆滩第一要紧人”、代表主任、四九年的老共产党员、土改积极分子、一个“很会说话的强有力的农民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勤劳、勇敢的长者”。他热心为村民办事，为改霞入城当工人奔走，“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言词是热烈的，心意是关怀的”，而且“诚恳和正经”。但当郭振山的形象在正面积极的路途上即将成功之时，作家柳青却通过改霞和梁生宝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逐步揭穿了他的热情为民的假象，并演示了“第一要紧人”形象坍塌的过程。他在建立互助组的工作中，思想认识不到位，将互助组看作“零时季节性的互助组”，认为其只能“解决贫雇农的一些困难”。他缺乏带领群众走集体富裕道路的精神，安于自己的富裕中农的好日子。他过度自信和自负，迷恋权位和利益，不能容忍一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讽刺梁生宝想做“劳动模范”。他还通过和四合院里人的相互勾连，给灯塔社设置障碍，利用各种借口打击梁生宝的积极性，想尽办法分化、压制互助组。他分不清好坏是非。对于出身问题不大的“二流子”，他将他们视作“兵痞”来对待;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坏分子”，他却与他们混在一起。他纵容“蛤蟆滩最令人难琢磨”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卖粮食，公然向国有粮食企业挑战。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他不能正确理解“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鼓动改霞考到城里做工人。郭振山违背了党的原则——“党里头不许买地、放账、雇长工、做生意”{10}，他做生意雇佣工人，且把准备买地的部分粮食投资给私商韩万祥搞砖瓦窑。他最后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蜕化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层干部。“尽管作者对郭振山只顾个人发家、不热心互助合作持批评态度，但其劳动的场景仍然不乏赞美之意。”{11}不过，他的形象总体上是负面的。

近乎被推向反面的党员干部形象是《艳阳天》中的老干部、副社长马之悦。

他是一位犯过错误受到处分的老干部。他自私自利，不顾集体利益，一心就想着与萧长春争权力。他在东山坞遭受雹灾时，不是带领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抗灾，而是拿着上级的贷款做生意，在生意失败后又逃回城里。在东山坞夏收丰收之后，不是想着国家和社会主义集体，而是鼓动富裕中农搞“土地分红”。他鼓动弯弯绕、马大炮和队长马连福等人“闹粮”，搞假饥饿，要挟萧长春和国家;他参与和鼓动弯弯绕等人往外偷运粮食，做生意，破坏“统购统销”。他还与那些老中农户，诸如弯弯绕、马大炮等沟北的人走得很近，“他搞富社，排斥贫农，他娶一个地主的闺女，他不领着大伙儿搞农业生产，一心跑买卖，他处处替富裕中农说话，这会儿又支持土地分红和闹粮”。小说中，他个人道德败坏，丧失阶级立场，诡计多端，又总是想着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控制会计马立本，又利用马立本控制马连福。小说还特别从历史的角度，对马之悦的老干部形象进行瓦解。他不但在土改中与地主的侄女偷偷往来，暗中保护地主马小辫，而且，在战争时期“脚踩两只船”。表面上，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救过整个东山坞村人的性命，救护过革命干部，搜集过情报，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实际上，他却出卖过革命者，只是阴差阳错没有成功而已。解放后带头搞土改、互助组、办合作社，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和物质欲望。总之，他“总是跟党貌合神离”{12}。小说正是在对马之悦“历史问题”的揭露中，成功解释了马之悦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搞“土地分红”和反对“统购统销”的真正原因，也彻底将他放到“阶级敌人”的范畴内，将其塑造成了形象阴险狡诈的“历史的反角”。而且，范登高、郭振山的第二次“检讨”都被写成出于真心诚意，只有他的檢讨被写成了是迫于压力的“虚假的检讨”。

三、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党员干部形象的叙事表意功能

“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发表持续了大约十年之久，其中所表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阶段也不尽相同，其中所塑造的党员干部形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创作主体的笔下其性格特征和历史指称也有较大变化。

1.党员干部形象在叙述中的中心化和形象质的极化

在党员干部形象的塑造上，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其形象在叙述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三里湾》中，王金生和范登高的对手戏虽然是小说的主线，但是，由于赵树理将叙述的面铺得比较开，他们的对手戏就显得相对比较少;同时，在王金生和范登高之间，范登高的戏份更重，他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心理和行为得到了更好的暴露，而王金生的生活显然未能得到充分展开。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并不着意表现邓秀梅和李月辉的对手戏，相反，在上部中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爱情戏份却很重而且很生动。在下部中，邓秀梅、陈大春离开了清溪乡，整个故事直接转到了刘雨生和谢庆元的矛盾上来，失去了对手的李月辉直接被悬置为一个边缘性人物。《创业史》中的核心人物为梁生宝无疑，但是由于梁生宝的事迹，除了买稻种之外，大多通过转述的形式来写的，他和郭振山的对手戏，只有当他回到蛤蟆滩之后才发生，显然梁生宝的事迹戏份不足，空白太多。相反徐改霞与郭振山之间围绕“考工人”的故事却被叙述很多，而且贯穿整个故事，成为梁生宝与郭振山矛盾之外的一条过于粗壮的副线。在整个“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只有《艳阳天》从头到尾紧紧围绕萧长春和马之悦之间的斗争而展开，而萧长春和马之悦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两个核心人物。他的心理、性格和价值立场也得到了极为有力的表现。当我们考察“十七年”长篇小说中的党员干部形象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逐步走向“总体”诗学的过程。

伴随着党员干部形象在叙述中的中心化，其形象质也有一个极化的过程。在“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中间人物形象或落后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是那个时代和后来争议的焦点。其实，中间人物形象的形象质是有一个由“中间”而变“坏”的文学史过程的。虽然负面人物在赵树理那里就被定位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反面，但是，在《三里湾》中，范登高做生意并不是政策不允许，而是党规不允许，所以，他最后受到的是党规的处分。而且，赵树理在那个时代里还为他提供了一次强有力的辩解的机会。范登高的形象虽然是受到嘲笑的对象，但也给他提供了改过自新的转变机遇。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几乎搁置了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叙述，邓秀梅与李月辉之争并不在两条道路的选择上，而是在稳妥与激进上。所以，李月辉的形象只能定义为政治上的保守，而不能界定是非或好坏。其形象质虽有些许的灰色，但总体上处于正面，同时由于其形象的人性化，甚至比邓秀梅更加具有亲和力。《山乡巨变》下部中的刘雨生和谢庆元之争，由于谢庆元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权力的副社长，而且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合作社，只是贪吃而已，所以也很难就将他纳入反面形象的行列，只是一个不太先进的党员干部而已。《创业史》中，郭振山对梁生宝的态度，多少有着小肚鸡肠的特点，他也迷恋于个人发家致富，在外面搞投资。就如同《三里湾》一样，他违背的是党规而不是当时的国家政策。他虽然受到了处分，但也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他的形象质也并不那么坏，他对改霞考工厂的帮助，被作家写成了“出于私心”，但从小说中最后改霞还是进城当工人的结果来看，恰恰走的就是郭振山所指的路。由此，小說透露了改霞的品质问题，为了靠近爱恋的对象梁生宝，而指控他的对手郭振山。将落后人物的思想品质推向“坏”的极致的是《艳阳天》。小说采取了逐步释放的方式，点点滴滴地放出了萧长春的政治对手马之悦的黑历史——与汉奸关系不清、出卖八路军战士、勾结地主马小辫、生活腐败、贪污侵占等，从而使得马之悦与萧长春围绕“统购统销”的争论，演绎成了一种“变天”行为。马之悦的形象至此彻底变质，中间人物形象也演变为敌人。

2.党员干部的“新”“老”之争叙述

“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都表现了先进的年轻党员干部与蜕变的老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在《三里湾》中，王金生就是一个年轻干部，而范登高则是一个老干部。范登高因为犯错误而被撤换，王金生进而取代他成为党支部书记。在《山乡巨变》中，一号主人公邓秀梅也是一位年轻干部，老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则因“右倾”错误受到批评，从而使得年轻的县团委书记邓秀梅成为清溪乡实际的一把手。在《山乡巨变》下部中，新任社长刘雨生的对手也似乎是老干部、农业技术骨干谢庆元，但这种新老对比不太明显。《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是年轻党员干部，而代表主任郭振山则是犯了错误的老干部、四九年的老党员。《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也是年轻党员干部，而副村长马之悦则是有着革命历史功绩的老党员。马之悦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后来也是受到了处分。

而在新老之争中，上级领导（主要是书记）千篇一律地都支持年轻干部。《三里湾》中，县委老刘明确支持王金生，亲自到三里湾宣布对老干部范登高的处分;《山乡巨变》中，中心乡书记朱明，将大会发言的机会让给了下派干部邓秀梅;《创业史》中，区委王书记亲自到蛤蟆滩宣布了对老干部郭振山的处理意见;《艳阳天》中，乡里的王国忠书记也亲自到东山坞批评了马之悦，并宣布了对他的处分。这一方面表现了年轻干部的谦逊，另一方面当然是上级党的干部更具有权威性，才能镇得住这些老干部。

而年轻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又表现为行政职务上的（乡）村党支部书记与（乡）村主任之间的冲突。王金生、萧长春分别是三里湾和东山坞的党支部书记;而范登高、马之悦则分别是三里湾的村主任和东山坞的副社长。《创业史》中的郭振山情况比较特殊，他是蛤蟆滩下堡五村的“代表主任”，即村民议事机构的首席，也可以说实际代行了村长职务。而且，他们都“曾经”是党支部书记。《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和邓秀梅的职务最为特殊。在清溪乡，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因为“右倾”错误，他只是下堡乡的二把手，在乡长出差后充任乡长或乡主任的职务，而下乡的团县委书记邓秀梅则充当了乡一把手，即党支部书记的角色。这可从邓秀梅一到乡里就追问乡里的互助组工作情况和李月辉介绍的语气，以及她代表清溪乡在中心乡大会上发言和她平素里对李月辉的批评，就可以分辨出二者行政地位的差异。而实际上，在《山乡巨变》的上部中，李月辉就一直被称为“李主席”，而不是“李支书”。直到邓秀梅离开的下部，他才恢复了“李支书”的称呼。其实，真正例外的是人称“梁伟人”的梁生宝，他仅仅只是一个预备党员和民兵队长。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乡党支部卢书记对他的鼎力支持。受到叙述者褒扬的大多是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而受到叙述者抑制甚至谴责的又大多是（乡）村主任。除了《创业史》中乡长出差外，《艳阳天》中的乡长甚至被塑造成了马之悦的支持者。

在“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年轻干部或党支部书记，他们大多出身贫苦，有的还立下过革命功勋，比如陈大春的舅舅是位牺牲的老革命，萧长春更曾参加过革命。他们都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深刻领悟党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政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往往比老干部更有推进合作化政策的工作热情，更热切地盼望着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他们虽然年轻，但在斗争中又都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并且都毫无悬念地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互助组成功，扩社成功，“按劳分配”和“统购统销”成功。

在“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老干部一般都有辉煌的过去。比如范登高、李月辉、郭振山和马之悦，都出身贫苦，都曾是土改积极分子，在土改中翻了身或获得了较多的好处;有的甚至是老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如范登高、马之悦。但是，他们在富裕之后，在获得了权位之后，忘记了党的初心：有的变得保守了，如李月辉;大多变得只管自己富裕而不再为贫苦农民着想，一心走资本主义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有的甚至与富裕中农和地主分子相互勾结，破坏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因此，这些人在政治思想上退化了、变质了。他们无一例外地因为他们的错误，而受到组织的处理。

“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党员干部的年龄和资历配伍，暗示了一种干部的更新换代的冲动。而上级党的书记对年轻干部的支持和年老干部的压制，更是一种干部政策的导向。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以年龄的名义，而是以这些人物对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意愿进行的。上级党的负责人支持的是一种激进的工作热情和党的农作合作化道路的实践者;他们对老干部的批评，也可以说是对一种久处官场而养成的因循保守的工作作风的不满，对既得利益者及其对权位和财富迷恋的人生态度的不满。此点可以参考王蒙写于那个时代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除了李月辉的形象之外，创作主体将落后人物的保守作風与当时农村里所存在的经商风气进行了嫁接，从而使得范登高、郭振山和马之悦这些老干部被置于党的原则与经商、搞单干等发家致富的利益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是否存在剥削和是否入社或互助组，作为衡量政治人格善良与否的标准。

3.党员干部形象的话语和审美意蕴

在“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党员干部形象除了邓秀梅和李月辉之外，都是两极化的。王金生等人都被塑造成高大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人物，而范登高等人则被塑造成猥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人物。创作主体以党员作家身份介入叙述，对老干部及其违逆党的政策方针的行为，施以讽刺和嘲笑;同时对顺应和推进历史前进的梁生宝、邓秀梅和萧长春们，则不惜笔墨从相貌到精神到行为进行褒扬。创作主体在完美化梁生宝、萧长春们形象的时候，实际表达了其自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价值认同，在将梁生宝们工作导向胜利结局的时候，他们宣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逻辑，在于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理想和意志。但是，对于负面人物的贬低化书写则比较复杂。在表层语义上，这些思想蜕变、行为可笑的落后人物及其失败，当然在于反衬正面人物的形象，在于验证正面人物所代表的道路的正确性;而在潜在叙述中，通过负面人物及其所集结的落后人物群体，创作主体又在社会学的层面，“再现”了“十七年”时期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和中国农民的心理状态。在落后人物形象身上，创作主体的价值姿态是悖论式的，其“革命启蒙”话语遭受到生活内容的离间和反诘。

从《三里湾》到《艳阳天》，王金生式的先进党员干部和范登高式的落后人物，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持续、深远、系统化的思考”，因此，他们都近乎成为一种“写作的母题”{13}和叙述范型。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而言，是社会历史领域的想象创造了此类正反母题和叙述构型，同时，这种母题和叙述构型又反过来强化着这样的社会历史想象，而无论是显意蕴还是潜意蕴，也都是这样的母题和叙述构型中的应有之义。

在审美上，人物形象质的极化的正反相对立的设计，显然出于一种相得益彰和互文生义的艺术逻辑。正面人物形象显然带有卡里斯玛人物的特点，而中间人物或落后人物则更具有生活实感，也更生动。在传统的审美趣味中，两种人物的塑造都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在极致的对照中，才能起到映照和衬托的作用，才能使得正反两个方面的形象质获得最醒目的识别度。而从叙述驱动力上来说，正是以这两类人物为代表的正反两种力量之间的强力博弈，才能推动故事的发展，造就过程和终端的高潮体验。由于，正反两种力量的博弈自始至终都被置于社会历史领域内，其博弈的过程（情节）实际上就是在演绎着一段社会历史寓言，在以想象的方式，验证着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必然性假设，表达着历史创造的冲动，并回应着古老的神话和史诗中早已拟定了的母题。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看似浪漫实则古典的美学精神。

“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所塑造的党员干部，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14}的形象创造。这些人物形象及其构塑原则，对后来“文革”的样板戏叙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京剧《杜鹃山》中代表正确政治方向且智慧勇敢的党代表柯湘和有革命热情但莽撞简单的游击队长雷刚的组合，歌剧《洪湖赤卫队》中视死如归的党代表韩英和性格耿直嫉恶如仇但莽撞的游击队长刘闯的组合，《龙江颂》中无私的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和本位主义思想严重的大队长李志田，都构成了比较典型的对比强烈的“党政二人转”架构。在“十七年”时期所形成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二人转”式叙述中，这两个角色虽然大多数为男性，但并没有固定在男性角色上，比如《山乡巨变》上部就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叙事，而到了“文革”样板戏中，作为被鄙视的村主任的角色，都被固定在了男性行政人员的角色上;而党支部书记角色，则大多都由男性而转换为女性。这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构建范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才获得更新。

注释：

{1}{8}均引自赵树理：《三里湾》，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44页。

{2}{3}{6}{9}均引自周立波：《周立波文集（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4}{7}{10}均引自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5}{12}均引自浩然：《艳阳天》（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11}阎浩岗、魏雪：《“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13}席建彬：《形象的思辨——以<务虚笔记>为中心》，《齐鲁学刊》2020年第6期。

{1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