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东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杰索普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文化转向”，从“前学科”传统中和现有学科研究传统中吸取资源，创造超越学科界限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新概念。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杰索普通过他的国家理论和调节方法的“叙述转向”而走向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学式的介入(auto-didactic engagement)过程，正是这种自学式介入，使得杰索普能够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与批判的符号分析方法整合在一起。

一、“文化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

杰索普（Bob Jessop）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简写为CPE）思想一直是和岑艾玲(Ngai-Ling Sum)女士合作完成，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新概念。在合作之前，岑艾玲主要是侧重于强调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而引入“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杰索普则通过国家理论和调节方法的“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就他们各自的学术起源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岑艾玲“文化政治经济学”概念侧重于“文化转向”后的“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研究，那么杰索普“文化政治经济学”概念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前学科”（pre-disciplinary）思想所激发的。本文所说的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思想，都是指他与岑艾玲共同合作之后的思想，当然，还是这里还是更加侧重于杰索普本人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