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鹏

（安徽新华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魏禧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作家，尤以古文名世，不仅写有不少影响较大的论说策议，也留下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碑传文，其中包含了部分为徽州籍人物所作的碑传文。本文拟对魏氏所作徽州碑传文加以梳理，旨在探讨其价值。

一、魏禧所作徽州碑传文概况

经统计，在《魏叔子文集》共90余篇的碑传文中，共有13篇是为徽州人所作。从传主身份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直臣义士。作为明朝遗民，魏禧对前朝官员特别是对抗清殉国和坚持气节之士激赏有加，将其视为道德标杆。如为歙县江东之所作的《明右佥都御史江公传》、为江天一所作的《江天一传》。二是高士奇人。魏禧虽长期深居家乡宁都山中，但四十岁后有几次出游江南的经历，多交游遗民、高士和奇人。这些人物在魏氏笔下性格独标，如记歙县人汪沨的《高士汪沨传》①关于汪沨，魏禧《高士汪沨传》记为钱塘人，实为歙县人而徙居钱塘。参见黄宗羲《汪魏美传》及《歙事闲谭》卷二九等。、记休宁奇人吴传鼎的《瓶庵小传》。三是徽州商贾。明清之际，徽商影响巨大，至于扬、苏、杭诸州，素称贾而好儒，多与文士往来。魏氏出游之际，也常与旅外的徽州籍商人相交，为这些商人以及他们的亲属作传。如为徽商吴自充、汪可镇作家传，为程文傅、吴从周作墓表，为吴自亮作墓志铭。四是命妇烈女。主要是接受徽商请托，为徽州女性作传，表彰其贞节。如《江氏四世节妇传》 《项节母家传》 《吴母李孺人墓志铭》 《朱太宜人墓志铭》等。

碑传文主要是记录和赞美传主的嘉言懿行，因传主籍贯不同，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古代徽州辖一府六县，历北宋末直至现代，八百余年间行政区划稳固，商业发达，学术兴盛，文献繁富，人才辈出。在《新安文献志》 《太函集》 《歙事闲谭》等徽州乡邦文献中，都保存了大量徽州人的碑传文，是徽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徽州碑传文的作者多为徽籍文人，也有与徽州关系密切的外籍知名人士，如明代的李维桢、清代的魏禧、刘大櫆等。我们考察魏禧所作的徽州人物碑传，其数量虽然不多，但传主身份各异，涵盖了徽州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徽州的人物、事件以及地域文化；通过这些碑传文，可了解魏禧的交游史，更可窥魏禧的遗民心态及其史学观。更重要的是，这些徽州碑传文多系魏氏代表作品，其风格多样，论说精妙，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二、史料和地域文化价值

碑传文具有私撰性的特点，多出于传主后人之请求，以记录和表彰传主的生平事迹并使其传之永久为目的，因此详载人物的生卒时间、字号爵里、主要事迹等，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史料意义。

重要历史人物的碑传文章可补正史之阙。魏禧在《传引》中提到重要官员传记的写作要以“详书”为准则，“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关国家故者，必详书，不敢脱略驰骋、求工于吾文已也，盖以为信史之藉手云尔”[1]775。仕宦的碑传，可为正史的写作提供材料和依据，也可补正史之阙。如明代万历朝官员江东之，《明史》仅以百余字为其传，虽亦言及东之劾徐爵、宗载等事，但寥寥数语，让人不得其详。魏禧《明右佥都御史江公传》应东之从孙九万之请，“以公建白关国家大事，惧渐就湮没，无以传信，请禧为立传，使后之作史者有所考焉”[1]784。传文详载东之弹劾冯保假子、锦衣卫指挥徐爵以及宗载、于应昌等合谋串杀直臣刘台以媚江陵等事，前因后果，记录详备。特别是将江东之所劾之疏全文照录，保存了可信的文献史料，也突出表现了江东之忠贞直臣的形象。王筑夫评价云：“详载本人原疏，而作传者特于提掇前后处见法，班史多此体”；闵麟嗣也评价“中丞疏为人窜冒，故详载之，尤切事要”[1]784。该文不仅详细记录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更是保存了第一手的文献，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江天一传》则从歙县人江天一的家世、求学、授徒、交友诸事写起，重点叙述了天一协助休宁人金声固守徽州抵御清兵之事，叙事细致入微，人物对话感人至深，二人气节毕现。文章对徽州失守的原因也有明确交代：“乡人负大名为御史者，阴导北兵从间道入，师遂溃”[1]823，直指同乡御史黄澍，交代史实的同时也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章对天一被执及遇害后的诸多细节也有摹写，如休宁程达可捐金、歙县闵遵古为天一敛尸，歙县洪澜赎天一妻子于官等。《江天一传》实为徽州忠义之士的合传，既交代了人物生平，又介绍了徽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能激起读者对于凛然死难者的尊敬和同情，对于入侵政权的暴虐也会有深刻认识。

对于徽州普通人物的碑传写作，魏禧自称“吾传布衣独行士，举其大而已”[1]775，但就是在篇幅不长的略记中，也能了解到徽州普通人物的生命状态，如徽商外出创业之无奈与艰难、徽州女性留守之孤苦与坚忍等，都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如吴自亮因家道中落，遂弃学而从贾；程文傅“远服贾”也“为养母”；汪可镇“长于会计，所至能因时懋迁，往往能廉贾五利，业以大起”[1]818。《朱太宜人墓志铭》记新安朱就之之妻、朱昌周之母，课子最严，“诫以无因贾废学”“二子读书声与纺绩声相间”。这些徽州普通人虽声名不显，但其生平行迹都是几百年商业气息弥漫之下徽州人的真实写照和缩影。这些商贾、学人、妇女的碑传文，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特别是徽州商人的碑传文，对于今天的徽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采用明代汪道昆《太函集》的材料87条，其中碑传资料有69条[2]。另外，在魏氏徽州碑传中，既有家族四世节妇的合传，也有不同传主实为父子、夫妻关系，这些人物碑传密切勾连，相互补充，提供了不少徽州家族的信息。

魏禧的徽州碑传文记录了明末至清初不同身份的徽州人物的生平，也展现了徽州的地域文化，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如关于徽州大姓的世系，程氏“于新安为著姓，出周程伯休父后。东晋元谭由广平持节守新安，有善政，诏赐宅于歙，遂世为歙人”[1]885。徽州吴氏“系出泰伯，唐侍御史少微公家休宁”；关于徽商的婚俗：“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父”[1]789。关于徽商资产的丰饶：“天下承平，财物丰阜，新安大家巨室以奢靡称大江以南。”[1]978关于徽州人重视教育：“继志莫如读书。荣名之来，听之而已。”[1]887徽州系“程朱阙里”，有“东南邹鲁”之誉，历来重视理学传承和教育兴家，特别是随着徽商的兴起，徽州的教育、文化事业日渐繁荣。徽商子弟大量进入仕途，继而反哺徽州商业，成就了徽商几百年的商界霸业。徽州商人依托雄厚资本，广泛结交天下名士，又多用数量不菲的润笔之资，延请名家手笔，为其祖、父辈撰写碑传，既可伸张至孝美名，寄托哀思，又可借名家以自重，以传后来。故而今存徽州人的碑传数量惊人，不可穷计，远超其他地区。可以说，徽州地区形成了其特有的碑传文化。魏禧山居二十年后出游吴越，在苏州、杭州、常熟、常州等地与学者、遗民、商贾相交。特别是在扬州时，与徽州人过往甚密，在其文集中，不少的诗叙、诗引、寿序以及家传、墓表等碑传文都是为徽州人所作。

与历代的碑传文一样，魏禧也不避讳自己碑传文的“谀墓”问题，他自云“频年客外，卖文以为耕耘，求取猝应之文，动多违心”[1]289，“交游势不得不杂，文字酬应不得不多，乖违本志，遂亦不少”[1]353，但其所作徽州碑传文之立论大体公允，特别是魏氏与徽人汪沨、江辰六等人交游以及在吴门就医等事均为可信，可作为魏禧研究的文学史料。

三、散文艺术价值

魏禧是散文名家，其徽州碑传文中的《江天一传》 《高士汪沨传》 《瓶庵小传》等都是散文名篇，历来被古文研究者所重视。如其所作《瓶庵小传》，传主吴传鼎为休宁人，随父侨居扬州。传记从“瓶庵”之名入手，“或曰守口如瓶，取谨言之义；或曰瓶窄口而广腹，善容物者也”，人如其名，传鼎为人仁厚，居家孝友，倡建祖祠，刲股疗亲且能“平曲直”。这样的平民，其事迹或无特出之处，但通过魏氏勾勒，一个可爱可敬的徽商形象跃然纸上，体现了魏氏“古作者立言之义”[1]398的追求。

碑传文或刻于碑石，或载于族谱，其主要目的是让子孙铭记先辈，行文以纪实为主。但如果所有的碑传文都如正史般简略，或仅为行状类流水账式的记录，则过于单调，缺乏文采。优秀的碑传文能在纪实性的基础上兼顾文学性，既记录传主一生大概，又显示其鲜活形象，如韩愈、柳宗元、苏轼、全祖望等碑传名家作文莫不如此。实际上，魏禧的十余篇徽州碑传文，也能将纪实性与文学性很好融合，尤能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准，成为魏氏传记文之代表。概括起来，魏氏徽州碑传文的独特艺术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物语言的巧妙运用。人物语言因其不可确考性，在碑传文体中往往被认为是忌讳而绝少使用，但魏禧碑传文中却颇多使用，人物语言简练但传神生动，往往成为点睛之笔。如江东之当面直刺宗载“言公杀人媚人耳”，仅简短一句话，直臣形象立现；江天一传中，江天一同与金声赴死前，归拜其祖母、母及祖庙曰：“吾首与金公举事，义不能使公独死矣！”追金声而大呼“我金翰林参军江天一也”，最后被送南京，与金声同日遇害。简单的两句话，悲怆而坚定，江天一慷慨赴死的义士形象跃然纸上。徽商汪可镇仗义疏财，尝曰“财当为有用用，徒供口腹，美观听，是委诸壑也。孰若节，适使有余以及人乎？”[1]818吴自充病卒前，取负券烧之，谓其妻子曰“吾留遗足给饘粥，无求多人，当其见贷，吾已心赠之矣”[1]793，都显示出徽商的重要品格：疏财而重义。汪沨早年拒富人之女，后钱太守以女字之，其从容谓钱氏曰：“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绮绣之饰毋庸也”[1]849。钱氏于是去服饰，摒侍婢，以疏布亲操作。诚如后人评价：“写高士行径，如云中神龙，现没无端，真写生之文也”[1]850，仅一句诫妻之语，就体现出汪沨似不谙世事又坚守原则的高士形象。这些人物语言，未必是实录，但在碑传文中却并不给人以虚构之感，倒能生动真切地体现人物性格。

二是叙事和议论相结合。魏禧“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3]13316，受《左传》 《史记》等史籍影响，魏禧作碑传文不仅详略有当地记录了徽州人物的生平事迹，还对所传之人物及事件有较为中肯的评价，将叙事和议论有机结合起来。如《江天一传》中论曰：“遵古学问君子，与天一为至交，伦贾客，海明僧，何其难也！伦与四义士皆平生不相知识，独以遵古义发动于中，久而不懈，虽古人何加焉？……人以为忠义之报，然非伦曷济哉？”[1]826高度评价了江天一、闵遵古等人的义行。胡心仲论此文“赞尤杰出，文之铢两在此”。作为明朝遗民，魏禧对抗清义士们是无比赞赏的，发而为文，将细致的叙事和直白的议论结合起来，在碑传中热情歌颂了以江天一为主的这些民族死难者。对于徽州商人言行，魏禧也多有议论，如《歙县吴君墓表》开篇即是关于“养人”及“自养”的议论，这段文字绝非作者任意为之，而是为后文写吴从周济人危难之“善养人以自养”作铺垫。吴叔子评价道：“议论大有关系，简洁而跌宕，得表墓之体。”对于徽州商人“或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父”的状况，魏禧发出感慨：“余尝心恶其俗，他日得志，当为法绳之”[1]789，作者有感而发，情感充沛，充满正气，体现了其卓越史识及正义思想。对于徽州女性节烈的认识，如“或问节与烈与从容就义孰难？魏子曰：并难。世之立言，主此则抑彼，主彼则抑此，过也。三者惟时所遭与人性之所近”[1]853，这些赞辞与论语都是碑传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议论是对叙事的补充，能引导读者对传主的认识和理解。

三是行文简练，结构精巧，富于变化。魏禧碑传文数量多，文体广，质量高，源于其对碑传文体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如其对碑传文的不同样式及写法有自己的理解：“志与传大同而小异”“志必载生没、子孙、祖父、葬地，尤为难工易同”，哀死之文则“情胜其文，非无文也，情至而文以至焉”；又认为“文章之体，万变而不可穷莫如传”。正因为有了对碑传文的这些理解，魏禧才能够在写作时举重若轻，语言简明凝练，或寥寥数笔白描人物容貌，或长篇累牍照录文献；文风多样，既“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摩画淋漓”[3]13316，又能“简质中饶有雅致，一论警刻，而笔愈合”[1]819。魏氏碑传文语言尚简洁，无论是人物肖像、对话还是叙事，都能做到言简而意明，绝不拖泥带水，但又精心安排文章结构，体现不同文章风格。

如《江氏四世节妇传》，仅用四百余字就为歙县江氏四世节妇八人作传，既有割股疗母病者，亦有抚育遗孤者，从明成化延续到崇祯时代。闵麟嗣评价该文：“如此文当得一‘洁’字，却极错综变化。”同样是徽商，吴从周的墓表与吴自充的家传写法有明显不同。如前文所述，《歙县吴翁墓表》以议论开篇，简洁而跌宕；而《吴君幼符家传》则先言吴氏谱牒事，“数百年谱牒荒缺，尊卑行辈亲疏无所考”，然后着重写吴自充修谱之事：“幼符年十四，尝以为忧，乃走楚、豫章、淮南北、吴、越间，求宗人所在，考宗支，搜旧牒，补木主之废，清稽墓田，忘寒暑昼夜，参定编次之，凡十余岁而谱成。远近之宗，世次、名字、官爵、行业、嫁娶、生、卒、葬皆井井有条列”。谱册修成之后，“日置几上，有甚忧，及人触其怒不可解，见谱册则怡然色喜，不复记忆云”，临终前还交代家谱刊刻之事，曰：“家谱具而不及刻木，吾目未瞑也，儿其图之”[1]792。全文几乎都在写吴氏修谱之事，其他事则简略介绍。涂子山评曰：“专就谱事叙论，最得大要，故文亦简洁无枝蔓。”魏禧既认识到碑志文的定制，又充分发挥了传状文的变化，更结合传主的身份行迹，形成了不同的文章风格。

四、结语

碑传文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传记形式，我们既要注意到其可能出现的“谀墓”现象，不能被虚夸之词蒙蔽，也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其价值。历代综合性、行业性、地域性碑传合集不断涌现，在历史、文学、人物及地域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魏禧的徽州碑传文体多样，既有传、家传，又有墓表、墓志铭，且这些传记文绝非普通的应景谀墓之作，特色各异，成为散文史上的典范之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碑传全面了解明清之际的徽州人物及地域文化。这十余篇徽州人物碑传文，对于徽州文化研究和古代散文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