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朝辉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典型者如弘农杨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诸多大家族以儒学精神为根本，重经术、讲修身、守礼法、尚功名等，世代相沿成习，促使家族兴旺发达。徐复观说：“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实践意义的是孝（包括悌）。”[1]“仁孝”是汉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崇尚的重要德目。汉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是著名的文化家族，主要分为两支，傅睿一支包括傅巽、傅嘏、傅祗、傅畅、傅弘之等人物，傅燮一支则有傅幹、傅玄、傅咸、傅隆、傅亮等人物①北地傅氏家族兴起始于西汉傅介子，家族世系可以参照《宋书·傅弘之传》 （见于梁代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0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 （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4页）及《世说新语》后附宋人汪藻《叙录》中《北地傅氏谱》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代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影印本，1982年版，第882页） 等。。兹探讨汉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仁孝”之风，希望有助于深化这一家族的研究，也为探析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家风提供借鉴。

一、汉晋北地傅氏家族关于“仁孝”的理论认识

关于“孝”，《说文解字》谓“善事父母”[2]，“孝”为人伦之本，为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美德。梁漱溟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3]儒家经典《诗经》 《尚书》 《周礼》 《左传》 《论语》 《孟子》等多处阐述“孝”，强调“孝”对于自身、家庭、国家的意义，指明“孝道”实施方法，这些无疑对古人立身行事富有教益。封建家族内部要兼顾父子、兄弟、夫妇等多重关系，行“孝”可以使宗族上下有序、和睦融洽，发挥多方面的功能。汉晋北地傅氏家族有关“仁孝”论断散见于家族成员诗文中，其中傅燮之孙傅玄论述“仁孝”方面内容丰富，不乏理论力度。现以傅玄《傅子》为重点予以论述。

傅玄有子书《傅子》，《晋书·傅玄传》 （卷四十七）中王沈谓此书“经纶政体，存重儒教”[4]1323，“孝”乃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傅玄认为，“孝”为天下“大本”，强调“孝”的价值。《傅子》中《礼乐》篇曰：“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5]1730可见“父子”与“君臣”“夫妇”都很重要，“孝”正是要处理“父子”关系，功能在于“定家室”。奉养双亲应为“孝”的基本点，以满足父母基本的物质需求。《傅子》又云：“九日养亲，一日饿之，岂得言饱多饥少，同为孝乎？”[5]1740《傅子》还谈“养亲”必要性，天下贤者尤其要顾念此点。《重爵禄》篇曰：“使夷、叔有父母存，无以致养，必不采薇于首阳，顾公制而守死矣。”[5]1731如果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有父母需要赡养，就不可能过着“采薇”贫苦生活，就不得不重视“爵禄”，谋求“养亲”，此为人生大事。

“孝”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类型。《傅子》云：“大孝养志，其次养形。养志者尽其和，养形者不失其敬。”[5]1740首先“养志”为“大孝”，“养形”居于次位，“孝”不仅仅解决衣食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志”“和”，当然“养形”也可以体现“敬”。《论语·为政》记录孔子谈“孝”之语，“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6]1598“孝”注意既要奉养，又要敬重。《礼记·祭仪》中曾子又云“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6]2462，区分了“孝”的种类。《傅子》中说法发挥了孔子、曾子等言论，肯定了孝子“养形”的意义，也指出尤其需要提高“孝”的层次。

“仁孝”实施方面，《傅子》认为要遵从“信”的原则，还要重视推己及人，逐渐影响社会风气。《傅子》强调“仁孝”应以“信”为本。《义信》篇曰“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5]1730，从正反两方面阐明父子之间讲求“信”的重要性。“信”既指自己讲诚信，又要信任他人，为父、为子者恪守“信”，父慈子孝，有利于家族和睦、社会稳定。《傅子》又提倡推己及人，将“仁孝”之风发扬光大。《仁论》篇曰：“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5]1729“孝”推及于天下，就可以移风易俗，趋向“仁”境界。《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6]119，《论语·卫灵公》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2518，《孟子·梁惠王上》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2670。《傅子》中“推己及人”与前贤所论不无关联，同时体现了个人对“孝”的认知。

傅玄《傅子》还以儒家为准的，驳斥了《墨子》对“孝”看法。《傅子》曰：“墨子兼爱是废亲也，短丧是忘忧也。”[5]1740《墨子》主张“兼爱”，即人与人之间无尊卑、无亲疏、无差别的爱，又主张薄葬短丧，这些与儒家学说明显不同。傅玄《傅子》批评“兼爱”，因为它废弃正常人伦关系，丧事从简从快也背离亲情，忘却“孝道”。傅玄运用儒学前贤观点评判《墨子》，表明尊礼重孝观念，捍卫了儒家“仁孝”理论。

除傅玄之外，北地傅氏家族其他成员对“仁孝”也有所论及。东汉后期名臣傅燮《上疏请诛中官》一文写道：“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5]909傅燮将“忠臣”“孝子”并举，用孝子侍奉父亲类比臣子对待君王的无比忠诚，虽然重在谈“忠君”，但也不忘强化“孝”的作用。傅玄之子傅咸评论经典著作《孝经》，也有个人的见解。傅咸《孝经诗》 （二章）云“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无终始，不离其身”[7]603，诗中认为“事亲”是立身修德之始，行“孝”应该“不离身”，善始善终。本诗又曰“以孝事君，不离令名”“孝悌之至，通于神明”[7]603，把“孝亲”扩展至“事君”，还渲染“孝悌”具有感天动地的功效。傅咸借助诗歌形式解读《孝经》，多处化用《孝经》语句，有助于向世人宣扬其教化意义。晋宋之际学者傅隆为傅咸后人，在礼学方面颇有建树。《宋书·傅隆传》 （卷五十五）引用傅隆讨论《礼论》之语：“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8]傅隆肯定“礼”为人伦“至道”，适用于“君臣”“父子”，以“礼”调和君臣、父子关系，“孝”与“礼”密不可分。傅燮、傅咸、傅隆言论零散而片段化，然而毕竟从不同角度论及“孝”，涉及父子、君臣等多种关系。“孝”为起点、基础，由此延伸至治国、平天下，“孝行”又要合乎“礼”标准。

二、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仁孝”事迹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仁孝”成为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朝廷选拔、评骘官员以“孝”为准则，民间更是“孝风”大炽，《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等史料记载自帝王至平民百姓许多笃行“孝道”事迹。当代学者陈延斌、史经伟《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一文认为，“孝”包括“以养事亲”“以顺悦亲”“以功显亲”“以义谏亲”“以祭念亲”“以嗣继亲”[9]。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崇尚“仁孝”，王祥、王戎、王华等为典范人物，该家族“重视孝悌伦理的传承，其子孙自幼便受到这一家风的熏陶”[10]。在这样社会风气影响下，汉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涌现不少孝子贤孙，以下主要谈谈北地傅氏家族如何履行“仁孝”，由此透视该家族风貌。

北地傅氏家族傅燮一支多人“举孝廉”，说明当时社会对他们孝行的认可。“孝廉”是汉代察举制重要科目，《汉书·武帝纪》唐代颜师古注道“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偶者”[11]，“举孝廉”制度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汉书·傅燮传》 （卷五十八）记载傅燮“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2]1873，《晋书·傅玄传》 （卷四十七）记载西晋傅玄“再举孝廉”[4]1317，又据萧统《文选》中《赠何劭王济》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之语，傅咸也“举孝廉”[13]。傅燮、傅玄、傅咸年轻时便有“孝行”，因品行卓越而被“举孝廉”。这里特别指出，傅燮为“行孝”君子式人物，还将孝行推及家族中其他长辈以及地方长官。《傅子》记载傅燮，“奉寡嫂甚谨，食孤侄如赤子”[5]1748，傅燮将“寡嫂”视如长辈奉养，又养育侄儿，接续家族血脉。又《后汉书·傅燮传》 （卷五十八）云“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12]1873，将举荐自己的“郡将”视如家中长辈，为其服丧。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五）评道：“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14]103傅燮“奉寡嫂”“弃官行服”等事迹，受到当时社会舆论赞扬，也对傅氏家族后辈影响甚大。

北地傅氏家族中，傅玄之子傅咸在施行“仁孝”方面可谓典型。据《晋书·傅咸传》 （卷四十七）记载，傅咸“刚简有大节”“识性明悟”“推贤乐善”[4]1323，承继北地傅氏家族崇儒尚学之风，在西晋担任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官职，一生嫉恶如仇，不惧权贵，勇于弹劾违法乱纪之徒。明代张溥《傅中丞集·题辞》谓傅咸“一生骨鲠，风尚显白”[15]127，对其为人予以肯定。纵观傅咸一生，其对待继母的做法值得注意，正如《论语·为政》所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2462，此为“仁孝”行为的突出表现。傅咸继母为京兆杜氏家族之女，《晋书·列女·杜有道妻严氏传》 （卷九十六）记载：“（杜） 韡亦有淑德，傅玄求为继室，（严）宪便许之……玄前妻子（傅） 咸年六岁，尝随其继母省宪”[4]2509。傅咸年幼时便跟随“有淑德”继母杜氏，二人感情如同亲生母子，傅咸成年后便尽心奉养杜氏。《晋书·傅咸传》 （卷四十七）载道：“（咸） 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4]1323傅咸辞去“冀州刺史”，顺从继母使其心情愉悦，以尽孝道。继母去世后，傅咸按旧例辞官服丧，履行哀亲、祭亲之责。《晋书·傅咸传》又记载：“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4]1328傅咸守孝期限未满，西晋朝廷又任命为“议郎”“司隶校尉”，在朝廷不许辞职的情形下，傅咸只好请求在官衙“设灵坐”，表达对继母哀祭之情，这种“孝行”确实感人。清代袁枚《随园诗话》 （卷五）云：“惟晋傅咸、宋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诗。”[16]根据袁枚说法，傅咸可能作“哭母”诗，此处“母”当指继母，通过诗作表达祭亲思亲之意。尽管傅咸“仁孝”方面材料不多，但是足以体现其“孝子”风范，可见并未辱没傅氏家族良好的家风。

傅咸之子傅敷在乱世中收藏先祖文集，维系家族好文风尚，无疑也是“仁孝”之举。《晋书·傅咸传附傅敷传》 （卷四十七） 谓傅敷“字颖根”“素解属文”[4]1330，弘扬北地傅氏家族善文立言的传统。东晋张湛《列子序》记载：“遭永嘉之乱，（张氏） 与（傅）颖根同避难南行……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17]晋末傅敷与张氏去南方避难，需要挑选“世所希有者”携带，艰难时期傅敷保存祖父傅玄、父亲傅咸文集，以便流传后世。傅敷为其父、其祖流播文名，这种行为堪称“大孝”。作为傅咸的后裔，晋宋之际的傅亮沿袭傅氏家族好儒之风，在“仁孝”方面也有所作为。傅亮《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铭》一文祭奠哀悼父亲，其文曰：“高明远德，系轨于时，贞风亮节，流声累叶。君承世德之芳流……栖心古烈，拟踵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内求。于言中伦，庸行归周”[5]2579。北地傅氏家族具有“高明远德”“贞风亮节”，父亲傅瑗正是传承这种良好家风，“淹留孔老”是论傅瑗学识，“于言中伦，庸行归周”称颂其言行品质，文中充溢对父亲尊重、爱戴、缅怀之情，道出一位孝子的心声。又据《南史·恩幸·徐爰传》 （卷七十七）记载：“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也。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傅）亮启改为爰。”[18]徐瑗因与傅瑗同名，经过傅亮启奏而改名，用“缺笔”方式回避傅亮之父名讳。又如晋宋时人范晔父名泰，范晔所著《后汉书·郭太传》 （卷六十八）避讳“泰”字，书中郭泰之名改为“太”[12]2225。傅亮在晋宋之际担任侍中、中书令、尚书仆射等职务，位高权重，要求别人改名以避家讳，就有以势压人之嫌疑，不过毕竟是他尽孝的一种形式。

北地傅氏家族傅睿一支也孝子众多，“孝行”多表现为孝敬、哀悼母亲（继母）方面。傅嘏为傅睿之孙、傅巽之侄，是汉魏之际著名政治人物，哲学方面也有建树。《太平御览》 （卷三百八十五）所引《傅嘏别传》曰：“嘏字昭先，年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于成人。”[19]傅嘏幼年“丧母”时，极为悲戚，虽是出于孩童恋母的本性，但也与内心“孝”密不可分，为世人所称道。傅嘏之子西晋傅祗也是一位名臣，《晋书·傅祗传》（卷四十七）云：“性至孝，早知名……母忧去职。及葬母，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4]1330-1331傅祗以孝闻名，葬母时朝廷予以赏赐，这是由傅氏的功绩、地位决定，也包含着朝廷对其孝行的褒奖。傅祗之子傅宣，据《晋书·傅祗传附傅宣传》 （卷四十七）云：“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4]1333。傅宣六岁时继母去世，如成人般哭泣，这体现了幼儿对继母深厚情感，这种“仁孝”之举受到亲族的关注、赞赏。北地傅氏家族成员无论老少，多从养亲、哀亲、祭亲方面践行“孝道”，在当时广获声誉，体现这一家族“仁孝”特色。

三、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仁孝”复杂性

在古代中国，孝亲与忠君常常是统一的，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6]2545。“孝”为“忠”的基础，忠孝合一才可能立身扬名。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治家与治国相统一，世家大族家风中也强调“孝”“忠”要目，以便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促使家族事业不断发展。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中，傅燮、傅咸等可谓忠孝合一人物，赢得后世激赏。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地傅氏家族“仁孝”呈现复杂性，“忠”“孝”关系有时显得错乱而不和谐，突出者有傅幹、傅玄、傅畅诸人，通过这种探讨，以求更客观、更全面把握傅氏家族“仁孝”风尚。

第一，汉魏之际傅幹虽然对大汉颇有忠心，但是投靠杀父仇人马腾等，显得“孝心”不足。

傅幹在汉末乱世中担任扶风太守、曹操丞相府参军等职，效力于汉朝实力派曹操，政治上倾向于拥戴汉室。傅幹写有《王命叙》，实际上告诫汉末枭雄应以大汉为正统，收敛不臣之心，表明作者维护大汉的政治志向[5]910-911。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一文评道：“从舆论宣传方面反对曹操的篡代行径，傅幹大概是最露骨的一个。”[20]此话仍有可商榷之处，不过指明傅幹“拥汉反曹”倾向，当无异议。傅幹之父傅燮曾经镇压黄巾起义、弹劾宦官专权，后在太守任期内为国战死，可谓大汉忠直之臣。傅幹毕竟还与其父有所不同，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论道：“傅燮刚直而忠义，重在事功；傅幹机敏而乘时，偏于权谋”[21]31。魏明安、赵以武说法颇有启示意义。据《后汉书·灵帝纪》 （卷八）载道：“（中平四年）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12]354汉灵帝时韩遂、马腾等反叛，时傅燮任汉阳太守，战死沙场。《后汉书·傅燮传》 （卷五十八） 又记载此年“子（傅）幹年十三，从在官舍”，文中又录有傅燮殉国之前对傅幹嘱托之语，“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12]1877-1878根据以上材料可知，傅幹时年十三岁，作为父亲的傅燮谆谆告诫，“圣达节，次守节”表明坚守节操的态度，“汝有才智，勉之勉之”既肯定傅幹的才能，又加以勉励。傅燮希望儿子遵行“节义”，发挥个人才智，振兴家族，为国效力。

傅燮死于汉灵帝时韩遂、马腾等叛乱事件，而傅幹后来竟然厕列仇敌马腾等阵营中，并未较好履行“孝道”。《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卷十三）裴注引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幹说腾曰……于是腾惧。”[22]393《资治通鉴》 （卷六十四，汉纪五十六）又云：“（建安七年） （钟）繇使新丰令冯翊张既说马腾，为言利害。腾疑未决。傅幹说腾曰……腾乃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23]综合以上两则材料可知，建安年间曹操与袁绍之子袁尚交战，西北地区马腾、韩遂势力就成为曹、袁两大集团争取的对象，曹操阵营钟繇派人游说马腾，而马腾犹豫不决，此时傅幹说明利害，促使马腾等依附曹操。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谈道傅燮死后傅幹动向，“韩遂、马腾拥兵陇右。从其后有关傅幹的资料来看，他仍留陇右依马腾的可能性较大。”[21]24根据这种说法，傅幹极有可能跟随马腾等人，成为马腾麾下幕僚，傅燮之死本与韩遂、马腾等人叛乱有关，可是傅幹曲事杀父仇人，怎能称作“孝行”？汉晋时期，史料记载不少子女为父母复仇之事，即使杀死仇敌，出于倡导“孝行”需要，朝廷往往加以宽恕，并不严加追责。我们不能苛求傅幹为父复仇，但是这样有违傅燮所说“节义观”，在孝行方面确实有亏，极易招致众人非议。傅幹对于“忠孝”复杂态度与汉末时事混乱、人心不古有关，切合个人善于逢迎机变的性格，实际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有必要具体分析这一大概率事件。

第二，魏晋之际傅玄持有“孝先于忠”观念，极力维护晋朝政权，论“孝”“忠”时陷入矛盾，评论时人出现偏差。

傅玄重儒好学，恪守礼法，在魏晋时期仕宦以刚直敢谏、勤俭务实著称，张溥《傅中丞集·题辞》云：“刚正少容，贵显当世”[15]127，其在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上文也提到，傅玄著作从多方面论述“仁孝”，颇有见识。傅玄评论当时诸多人物以“孝”为标准。如《晋鼓吹曲二十二首》中“金灵运”写皇家宗庙祭祀，“大孝烝烝，德教被万方”[7]831，晋武帝“大孝”可以教化国人。又如《永宁太仆庞侯诔》为哀悼庞侯之文，“蒸蒸孝敬，行著闺庭”[5]1726，赞美庞侯“孝敬”之德施行于家庭。在魏晋之际特殊历史环境下，傅玄除了凸显“直臣”面目外，也应时而变、委曲求全，其论“孝”也不乏政治意图，体现复杂性。

傅玄赞颂西晋重臣何曾及荀顗，他们的“仁孝”可为天下表率。《三国志·魏书·何夔传》 （卷十二）裴注引傅玄之语：“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曰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仪表矣。”[22]382此处傅玄将何曾、荀顗二人孝行与大孝子曾参、闵子骞相提并论，称他们为“孝子”“仁人”，并推许为“君子之仪表”，极力褒扬。《晋书·秦秀传》 （卷五十）中晋代博士秦秀评何曾“事亲有色养之名”[4]1404，《晋书·荀顗传》 （卷三十九）记载荀氏“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4]1150，由此看来傅玄所论倒也符合人物实情。

然而如果要“孝”“忠”合论，“孝子”何曾、荀顗难以称为“忠臣”，傅玄的看法显然有偏颇之处。据《晋书·何曾传》 （卷三十三） 记载：“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曹芳） 之废也，曾预其谋焉”，又云“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4]995-996。曹魏时期曹爽专权，何曾跟随司马懿称病不出，司马氏得势之后，又参与废黜魏帝曹芳大事，还与众人劝谏司马炎代魏而称帝。何曾当属司马氏集团，在魏晋易代中出力甚多，然而并非曹魏忠臣。《晋书·荀顗传》 （卷三十九）记载魏帝曹髦当政时期，荀顗劝说司马师派遣使者去各地宣抚、监督，“毌丘俭、文钦果不服，举兵反。顗预讨俭等有功”[4]1150。荀顗“预讨”毌丘俭而立功，实际上削弱了曹魏统治，为司马氏集团服务。《晋书·荀顗传》 （卷三十九） 又云：“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4]1151-1152晋武帝为皇太子“纳妃”，而贾充之女无貌无德，荀顗进言贾充之女可以“参选”，用谎言蒙蔽皇帝，逢迎权贵贾氏而不忠于晋武帝。总而论之，何、荀二人在篡夺曹魏政权中功勋颇多，有利于司马氏政权建立、巩固，而对于曹魏乃至西晋而言，实难称为忠臣，受到仁人志士批评。傅玄仅仅凭借“孝”就推崇他们为世人的楷模，似乎以偏概全，混淆了是非标准，这与他提倡立身、修德、求仁目标自相矛盾。实际上傅玄曹魏时期依附司马氏集团，后来在西晋王朝获取较高的地位，对何、荀这类司马氏集团中重要人物自然不可忽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混乱不堪，政权更换频繁，世家大族势力强盛，“孝先于忠”观念形成。甄静《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一文解释魏晋“孝先于忠”观念产生的原因，认为主要包括“魏晋世族社会的性质”“孝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手段”“孝是士大夫立身的凭借”三个方面[24]。傅玄对“孝”“忠”认识确有复杂的历史文化方面原因，也与个人身份地位及为人处世之道有关，值得探讨。

第三，西晋末期傅畅归顺胡人政权，“孝”“忠”皆有缺失，对此后人多有贬责。

傅畅之父傅祗是西晋重臣，担任荥阳太守、司隶校尉、司徒等官职，封为灵川县公。傅畅之兄傅宣迎娶晋朝公主，曾任尚书郎、吏部郎，御史中丞等职，仕途比较顺利。傅畅作为北地傅氏家族子弟，获得一定声誉，在晋朝被任命为秘书丞、河阴令等，显示过人的才干，其为人也不乏魏晋名士风度。西晋王朝后期爆发“八王之乱”，匈奴建立的汉赵趁机攻城略地，国家风雨飘摇，傅祗等大臣努力支撑政治危局。《晋书·傅祗传》 （卷四十七）记载：“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祗以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祗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畅，辞旨深切，览者莫不感激慷慨。”[4]1332西晋永嘉年间，都城洛阳被汉赵军队攻陷，国事艰难之时傅祗被推为天下“盟主”，然而此时傅祗病逝，匡扶晋室大业半途而废，这可能是他平生最大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傅祗临终时，“疾手笔敕厉”，训诫、劝勉二子傅宣、傅畅，言辞恳切动人。我们可以推测，傅祗临终留言当是希望傅畅等继承自己的遗志，乱世中靖难安邦，复兴大晋江山社稷。《晋书·刘聪载记》 （卷一〇二）又云：“（刘曜）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城。祗病卒，城陷，迁祗孙纯、粹并其二万余户于平阳县。”[4]2662傅祗卒后，所在城池被汉赵大将刘曜攻下，傅祗子孙等迁往平阳，傅畅沦为战俘，光复晋室愿望完全破灭。《晋书·傅祗传附傅畅传》 （卷四十七）记载：“（畅） 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4]1333傅畅陷于胡地，后归附于后赵石勒政权，担任“右司马”，因自身才能卓越而受到器重。又《晋书·刘群传》 （卷六十二） 曰：“时（石）勒及（石） 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唯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及群、悦、谌等十余人而已。”[4]1691石勒、石虎多杀戮西晋文武官员，却重用北地傅畅等少数人，这就说明了傅畅等人在后赵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联系傅祗临终遗言而论，傅畅未能完成父亲匡复晋室的遗愿，难称“孝子”，更有甚者，投靠胡人政权而获得高官厚禄，实非大晋忠臣。其父傅祗在西晋朝政混乱之际，经历外戚专权、“八王之乱”等事件而善于自我保全，《晋书》 （卷四十七）傅祗本传史臣评道：“崎岖危乱之朝，匡救君臣之际，卒能保全禄位，可谓有道存焉”[4]1333-1334。傅畅具有父亲那样机智善变特征，却缺少坚持道义、忠于大晋的品质，其不忠不孝行为遭受后人诟病。傅畅自己可能也意识到此点，《晋书·卢谌传》（卷四十四）曰“值中原丧乱，（谌）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4]1259，“恒以为辱”暗示傅畅等人效力“石氏”的复杂心态。当时士人秉承重华夏、轻夷狄的传统观念，傅畅等人却依附胡人政权，这被视为奇耻大辱，可想而知他们内心充满悔恨、屈辱、痛苦等情感。明末傅山《傅史》云：“畅遂甘心臣石虏，置乃翁临终之书不省，岂故以为乱命哉！且无论其不臣，而不子极矣。”[25]傅山批评傅畅“臣石虏”“不臣”“不子”，点出了傅畅忠孝有亏情形，这样难免辱没先祖声名。余嘉锡也论道：“然傅畅没在胡中，为石勒之臣，乃著诸公赞，降志辱身，何足以议（嵇） 绍？”[26]余嘉锡认为，傅畅成为“石勒之臣”，堪称“降志辱身”，自己失去节操，似无资格评论他人“忠孝”之事。傅畅在处理“忠”“孝”关系陷入困境，体现实施“仁孝”复杂性，他选择为后赵石勒政权服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政治情境、个人处境有关，也出于保家保族的需要，其中还少不了文士建功立业志向的影响。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十二）论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14]254当时世家大族认为家族利益高于王朝利益，重视宗族而轻视朝廷，在频繁改朝换代的环境下，“忠”观念淡漠，甚至有时不顾“夷夏之防”而行事，赵翼的观点对理解傅畅“孝”“忠”缺失的行为确有启发。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多元化，儒、释、道并行，崇尚“儒学”仍然为众多家族共同特色，“仁孝”“孝悌”“孝友”可称世家大族家风的要目。钱穆论道：“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27]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人物注重评论“仁孝”，当以傅玄等为代表，从多方面认识、领悟“孝”。北地傅氏家族更重要的是履行“仁孝”，在养亲敬亲、思亲哀亲、传承家教家业等方面的事迹令人瞩目，而以傅咸等较为典型，体现了家族“知行合一”作风。我们也要注意到，汉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仁孝”方面呈现种种复杂性。东汉末傅幹虽然对大汉政权颇为忠心，但是出于多种利益考量，极可能投靠杀害父亲傅燮的仇人马腾等，其“孝心”令人质疑。傅玄持有“孝先于忠”观念，割裂“孝”“忠”关系，赞美帮助篡夺曹魏政权“奸人”，品评当时人物陷入矛盾境地。西晋末期傅畅归附胡人政权而博取高位，“孝”“忠”皆有缺失，这种辱没名节的行为受到后人讥讽。傅氏家族人物“仁孝”方面抵牾之处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家族处境、个人利益的需要等，值得我们探究。总之，通过汉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仁孝”风气剖析，不仅可以深化中古北地傅氏家族研究，还可以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思想文化探讨，对当今社会构建“孝文化”体系也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