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淼 马晶晶

“需要”既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因，贯穿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解放之始终，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依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逐步增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在满足自身多样性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出发，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并有效解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厘清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及时代意蕴，构建新时代人的合理需要观，已成为当下建构美好生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人本意蕴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立足于现实的人，把需要范畴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对人的需要问题给予了科学解答，实现了哲学史上需要理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实践活动三个重要维度对于人的需要进行了论述。

首先，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维度出发研究了人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即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523-524。也就是说，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人的本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用黑格尔的术语说道：“‘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2]这表明，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更为重要的本质属性。而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是具有同一性的。对此，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写道：“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在此处，马克思把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作为同义语来使用，从人的本质角度出发，强调了人的需要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表现出了对人的本质的极大兴趣，他把人的需要视为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190-191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人存在的本源性根据在于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了使自身的需要得到满足，必然会对外部对象产生一种强烈的追求意向。这种“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11。由此可见，人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的发展是人的需要的进一步实现，人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符合人的合理需要的满足。

其次，马克思从人的本性维度出发研究了人的需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有需要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强调“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这一论断表明，只有立足人的本性才能真正揭示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丰富多样的，究竟何为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对此，马克思指出，既然现实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统一体，那么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就是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不同方面的要求。这表明，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和无限性，人不仅有物质和精神不同方面的需要，而且也具有生存、发展、享受等不同层次的需要。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自其产生以来，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满足吃、喝、住、繁衍后代等最基本的自然需要，这与动物的需要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人的自然需要与动物的需要又有所不同：动物的需要是本能的需要，其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得到满足，而人的自然需要必须依靠社会生产来满足，并且人的需要不仅是局限于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自然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超出种的延续之外的社会需要，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需要。与此相应，马克思指出，“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即为“社会需要”[5]524。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的日益广泛及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得以显露。马克思指出，精神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需要，人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是由人类自身的特殊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视域对人的需要的这种阐释，实质上说明：现实的人的真正合理的、符合本性的需要是指能够强化人的本质、巩固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需要，这是推动现实的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

此外，马克思还从人的实践维度出发研究了人的需要。他强调，需要与生产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6]人为了解决自身的需要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二者之间矛盾的不断解决，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人在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和新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1]532。就此而言，生产与需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是需要的现实起点，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需要是生产的观念上的起点，是生产的“前提”，离开人的需要的纯粹生产是不存在的。因此，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是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劳动、社会生产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依靠实践活动来实现。总之，只有从实践活动或者说生产劳动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的需要，才能科学说明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人的需要的产生、满足、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将动物的需要与人的需要区分开来。

二、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在结构

人的需要本身不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结构体系。马克思作为科学阐释需要理论的第一人，立足于唯物史观，揭示出了人的需要体系的内在结构。根据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相关论述，将人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需要对象的存在状态看，可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指人作为自然主体的前提性的“必要的需要”，即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也可称为生理需要。人既然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7]人在加工、利用自然资料满足自身生存的过程中给自然需要打上了社会的烙印，这就促使了社会需要的产生。就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而言，自然需要是社会需要的基础，社会需要以自然需要为前提。人虽然有自然需要，但“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在一定的文明状况下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自然需要”[8]；而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需要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维持肉体生存的自然需要的社会需要，即通常所说的“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5]524，因此，扬弃了自然需要“场域”的社会需要是人的需要的更为重要的内容。

第二，从需要的主体看，可分为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个体需要是指人类个体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的最普遍的形式。个体需要不可代替，因为人的需要总是从个体开始发生的，它的满足和发展也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人类社会又是由诸多个体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没有个体合理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就很难进步。由此可见，个体需要不仅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人们之间就会存在着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生产，这些社会生活和生产单靠独立的个体力量是不能实现的，需要通过群体的合作才能实现。这就表明人的需要中存在着与个体需要不同的另一种需要——群体需要。所谓群体需要是指一定人群共同体中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需要，如家庭、阶级、民族以及各种社会集团等的共同需要。总之，个体需要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需要，群体需要是一种一般的、普遍的需要。个体需要是群体需要的基础，没有个体需要就不会有群体需要，群体需要包含个体需要，虽然群体成员中的个体需要有其特殊性，但相互之间又有共同性，不包含个体需要的群体需要是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

第三，从满足需要的客体看，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既包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又包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需要，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其他一切需要的基础。马克思所说的维持肉体生存的自然需要就属于物质需要，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说物质需要是使人成其为人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与动物的区别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于人有意识，人的生命活动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活动，人有意识、有思维，就会有精神活动，当然就会有精神需要。因此，精神需要是指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包括人们在认知、审美、道德、情感、友谊和享用文化成果等方面的欲望和需求。由于精神需要是人对物质派生出的精神产品的一种依赖，所以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才能得以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物质需要是精神需要的基础，人的需要只有在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一定的精神需要，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时，精神需要才会成为人们日益追求的目标。当然，精神需要也具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精神需要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促进物质需要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精神需要最终还是受物质需要的制约。

第四，从需要的高低层次来看，可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人的需要的三个层次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生存需要是指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即劳动者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所产生的最基本的需要，这是人类最低层次的需要。马克思曾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5]525这里的“奢侈需要”是生存需要之外的一种需要，即享受需要。所谓享受需要是指劳动者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衍生出的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所需的物质资料与服务，如一定的医疗、艺术、休假、旅行等。马克思充分论证了享受需要存在的合理性，并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而发展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而产生的需要，如在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精神领域产生的需要。在人的需要的层次结构中，这三者是递进式发展的，其中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基础。

三、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美好生活建构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对人的需要进行了科学的、具体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刻的理论体系，其作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今天理解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习近平提出并多次阐释“美好生活”以来，与美好生活相关的内容已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口口相传的话题。“美好生活”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指向是不同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当前人们的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指人们的生存需要，更重要的是指对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良好的生态文明环境以及公平正义等非物质层面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人的需要既具有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又具有无限广泛性和主观能动性等特征。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每个历史时期人民的需要都要比前一历史时期的要求更高一些，其呈现出动态发展、循环上升的态势。步入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当代人最根本的现实需要，美好生活意味着人民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价值指针。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恰好为当下我们理解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价值遵循，为建构美好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借鉴。因此，我们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出发，把握建构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具体来说：

第一，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虽然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实现了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谓“不平衡的发展”，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沿海和内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其二，领域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所谓“不充分的发展”，是指质量和效益方面发展的不充分，这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后遗症”。从当前我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社会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某些需要，但是还不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根本要求。面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逐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使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让人民生活的物质更加充裕，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第二，关注人民的政治生活需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的需要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参与实践活动来满足的，并且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还要求实现自由的发展，不甘受他人的奴役。这反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人民越来越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希望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人民的这些要求是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想要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正当权益。也正是人民的这些政治需要，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使其由不充分的民主逐步发展为较充分的、高层次的民主，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充分的、广泛的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

第三，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当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人民会注重更高层次的追求。这首先就体现在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上。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会通过其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培育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加快实现美好生活建构的步伐。进一步来说，在新时代，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持续促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多让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来满足他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关注人民的和谐社会需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幸福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在社会层面就是人民对完善的社会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的追求上。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重大举措。其要求党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的层面上下工夫，建立起良好的民生保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好重要角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

第五，关注人民的生态文明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舒适宜居的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存环境的需要。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代人民的迫切要求。近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实践引发的生态问题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对于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的客体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建立健全健康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产物，其生存发展也必然要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将会伤及人类自身。我们要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美丽中国，以互利共生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满足人民对山青水绿天蓝的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总之，我们要通过“五位一体”建设，来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需要，达到需要的各个层次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和谐一致。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人的生存需要的存在，肯定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性需要；又要重视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繁荣兴盛，充分发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们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我们理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建构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指导，科学理解和对待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正确的实践路径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