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奋进为红箭

2021-11-27朱玉珍严子润

兵器知识 2021年11期

朱玉珍　严子润

王兴治，1935年9月生。辽宁省辽阳人。1963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我国著名反坦克导弹设计专家，先后专职、承担和主持研制了多项反坦克导弹武器装备，其中两型装备参加了国庆35周年、50周年阅兵，是我国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的开拓者和发展者之一。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兵器工业第203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王院士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重大科技创新一等奖;荣获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陜西省科技精英、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在科研道路上，他一直信奉坚持、刻苦和努力，他希望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能留下一个坚实的脚印。他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临危受命，不计得失，甘于奉献，成为迎难而上的开路人。他孜孜耕耘60载，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二、三代反坦克导弹，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记者带您一起走近这位带领团队劈波斩浪，使我国反坦克导弹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红箭”8、“红箭”9反坦克导弹总设计师，王兴治院士。

刻苦读书，强军报国

1935年9月20日，王兴治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现为灯塔市）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的王兴治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狂轰滥炸，深感“落后就要挨打”，立志为中国军队制造先进武器。1948年底，家乡解放，村里有了小学校，王兴治直接跟读小学三年级，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学业。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每到晚上，他就借着月光读书，没有月光时就背诵诗文。功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王兴治从乡下到50千米以外的省城去考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沈阳市第九中学初中，3年后又考入新中国第一批省立重点高中沈阳二中。1956年，王兴治高中毕业时，如愿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哈军工”），实现了他儿时强军报国的志向，录取后过上了严格的军事生活。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青年时代的王兴治

20世纪50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7年9月10日，中央军委批准哈军工在空军工程系建立导弹专业。为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学院决定从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和装甲兵工程系相近专业的55级、56级、57级本科生中，选调部分优秀学员到空军工程系新成立的导弹专业学习。1958年8月，王兴治正在沈阳炮校实习，一天，队长突然宣布集合，要求被点到名的学员当晚立即返校，王兴治位列其中。第二天，学校宣布他们调到新成立的导弹工程系。王兴治在导弹系学习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来院视察，观看教练队对苏制1059型号导弹的操作表演，并鼓励学员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早日自力更生，把我们的导弹事业搞上去。带着总理的殷切期望，肩负开创我国导弹事业的使命，王兴治笃志不倦。1963年8月，王兴治以优异成绩从哈军工毕业，被正式分配到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一所（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03研究所前身），从此，王兴治将自己的人生与中国反坦克导弹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初出茅庐，参与一代反坦克导弹自主研发

入职后，王兴治立即投入到我国首次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J-201”的科研中。“J-201”反坦克导弹，是国防科委于1962年2月正式批准上马的项目。该型反坦克导弹采用目视跟踪，手动操纵，有线制导。王兴治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惧困难的良好表现，很快就成为项目组技术骨干，负责导弹飞行器的总体研究工作，并完成了无控、有控弹道的研究，重点解决了导弹飞行器的操纵性和稳定性。1964年12月18日，该项目进行了第一次有控飞行试验。1973年1月，“J-201”反坦克导弹项目完成了设计定型。1977年8月，“J-201”在北京南口靶场进行汇报试验，在对1400米固定目标和活动目标射击时，取得了21发15中，命中率接近75%的优秀成绩。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

挂帅出征，主持二代反坦克导弹“红箭”8

我国最早的反坦克导弹“J-201”

“ 一波三折，辗转艰辛”……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当时苏联军队驾驶先进的T-62主战坦克，在我国领土横冲直撞。面对苏军坦克坚固、厚重的装甲，我国军队手中的反坦克武器，如75毫米52式无后坐力炮、56式85毫米加农炮、56式反坦克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珍宝岛前线传来的消息，让王兴治十分揪心。此种形势下，研制我军新一代反坦克武器迫在眉睫。1969年9月，中央决定自行研制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王兴治被任命为该项目技术负责人。但由于政治运动影响以及行政体制调整，此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期间研究所经历2次搬迁。此后，该项目搁置了近3年。直到1972年底，二代反坦克导弹“红箭”8的研制工作才重新启动，王兴治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1959年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右2）视察哈军工导弹工程系

发射中的“红箭”8反坦克导弹

“走鋼丝”法进行战斗部动破甲试验

“红箭”8模拟放线试验装置

土法上马，艰难跋涉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陶”式就已经大量生产并装备部队。法国和德国也已经研制和装备了“米兰”、“霍特”二代反坦克导弹。为了尽快缩小同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解决一代反坦克导弹飞行速度低、命中率低、攻击死区大的不足，“红箭”8反坦克导弹，在立项之初就定位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王兴治带领团队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1975年初，确定了以筒式定向发射、光学瞄准与红外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空心装药破甲战斗部加电力引信为主的总体技术方案。但实现这个方案的研制历程，却让王兴治和他的团队历尽了艰辛。

在没有图纸资料可参考、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没有必需的实验条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王兴治怀着对国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外国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的坚定信念，仅凭过去学过的一些理论知识，在消化、分析国外军事科技刊物上披露的有限技术信息基础上，带领大家因陋就简地开展起研制工作。研制人员既是设计师，又是制造工人、装配工、搬运工、实验员，很多实验室、实验装置都是大家开动脑筋，土法上马。没有靶道，就在西安太平河口的乱石滩上，用河滩鹅卵石建起一条靶道;没有战斗部动破甲试验装置，就在后山靶道上立起靶板，拉起钢丝，放上模拟弹，开创了我国用“走钢丝”办法进行战斗部动破甲试验的先例。三年内，他们完成了20多个科研急需的实验室建设，随之组织技术攻关。

王兴治虽有研制“J-201”的经验，但由于“红箭”8采用红外半自动制导，制导原理不同于“J-201”，导致“红箭”8从部件到结构都不能从“J-201”上借用，其设计和加工都得从头开始。

研制中几乎没有一个部件没出过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3000米长的导线断线。在最开始的导弹试验中，累计断线故障就多达55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研人员从查找断线原因入手，设计了模拟导线放线的试验装置，并从导线材质、缠线方式、包覆材料、导线结构、粘结胶材质等无数道工艺上做出了改进。经过2年多的无数次试验，最终研制成功延伸率与铜相近、蚕丝作增强材料的制导导线，保证了导弹系统可靠度的要求。类似这样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诸如：陀螺仪抗过载能力不够、红外辐射器强度和功率不够、低温射程不够，膛口弹托止动、发射筒后抛技术等。科研人员自己都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失败才能换来一次短暂的成功。磨难多到让人沮丧，甚至看不到希望。项目组曾几度陷入困境。那时有些人质疑王兴治他们能否研制成功，甚至讽刺挖苦。在挫折和非议前，王兴治带领他的团队，选择了坚持。

1977 年，王兴治去法国考察，左图（左4）、右图（右2）为王兴治

“红箭”8中红色弹拖随导弹一起冲出示意

“红箭”8靠钢钉将弹托咬住，俗称“狼牙棒”

有志者，事竟成1977年，就在“红箭”8技术难关久攻不下、试验屡屡失败时，个别领导对自行研制信心不足，主张引进国外某反坦克导弹及其生产线。恰逢彼时中国国门渐渐打开，法国和德国看好中国军贸市场，积极来华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并邀请中方代表去该国参观访问。王兴治获得了赴法国和德国参观交流的宝贵机会，顺便洽谈引进一事。由于外方要价太高，引进之后原材料、元器件对国外的依赖性过大等原因，引进一事未能达成。但这次考察对王兴治的启发很大。百闻不如一见。王兴治通过近距离接触“霍特”反坦克导弹，及与法国专家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学到了过去从情报资料中无法获得的东西。他在惊讶和羡慕国外高精度反坦克导弹的同时，也大大激发了他一定要搞出“红箭”8的决心。他相信凭着刻苦和智慧，中国自主创新的路一定能走得通。

回国后，王兴治带着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激情，给设计团队作了足足两天的考察报告，更是一场大战前催人奋进的总动员。他以这次考察和商谈的实际，向科研人员讲明了“靠‘买办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一是买不起，二是买不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科研人员个个听得精神振奋。大家从心底里迸发出一个字：“干！”。此后，王兴治没日没夜地投入到这场“红箭”8的攻坚战中。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重大试验，他都亲临现场，检查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拍摄试验现象，记录试验数据，一起捡试验残骸，一起查找问题，一起研讨新的攻关途径。有一次试验遇到问题，王兴治同科研人员在试验场连续工作三天三夜，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为了滤掉太阳光背景，让红外测角仪精确捕捉到导弹，他率领技术人员，特意到光照强烈的沙漠中做试验。早晨4点出发，晚上11点才返回家里。夏天的地表温度有时高达70℃以上，冒着高温，顶着热浪，他们一直干了一个多月，直到问题解决。至今，王兴治的脖子后面还留有当年被烫伤的“职业病”印记。为了解决隔热层用的碳纤维布，王兴治找到厂家，但工厂因为没电，无法生产，王兴治又帮助该厂找到市委领导，解决了用电问题……。就这样，在王兴治的领导和设计下，在研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研究;再失败，再研究”的摸索苦干、技术积累，在进行了50多次有控飞行试验后，终于攻克了陀螺承受大过载能力、舵机提高控制力、弹托炮口止动、高低压原理发射器等关键技术问题。1984年，“红箭”8反坦克导弹研制成功，并打出了“三弹一孔”的优秀成绩。

1984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红箭”8反坦克导弹方队亮相。1986年，该项目正式定型，不久后装备部队。1987年，“红箭”8项目获得了与“两弹一星”比肩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原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将军挥笔题词：“无坚不摧。”

王院士在试验现场解决问题

王院士科研心得

“红箭”8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

“红箭”8参加“和平使命”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改进优化，系列发展王兴治带领他的科研团队，根据国际国内用户的不同需求，在“红箭”8的基础上，改进发展了从“红箭”8A、“红箭”8B、“红箭”8C、“红箭”8D……到“红箭”8S的系列產品，可以由单兵、越野车、履带式或轮式装甲车、直升机等多种平台发射，实现了炮兵、装甲兵与陆军航空兵全覆盖，形成了庞大的“红箭”8导弹家族。每一次的改型都是技术和战斗力的提升。如“红箭”8C是针对反应式装甲而开发的，在战斗部前部加装了带内置装药的探杆，可以保证战斗部在最佳爆炸高度引爆反应式装甲;“红箭”8E采用新型串联战斗部、数字化控制系统和热成像瞄准系统，射程可达4 000米，静破甲威力增至1000毫米以上，提高了制导精度，并具备了昼夜全天候作战能力;“红箭”8L在“红箭”8E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采用重量仅为22.5千克的轻型发射架，性能却达到了“红箭”8E的水平，被称为“一名士兵就可携带和操作的反坦克导弹”，是世界同类便携式导弹中的佼佼者。

除了反坦克外，王兴治还支持研制了导弹的其它用途。如“红箭”8F攻坚弹，能有效穿透700毫米厚的钢筋水泥墙;“红箭”8S的穿甲爆破战斗部，可以在穿透5层间隙靶板后实施爆炸，具备攻击舰船能力：“红箭”8FAE的燃料空气炸药战斗部，用于杀伤地面、战壕和掩蔽物后面的有生力量。此外，“红箭”8与30毫米机关炮组成对空对地两用的炮塔，既可以打击地面的装甲车辆，又可以攻击直升机等低空目标。

出口创汇，享誉全球1987年，在南亚某国，“红箭”8与“陶”式导弹同场竞技，“红箭”8以5发5中的成绩，打败了久负盛名的“陶”式5发3中，“红箭”8导弹顿时声誉大振，顺利签下军贸第一单。1988年又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帮助某国建设一条“红箭”8导弹生产线。“红箭”8的技术转让是中国兵器工业历史上第一个高新技术出口项目。至今，“红箭”8及其改进型号，以卓越的性能，已出口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一款反坦克导弹，是中东国家炙手可热的一款武器，被誉为“沙漠明星”、“绿洲保护神”。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做出了贡献。

1995年，王兴治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在国庆50周年阅兵时，携带“红箭”8导弹的直九武装直升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红箭”8是我国第一个能在直升机上发射的反坦克导弹。

美国军事代表团参观“红箭”8反坦克导弹

2009年，“红箭”8参加“和平使命”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取得百发百中骄人战绩。

探索不止，挑战重型反坦克导弹“红箭”9

随着三代坦克装甲防护技术的提高及主动防护装甲的出现，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的反坦克导弹的攻击效能受到了限制，部队急需一种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重型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1988年，王兴治带领团队又向新的更高目标冲刺，承接国家重点项目“红箭”9的研制工作，并担任总设计师。该项目起点高，工程研制难度较大，遇到像制导技术、电视测角等技术难题。像“红箭”8一样，王兴治他们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经过十一年磨剑，得到了较好的解决。1999年，成功研制出一款口径152毫米，重量35千克，静破甲威力达1200毫米，采用激光指令制导，射程提高到5 000米的车载反坦克武器系统“红箭”9。“红箭”9从搜索目标到发射导弹、跟踪、自动装填等多方面都高度自动化，可昼夜使用、便于快速机动作战，可击穿320毫米/68°外挂反应装甲的均质钢装甲，可摧毁任何现役坦克，属世界一流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该导弹是我军目前装备量较大的主战反坦克装备。

“红箭”9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可安装在多种发射平台上机动，如履带式和轮式车辆、军用卡车、直升机和舰艇等。1999年10月1日，在国庆50周年阅兵时，轮式车载“红箭”9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铿锵驶过天安门广场，令世界瞩目。2004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王兴治带领团队，在“红箭”9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半主动毫米波制导的“红箭”9A和使用激光驾束制导的“红箭”9B，在出口创汇的同时，也使我国的反坦克导弹技术增加了两种先进的制导方式，为我国后续反坦克导弹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技术引领作用。

武装直9挂“红箭”8E 反坦克导弹

孜孜耕耘，硕果累累

为国防研制最好产品、为军队提供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永远是王兴治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2000年，65岁的王兴治，又致力于GT5型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工作。由于他的精心组织指挥，我国的反坦克导弹又迈上了一个新高度。

2008年，73岁的王兴治，又率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研制“红箭”11轻型多用途导弹。该项目于2014年设计定型，并创造了从定型试验以来200余发导弹百发百中的神话。2015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年，77岁的王兴治，依然身先士卒，不甘落后，挂帅研制“红箭”XXA/B轻型多用途导弹。他依然去西藏、登昆仑，在近海拔5 000米的高原上指挥试验。该型导弹在可靠性方面创造了连续180发无故障的飞行记录，再次为我国反坦克家族增添一个战斗成员。

2017年，82岁的王兴治，本该安享晚年，可他再次扬帆远航，承担起激光驾束系列导弹总设计师。他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以身许国，无悔人生

发射中的“红箭”9反坦克导弹

“红箭”9参加国庆60周年阅兵

解放军正在操作“红箭”11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加装热像仪的“红箭”8L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王兴治从技术人员做起，历任专业组长、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担任所长的18年间，王院士和所领导班子成员一道，以科研为中心，锐意改革，求实创新。在科研手段上，对实验和试制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造，引进开发了仿真技术、可靠性技术、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建立了仿真、环境及可靠性等一系列实验研究手段，改变了传统的“画加打”科研方式，将科研工作推进到现代化的水平。他以专业发展、领域推进、人才培养为己任。他将自己科研与工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编写成《中国反坦克导弹研制与发展》一书，为从事反坦克导弹事业的科技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他積极参与“院士大讲堂”活动，除了亲自走上讲台讲课之外，还邀请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院士来研究所讲课，进一步拓宽广大科研人员的视野。他积极发现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并把他们推荐到“人才托举工程”中，让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他用60余年的担当尽责，带领团队铸就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开放创新、锻造品牌”的红箭精神，为203所培养了一支作风优良、创新力强的研制队伍，并取得了大量原创性科技成果;使研究所研发的领域由传统的陆军领域，拓展到陆航、空军、海军、火箭军领域;逐步从单一的武器系统向体系化、信息化武器装备拓展;突破了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箭等传统装备的研制，向防空导弹、固定翼和无人机载导弹、主动防护、高效毁伤及其它智能化弹药拓展。

如今，86岁高龄的王兴治，腰杆笔直，精神矍铄，依然不知疲倦地带领团队，在为我军研制世界领先反坦克装备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