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杰尔·沃尔顿 巴巴尼·尚卡尔·纳亚克 /文 杨 雷 / 译

一、引 言

21世纪，由于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成长，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业”景观。这与工业时代的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以及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者与无产阶级的划分的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过去十年里，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崛起使得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数据和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拥有互联网接入（数据门户）已成为新的动力源泉。数据成为新的资本形式（数据资本）。

从实物到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转变；产品的非竞争性；消费者、用户生成内容和免费产品的出现；加之共享经济带来的资源所有权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新资产阶级”和数据提供者的“新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出现，这挑战了马克思原初的劳动力理论。

本文分析了这些发展的含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

二、一个新的工业景观

大公司不断生产、收集、管理、监控和使用大数据，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运作方式。人工智能的重大进步有助于加速这一过程。在此过程中，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提高了人类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推理能力也使得人类劳动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变得过时。这是所有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四大核心支柱。通过这种方式，人工智能创造了这个复杂而令人不安的轨迹，资本主义仍然是人工智能创造大数据这一非人力量的终极系统，而大数据是控制劳动力日常生活的资本武器。这种控制机制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得以生存的核心。利润在其中支配着人们。

或者，数据和信息可获得性的提高增强了劳动者挑战资本主义不人道法则的力量。互联网提高了工作场所行为的透明度。由于员工有权在社交媒体分享工作场所信息和经验，从而点名和羞辱剥削性雇主，组织结构被迫变得更具社会责任感。人工智能的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和投资，这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大数据在塑造现代生活、智慧城市、社会和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人工智能利润驱动的技术奇点带来了社会挑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可能是致命的。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数据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大规模增长，控制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积累的对象主要是知识，知识成为价值的基本来源，也是价值化过程的主要场所。”1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57.劳动价值化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核心，这种生产是由大数据驱动的，忽视了对其他社会、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了解，这些环境塑造了生产过程，并制约了劳动价值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摆脱了对工作条件及其挑战的微小控制。然而，信息社会中认知资本主义及其数据驱动的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的理论框架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灰姑娘”1“资本主义的灰姑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认知变革，它在复杂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交换关系中促进了无法实现的以欲望为本位的社会，这些关系是通过对劳动力认知力的集体规划，借助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表达出来的。——译者注的思想基础。

人工智能受到许多潜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本质上是本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人工智能的思想和哲学基础是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新机械主义和随意性解释源于偶然的结构，2M.Miłkowski,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Explanation of Cognition, in V.C.Müller (ed.),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 Heidelberg, 2013, p.70.它不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结构，而正是在这些结构中，人们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以换取经济发展。人工智能的决定性技术奇点也挑战并支配着自然，自然是每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核心。因此，人工智能主导的技术和算法对经济和商业系统的当前流程造成了重大的战略干扰和改变。

人工智能及其技术奇点基于技术知识及其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可及性，造成了数字鸿沟。因此，它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现有的社会裂痕和阶级冲突。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和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理解、解释和使用新兴技术对促进人类发展和增加社会福祉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制定政策，保护劳工、隐私、贸易和责任，并减少人工智能对资本主义下就业、不平等和竞争的影响，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欧盟目前正在开创一项技术理论，旨在让个人控制自己的信息和由此产生的利润，但这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物联网和边缘计算3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是一种在物理上靠近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融合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开放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的计算模式。——译者注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数据在硬件设备（如智能手机、家用电器和汽车等）上进行处理，而不是直接传输回大型平台公司的服务器，这可能会为个人创造一个机会，使其个人数据货币化，以获取自己的直接利益，从而改变权力平衡，并可能将控制权和所有权转移给实际的数据生产者。展望更远的未来，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新的分散式自治组织（DAO）将消除对平台中介的需求，并创建一个个人也可以控制其个人数据的人联网（IOP）。

三、大数据与资本主义的重大变革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新的经济格局的出现，重大变革已经发生。这与卡尔·马克思撰写其最重要的开创性著作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完全不同。19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中，蒸汽动力、工厂、运河和铁路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新创新。然而，在21世纪，新的互联网技术、个人式及可移动的计算机、数字化、全球定位系统和智能手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景观，其中最重大的创新之一是通过使用数据和信息的商业模式创新来创造价值。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与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及其对生产资料所有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划分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新的竞争格局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要素或生存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要素定义为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该术语相对于生产资料（加上劳动力），因此它与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要素概念非常相似，也就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但是，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定义都没有包括今天通常称为数据和信息的两个新变量（信息代表处理过的数据）。然而，当古典经济学家确定生产的关键要素时，由于当时无法捕捉和存储数据。因而（数据）不能量化处理，也不被视为相关因素。

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情况不再如此。根据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的说法1Erik Brynjolfsson, The Rise of Data Capital,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6/03/21/161487/the-rise-of-datacapital.，数据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资本（数据资本）形式，能够产生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商品化所带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技术突破，使得数据和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出现成为可能。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竞争下跌”，作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蜂拥而至”和竞争性模仿的结果。三大核心数字技术能力——计算能力、数据存储和带宽——相对于它们的性能而言，其成本呈指数级下降。数字技术越来越便宜，再加上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功能强大的移动设备，为用户随时随地进行连接和通信创造了越来越广阔的平台。

计算能力的成本也大幅下降，从1992年的每百万晶体管222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0.06美元。 同样，数据存储成本也大幅下降，从1992年的每GB存储569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0.03美元。数字存储的性价比不断提高，使得数字信息越来越丰富。互联网带宽的成本也在稳步下降，从1999年的1245美元/1000兆比特/秒（Mbps）下降到2012年的23美元。带宽的性价比提高使得数据收集和传输速度更快，连接和交互更丰富。2Deloitte Centre for the Edge, From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to Exponential Innovation: Report 2 of the 2013 Shift Index,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

这些发展是数据洪流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并导致了大数据分析等新现象的出现。这种新的数据丰富的“工业”格局也催生了一种被称为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工厂”新业态。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大型公司，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Netflix、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Uber和Airbnb等共享经济中的互联网平台。

新的生产手段和要素（数据和信息）创造了广泛的利益，包括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化。在信息和知识以前由政府和机构控制的地方，“无产阶级”工人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因互联网而增强。他们现在可以访问比价网站，而且作为利益相关者，他们变得更加活跃。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化还使“新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获得在线教育和学习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最近的视频会议、远程医疗、远程诊断和咨询的出现和流行，也是数据洪流带来进步的例子。这使得全球经济有可能在疫情期间继续运转，尽管水平较低。

新的生产手段和要素（数据和信息）也在两个与价值创造密切相关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影响。第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以反映其真实价值的价格出售的，所有价值都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第二，马克思的哲学几乎完全建立在资产阶级所有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紧张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之所以被劳动理论所吸引，是因为他相信，人类劳动是市场上所有商品和服务所共有的唯一共同特征。本文将根据最近的技术发展来分析这二者的相关性。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资本、劳动和价值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的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一个有限的框架，这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大数据、通信技术和信息驱动的经济体系所导致的新的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关系的复杂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基于数据驱动的经济系统规划劳动者集体认知能力的实践，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认知劳动的商品化是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种制度下，对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控制方式与早期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雅安·莫利耶·布当（Yann Moulier Boutang）将这种资本主义转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概念化为“认知资本主义”1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38.，也即资本的力量通过数据和信息来表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劳动、价值、财产和物质的本质的与传统的观念。

四、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工时衡量

首先，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都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信念现在已经被实体产品非物质化为数字格式和互联网上免费服务的出现所削弱。这种数字化过程被称为“数据化”2Mark Lycett, ‘Datafication’: Making Sense of (Big) Data in a Complex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vol.22, 2013, p.382.。根据诺曼（Richard Norman）的说法3Richard Norman, Reframing Business: When the Map Changes the Landscape, Chichester: Wiley, 2001.，数据化可以通过三个创新概念来概念化，这些概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价值创造的逻辑，包括：非物质化、液态化和粒度。非物质化是将资产/资源的信息方面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与物理世界分离的能力。液态化是指一旦非物质化，信息就可以很容易地被操纵和移动（如果有合适的基础设施）。这使得物理上紧密相连的资源和活动集（activity sets）能够以传统上很难、非常耗时或昂贵的方式进行拆分和“重新处理”。最后，粒度涉及资源的最佳（再）组合，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特定的环境调动，它是价值创造过程的结果。这个价值创造过程的驱动力是提供必要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

Netflix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数据化示例。Netflix 目前是点播互联网媒体流的领先提供商。然而，从历史上看，Netflix的运营模式本质上是实体运作的，其核心业务是一家基于邮购的DVD租赁公司。当Netflix决定转向目前的流媒体模式时，产品的非物质化就发生了。这代表了实体店实体内容的拆分。在使用物理磁盘的旧系统下，这将导致供应链中的延迟和排队。但是，液化通过提供全天候按需服务消除了这些延误。通过处理在线收集的数据，在提供商和订阅者之间建立数据关系，这一点得到了增强。

此外，通过流媒体，订阅者可以在选择特定标题之前对视频进行采样，也可以一次观看多个视频。这使得 Netflix 能够在更精细实时观察观看统计数据。因此，使用流媒体模型将更多数据非物质化。这意味着一组更丰富、更多样的数据源逐渐发展起来，包括目录数据、搜索词、流队列和剧本、互动以及诸如电影评论和社交数据等外部资源。由于流媒体模式中推荐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液态化程度也更高。从商业模式中去除时间和距离，也增加了供应商和用户之间通过动态个性化进行互动的可能性，商家通过对内容的解释来促进信任、评级、排名和评论，以及提高由关联的朋友可能观看或评价的内容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Netflix的非物质化已经吸引了超过1.8亿用户注册这项服务。这种非物质化和流动性的结合导致了高粒度，因为Netflix已经从流媒体内容转向实际制作内容。多年来用户行为的统计分析被用来指导内容的选择，从而为Netflix展示成功和独特的节目。

这种使用大数据分析的高度自动化流程将劳动时间从价值创造流程中去除。与实物产品不同，数字产品可以以接近零的边际成本多次复制和传播，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因此，这种价值创造过程需要更少的劳动时间，数字库存而不是实物库存的存储所需的劳动时间也更少。这使得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能够在利基市场1利基市场是在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通过对市场的细分，企业集中力量于某个特定的目标市场，或严格针对一个细分市场，或重点经营一个产品和服务，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优势。——译者注储备和销售更广泛的产品。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将这种现象称为长尾现象。2“长尾理论”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最早提出，该理论认为，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译者注这是公司可以销售少量非常大范围的产品的地方，而不是大量销售小范围产品的地方。

数字产品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3Erik Brynjolfsson, The Rise of Data Capital,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6/03/21/161487/the-rise-of-datacapital.在经济学中，一种既不具有排他性又不具有竞争性的商品，意味着一个人使用它并不会减少它对其他人的可用性。例如，一份实体报纸、视频/DVD或CD一次只能由一个人购买或租用，即它是竞争性的。而数字化的电影或音乐可以被多次流式播放，并被数百万人同时观看。这种按需业务模式还通过更高的可用性和更低的成本提高价值，并且需要更少的工作时间（如果有的话）。

在考虑通过互联网提供免费数字服务和产品时，利用劳动时间来评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也被视为一种理论。谷歌利用“隐藏收入”的商业模式，提供广泛的免费服务，包括搜索、地图、电子邮件、手机软件和视频，但通过广告将这些服务货币化。其他商业模式创新包括适用于在线电脑游戏的“免费增值”（freemium）4“免费增值”指的是，用免费服务吸引用户，然后通过增值服务，将部分免费用户转化为收费用户，实现变现。——译者注定价模式和电脑游戏机的折扣，以吸引软件游戏开发商。它们的目的是将流量引导到各自的网站上，并通过网络效应鼓励产品的采用。这与劳动力投入的价值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受到“产消者”（Prosumer）1“产消者”是指那些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他们既是消费者（Consumer）又是生产者（Producer）。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首次提出Prosumer一词。并将那些为了自己使用或者自我满足而不是为了销售或者交换而创造产品、服务或者经验的人命名为产消者（Prosumer）。——译者注概念的挑战。由于如今上传到技术平台上的大多数在线内容实际上是由用户免费制作的，这意味着传统的价值创造过程已经过时。上传商品的价值不再以生产商品所需的平均工时来客观衡量。在计算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时，这个值也被忽略了。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探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工人传统角色之间的关系。

五、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者 vs.无产阶级工人

第二个争论领域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关，即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者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无产阶级工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和紧张的关系。

现代互联网平台企业与传统工业时代制造企业的运作方式不同，利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这些平台公司不生产产品，而是提供基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并利用它们从在线“流量”中收集大数据资源，充当匹配买家和卖家（或用户）的中介。这些公司拥有与互联网的连接方式，而非拥有生产资料。成功的平台公司通过互联网网关（搜索引擎）控制“流量”，并确保自己能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然后将这些用户“货币化”。因而，这种商业模式是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外部追随者生态系统来利用客户数据。这种大数据商业模式的主要代表有亚马逊、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和腾讯等。

因此，马克思基于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哲学完全颠倒了。平台互联网公司颠覆了传统企业，因为现代互联网公司的大部分价值是由其外部用户社区创造的，这些用户的数据被平台获得并使其货币化。这催生了大量免费或以极低成本提供的数字产品组合，包括媒体娱乐、地图、移动服务、应用程序、金融服务和信息流等。

平台所有者的作用不是控制生产资料，而是去控制互联网的门户，并策划和培育外部网络社区的内容生产。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消费者已经通过开发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生产者。他们制作和上传的内容包括Facebook、Instagram、Snap、YouTube、维基百科、Trip Advisor、Google Play和苹果应用商店等主要互联网平台上的照片、视频、短信、应用程序、文章和评论等。这意味着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现在变成了“产消者”，即拥有内容制作流程（他们免费提供）并作为最终消费者享受流程产出的人。这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价值模型以及所有者和劳动者划分的根本改变。

这种利用数据并通过使信息的提供和传播民主化来提高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平台商业模式，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征，即所有者会故意限制信息流以保留权力。1G.L.Holbert, Technology, Libraries and the Internet: A Comparison of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and World Wide Web, Electron, https://southernlibrarianship.icaap.org/content/v03n01/Holbert_g01.htm.信息的民主化和信息商品的可用性也通过聚合无组织的市场提高了效率。2Geoffrey G.Parker, Marshall W.Van Alstyne and Sangeet Paul Choudary,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16, p.51.市场聚合是平台提供集中市场以服务广泛分散的个人和组织的过程，这为平台用户（不仅仅是所有者）提供权力与信息。这些用户以前以随意的方式参与互动，通常无法访问可靠或最新的市场数据。亚马逊、阿里巴巴和Etsy 提供在线网站，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供应商可以在这些网站上向消费者提供商品。这说明权力从以前的资产阶级所有者向个人和创业者（新无产阶级）转移。这种双向的市场模式促进了两个互补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价值提升，通过中介/互联网平台实现互利。

由于脱媒3脱媒一般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译者注，从实体产品到数字产品的转变也见证了制造商/生产商（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以前的无产阶级工人之间的关系和价值创造过程的重大变化。互联网驱动的颠覆通过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消除中间商和中介机构，从而导致传统业务和价值创造模式的衰落，重新设计和重塑整个行业的价值链。在新闻和媒体（报纸、电影和音乐）等纯信息产品领域，脱媒不仅包括中介，还包括生产者。在将内容非物质化为数字格式的情况下，不再需要制作录像带、DVD和CD以及印刷实体报纸、杂志和书籍，也不再需要实体分销和零售网络。这不仅通过将劳动从价值创造过程中剔除，从而冲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改变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这意味着以前的生产和分销所有者（大型且强大的唱片公司、报业集团、媒体公司和出版商）不再对屈从的无产阶级规定条款和条件，而是经历了一个权力和利润向新平台公司转移的重大转变。通过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形成新的按需（全天候不间断）价值主张。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了成本，降低了作家、音乐家、记者和演员/导演的进入门槛，绕过了控制生产和分销手段的前把门人，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加平等的价值创造过程。

平台公司从数字颠覆中带来的脱媒，也出现了再中介化的平行趋势。再中介包括用在线工具和系统（通常是自动化的）取代不可扩展和低效的代理中介，为平台双方的参与者提供有价值的新商品和服务。由于网络平台能够利用规模化的市场中介机制，因此可以作为更有效的中介机构。传统的中介机构依赖于人工，而平台中介机构依赖于快速有效扩展的算法和社会反馈。此外，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使系统更加智能化，这使得平台能够以传统中间商无法实现的方式在市场上扩展他们的中介业务。4Geoffrey G.Parker, Marshall W.Van Alstyne and Sangeet Paul Choudary,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16, p.50.再中介平台的例子包括Yelp、Angie’s List和Trip Advisor，这些平台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认证，根据对生产者的社会反馈提供声誉信息。与此同时，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生态系统在iPhone发布后的出现是再中介的另一个例子。52020年3月，谷歌宣布本机Podcasts应用可用于iPhone和iPad用户。——译者注

这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传统关系，是如何被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机制所打破和取代的，这种机制是由位于传统企业边界之外的外部生态系统所驱动的。

新数字技术的驱动颠覆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传统关系，推动了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共享经济的出现以及资产与价值的脱钩。共享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它说明了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现在是如何影响实体商品和固定资产的，而不仅仅是纯粹的信息商品。能够将资产与价值脱钩的平台公司最著名最成功的例子是Uber和Airbnb。通过将实物资产（汽车和不动产）的所有权与其创造的价值脱钩，可以使资产的使用能够独立交易并得到最佳利用。这是创造最大经济价值的用途，而不是仅限于所有者特定的用途，从而导致未充分利用。结果是，效率和价值大幅提升。

在这个场景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汽车司机（拥有者），房地产的主人（拥有者）加上智能手机的拥有者（客户）。Uber和Airbnb唯一拥有的就是通过他们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以及将买家和卖家连接的方式，这些网站和应用程序由云计算能力和免费卫星导航（GPS）提供支持。这完全颠覆了以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工人为基础的传统价值创造过程。事实上，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扩展到企业对消费者（B2C）环境下的大多数实物资产。它还扩展到企业对企业领域，包括联合办公/共享办公空间（We Work）、众筹（Funding Circle）以启动和扩展业务，以及云计算（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出租计算基础设施。这意味着现代企业很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是利用外部资源生态系统来创造价值。从下表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与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新无产阶级的区别远大于共同点，尤其是前者。

差别资产阶级 新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权 拥有连接方式（互联网网关）的所有权高固定成本（厂房和设备） 低固定成本（IT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生产要素：数据和信息控制产品的流动 控制数据流和“流量”公司内部创造和控制的价值（层级） 在生态系统和商业社区（市场）内部培育和管理的价值配置是线性和顺序的 配置是一个多边网络垂直整合的制造商 市场聚合器长的、集成的供应链 短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非中介的供应链直接的专制控制 没有直接控制，关系基于培育内容和产品/服务的共同创造仅批量生产标准产品 通过微观目标锁定大规模定制服务无产阶级 新无产阶级基于工作时间的直接报酬 没有直接报酬。免费服务以换取个人数据仅仅是价值生产者 产消者—价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资源（即资本）的门槛高 获取资源（即数据和信息）的门槛低只把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权 拥有广泛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内容创建能力、商品、汽车和不动产等共性资产阶级 新资产阶级垄断权力上层范围创造关键价值资源的所有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济租金高共性无产阶级 新无产阶级地位低提供关键和必要的投入（劳动力）提供关键和必要的投入（数据）

因此，由于传统老牌企业无法复制其平台业务模式，如表中突出显示的那样，互联网公司产生了如此破坏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未来趋势和发展

随着熊彼特“创造性破坏”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7页。的展开以及当前新兴技术的逐步发展，价值创造过程的变化预计将持续。机器人、传感器、物联网（IOT）、区块链、加密货币、自动驾驶汽车、联网家庭/工作场所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进一步改变生产者、员工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最终如何创造和保留价值。

通过物联网，产品将因其生成的数据而演变成数据服务，并且这种现象已经扩展到交通和家庭领域。通过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利用机器人消除低阶级无产阶级工作的能力将增强。与此同时，在一个高级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世界里，生产资料的新所有者将是数据丰富的平台公司。他们控制和拥有从生态系统收集的信息，进而策划和传播价值。

然而，一个关键的风险是，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数据垄断者，这会扭曲可用的信息和知识。由于大型互联网公司出于广告和营销目的出售或使用其数据，因此关注民粹主义且更容易商业化的数据和信息可能会影响可靠知识的可用性。

成为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新数字超级大国的较量目前正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开发成功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获取无限的数据库。这两个国家在这方面都得天独厚，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都设在北美和中国。

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数字冷战中，这很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售关键的战略技术资产，如硅芯片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以减缓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可能即将看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竞争，尽管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竞争略有不同。未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更有可能是大型互联网公司（而不是以前的资产阶级工厂所有者），他们控制着连接方式，从而控制着用户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同时，无产阶级很可能是普通公民，他们的数据被生产/连接的新所有者收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动力来源、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将是数据、信息和人工智能能力，而非劳动时间。

七、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生产要素（数据和信息）的新“工业”格局的政策含义

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决策者几乎无法通过创造新的“工业格局”来扭转技术带来的变化。将实体产品非物质化为数字格式以及互联网上免费服务的出现，意味着消费者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价值。此外，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或“产消者”的角色以及从价值创造过程中去除劳动时间并不违反任何就业或竞争规则。

同时，数字平台公司对现有制造商和零售商及其供应链的去中介化，与工业时代工厂对家庭手工业和家务劳动的替代没有什么区别，这并不构成反竞争行为。

然而，现在有一些社会阶层和政治及监管机构的成员将新精英（由“新资产阶级”平台互联网公司和“新无产阶级”数据提供者的劳动力组成）之间视为一种剥削关系。这与马克思的原始劳动力理论并无不同。在网约车和外卖等共享经济的某些领域，存在监管压力，要求将司机和送餐员重新划分为平台员工，而非承包商，以便他们能够获得最低工资、法定节假日、病假工资以及养老金。这对这些平台公司的商业模式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司机约占优步打车成本的一半。这导致网约车公司和外卖公司增加了对自动驾驶汽车和送餐机器人的投资，旨在完全取代司机和送餐员。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进一步的非中介化，并消除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劳动时间。

在一个平台公司作为市场运营并同时零售自己的产品（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的情况下，监管机构也开始对互联网公司在搜索过程中偏袒自己的产品而不是第三方商家处以巨额罚款。这些罚款并没有导致平台公司的行为发生任何变化，也没有导致任何解散。

隐私问题和令人反感的社交媒体内容也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领域。为了解决隐私问题，Facebook 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引入了端到端加密技术。然而，政府现在抱怨这阻止了他们利用社交媒体打击犯罪。

上传被认为是非法的或冒犯性的内容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然而，捍卫言论自由的需要，以及界定什么是冒犯性和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正被证明是监管机构的绊脚石。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说明什么是冒犯性的和/或非法的，那么社交媒体公司就不能为其不删除而承担责任。

由于每秒都有大量的数据被上传到平台上，因此这很难对其进行“监管”。这就是谷歌和 Facebook 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的原因，人工智能在得到完全开发后，将能够自动管理数据上传的质量，并授权将其删除。这种自动化过程将进一步消除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时间。

监管部门对平台公司权力的担忧引发了拆分这些公司的要求。然而，由于这些平台跨越了行业界限，不具备现行竞争法所界定的传统垄断，这使得此类任务变得非常困难。消费者也从提供的“免费”服务和产品中获益良多，这不能被视为在经济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最后，Facebook提议引入的Libracoin（虚拟加密货币）也可能导致全球银行系统的去中介化。使用由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货币”将彻底改变支付行业和货币供应。自从政府威胁要禁止Libracoin以来，Facebook已经决定将Libracoin作为一种数字货币推出。因此，加密货币有可能进一步减少提供银行服务所需的劳动时间，因为这将代表货币的民主化或“非国有化”。

总之，新时代经济和新“工业”格局的政策含义是：随着政策制定者加大监管力度，科技公司将通过更多的技术创新（加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这最终将进一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

然而，随着工业物联网（IIoT）和工业4.0开始形成牵引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现在可以在促进工作和“新无产阶级”的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互联网不仅通过视频会议、居家办公和云计算等服务确保了大流行期间的业务连续性，还提供了一系列额外的工作场所员工福利。其中包括通过自动化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做出更快决策的能力、减少错误、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以及更集成的供应链和运营功能。这些人工智能驱动的过程提高了机器人技术的使用，减少了工作的重复性和艰巨性，使工人能够提高技能，完成更有价值和报酬更高的任务。这并没有取代工人，而是通过帮助人们以更高的标准完成工作和执行更有意义的任务，从而导致工作的演变。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医疗部门，以扫描与阿尔茨海默病和癌症相关的 X 射线模式，这些模式可以更快、更有效、成本更低地执行，让员工可以自由地从事其他高价值的活动。

八、结论：“新资产阶级”互联网公司和“新无产阶级”数据提供者

总之，随着平台互联网公司继续其不可阻挡的指数增长轨迹，1Salim Ismail, Michael S.Malone and Yuri van Geest, Exponential Organizations: Why New Organizations are Ten Times Better, Faster, and Cheaper than Your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Diversion Books, 2014, p.33.并且随着它们通过更高水平的数据所有权和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壮大，现在社会各阶层以及政治和监管机构（尤其是在欧洲）的成员将“新资产阶级”平台互联网公司的新精英形式与数据提供者的“新无产阶级”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剥削，这与马克思最初的劳动力理论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直到最近，互联网公司与其用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健康而成功的（尤其是科技公司与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之间），但“新资产阶级”科技公司现在正面临着潜在的抵制，至少在欧洲，关于数据所有权和回报的问题上是这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Facebook 等领先的平台公司未能保护用户数据，以及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以反竞争行为的形式滥用数据所有权而引发的。

尽管如此，家庭和工作场所任务的自动化水平以及大型平台公司的机器学习能力将确保“新资产阶级”仍将掌握权力和影响力，虽然监管机构试图重新配置其价值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