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利文特 /文 杨嵘均 卢 晗 / 译

一

从下面的探讨中可以看出，1本文的探讨，其观点分别来自以下三篇文章：D.W.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 no.3, 1977, pp.1-27；G.Murdock,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2, no.2, 1978, pp.109-119；D.W.Smythe,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2, no.2, 1978, pp.120-129。在本文中，当引用斯麦兹、默多克的话时，我会参考这些文章。——作者注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新作《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以下简称为“盲点”），显然触到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的痛处。默多克的大部分答复，是在大众传播研究问题上捍卫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默多克认为，斯麦兹自己也存在“盲点”。这种“全盘拒绝”的做法，是基于斯麦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狭隘看法”所致。如果斯麦兹进一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坚持认为必须把当代大众传播系统看成既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的学者”。虽然其他学者和他持有相同观点，但他对此都视而不见。

弄清楚“盲点”是什么很重要。斯麦兹不仅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忽视大众传播的经济基础这一笼统观点，重要的是，针对盲点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构想。斯麦兹在他的第一个脚注中指出：

他们当中无人……研究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如何通过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发挥功能(具体地说，通过广告和大众传播的经济过程)。这正是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

这是斯麦兹试图分析的“盲点”。

然而，在斯麦兹的论述中存在一个问题。在《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一文中，斯麦兹虽然顺带提到了十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仅仅详细剖析了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这两位学者。斯麦兹的真正目的是对巴兰和斯威齐二人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进行分析，这也是他分析的真正出发点。然而，巴兰和斯威齐并没有忽视脚注1中提到的“盲点”。他们密切关注了“通过广告进行……需求管理”；二人试图运用这些概念来解决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即（资本主义）如何处理剩余价值？难道他们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吗？

当然，如果脚注1充分描述了斯麦兹所坚信的“盲点”，那么巴兰和斯威齐就应该能免受他的批判。但他们没有，相反，他们是斯麦兹的主要批评对象。因此，需要对“盲点”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

那么，斯麦兹批判的依据是什么？答案正是巴兰和斯威齐忽视的受众（audience）问题。受众是被动形成的群体，（广告商）通过传播可操纵的“思想浪潮”引发受众消费。因此，若是将“需求管理”限定在心理操纵的概念里，那么受众就仅仅只是一个一般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通道而已。巴兰和斯威齐已经消解了受众的本质。

正因如此，巴兰、斯威齐二人与斯麦兹所提的论点失之交臂。斯麦兹所说的“意识产业”从事的工作涵盖所有向受众推销商品的领域，而这些受众也同商品一样可以生产和交换。巴兰和斯威齐并不认为受众本身能够成为主要的传播商品。受众是大众传播产业起决定性作用的标志。受众商品是如何生产、消失以及如何被买卖的，构成了其分析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讨论的匮乏，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所在。

因此，斯麦兹提出的“盲点”，比他在脚注中指出的更加具体和深刻。他从一般商品的营销问题入手，并由此引申出受众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问题。斯麦兹的重大理论发现，就在于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大众传播对象的特殊性。

默多克没有重蹈巴兰和斯威齐的覆辙。他十分在意现实的受众活动。大众传播在塑造、动员、解散和教导受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要想研究“既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关键在于理解受众的商品性。

斯麦兹提出的观点，一方面是针对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针对默多克的观点。虽然其中强调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究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因此，斯麦兹的论点，使我们可以“细致全面”地考察巴兰、斯威齐以及默多克观点中所共有的“盲点”。针对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斯麦兹评论道：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众传播中，首要的商品是受众。针对默多克的观点，他的评论是：受众，首先是一种商品。1斯麦兹的原文包含对恩岑斯伯格（Enzensberger）以及巴兰和斯威齐的详细评论。我的论文“The Communications Commodity”（Smythe, p.24, fn.24）创作正是基于斯麦兹的这篇论文。由于种种原因，斯麦兹的评论，没有出现在他发表在本刊的文章中；它更早出现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27:1, 1977, pp.198-202）中。这有些可惜。因为将巴兰和斯威齐及恩岑斯伯格放在一起考虑是很有启发性的。乍一看，他们对传播的处理方式似乎毫不相同，但这带有迷惑性。巴兰和斯威齐将传播简单地视为对一般商品购买的一种诱导手段；传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恩岑斯伯格而言，传播的特别之处——从本质上讲，是它与商品毫不相干。“精神产业是巨大且难以理解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它不产生任何东西……专注于传播的商业化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双方表述的是同一件事：传播没有特定的商品形式。巴兰和斯威齐将特殊问题，简化为一般商品问题；而恩岑斯伯格，则将其提升到操纵者的精神层面上。二者对否定的内容不谋而合；更合适地说，是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他们的观点不会相互妥协，因为两者对传播的描述都隐藏了同样的事情。巴兰和斯威齐的庸俗唯物主义与恩岑斯伯格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结合体，在同一个地方——默多克的观点中——再现。——作者注

如果我们看一下默多克对此评论的回应，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很难理解。

二

在文章陈述了斯麦兹的基本论点后，默多克指出，斯麦兹至少有两点值得赞扬：首先，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传播的论述，都是从马克思更显而易见的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出发的，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有关论述。而斯麦兹的分析，则牢固地建立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样的马克思核心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之上。这种关注点的重新定位，使他能够提出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值得对传播学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独到见解。其次，斯麦兹尝试将自己的这些见解应用于当代的具体情况，并很好地证明了它们对于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媒作用的重要性。

在文章结尾，默多克紧接着继续写到：但不幸的是，他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吹嘘的嫌疑。然后他开始和斯麦兹分道扬镳。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默多克的回答中，这些分歧都与斯麦兹的发现——受众商品无关。它们中没有一条能对抗、反驳、限定、修改或发展受众商品理论。他所有的观点都是这样的：是的，是的，当然……但是这个州会怎么样呢？是的，是的，当然……但是欧洲呢？……但是阶级斗争呢？……但是意识形态呢？……但是，对广告收入依赖最少的大众传播媒介呢？

实际上，默多克对他批判所采取的形式，是通过把他并未考察过的特殊情况聚集在一起的命题。对他而言，这个命题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因此，默多克并未对它产生多大兴趣。命题的理论意义很明显，而且已经被学者们详尽讨论过了。因此，在这个命题之外，有很多值得探讨的新东西，但对命题本身而言，则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了。

从默多克所提出的三条批判意见中的第二条，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批判立场。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他最接近“盲点”的地方。

斯麦兹对传播和广告之间关系的关注，导致他低估了传媒内容在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独立作用。这一点在那些对广告收入依赖性很小的行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电影行业、流行音乐行业、漫画书和流行小说等。诚然，他们仍然通过设备销售（你需要一台唱片机来播放唱片），通过邀请电影和流行音乐明星来为消费产品代言，以及通过围绕电影和漫画人物制造商品与营销系统衔接，例如《星球大战》T恤衫、米老鼠肥皂，等等。但是，向广告商出售受众并不是这些媒体赖以生存的手段。相反，他们的业务是销售对社会秩序和结构性不平等的解释，并将希望和愿望包装成合法的商品。简而言之，他们与意识形态合作，并通过意识形态来出售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在斯麦兹的论述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些不以广告为基础的媒体，而只支持新闻和商业电视，它们才是支撑其论点的最佳范例。他所忽视的行业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却并不完全是边缘行业。

默多克指出，斯麦兹在《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一文中提到的媒介是“次要的”，但默多克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媒介是次要的，以及这些媒介是如何变得次要的。我认为这是因为生产和交易信息的过程已经被受众的生产和交易所主导。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生产交易重组了信息生产和交易的过程，并为大众传播生产出新的服务对象。

电视成为斯麦兹《盲点》一文的“最佳范例”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电视中存在商业广告。默多克指出，漫画里也有商业广告。因此，主要原因是在电视产业中，生产和交易受众的过程是最先进、最明显的，同时对受众的测量过程也是最成熟的。

购买广告和购买受众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的销售网络，在购买或生产联盟销售者时，尽管它根本没有购买广告，但是它却恰好购买了受众。

“收视大战”并非偶然，也绝非玩笑。它是在垄断资本条件下，受众的竞争已经成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商品的一个缩影。听听下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国家统计局（NBC）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崛起而懊悔不已的回应：

迄今为止最清醒的警告来自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的总裁罗伯特·J.伍斯勒（Robert J.Wussler），他最近告诉一群证券分析师，不计成本的追求收视率可能会挤压1978年或1979年的利润。罗伯特·伍斯勒说，电视网络业务的管理已经成为和排名第一的业务一样重要了。他补充道，可以想象到1980年，排名第三的网络可能成为最赚钱的领域。

“多么令人欣慰啊，”国家统计局副总裁保罗·克莱因（Paul Klein）说，“我们都可以边睡觉边赚钱。但荒谬的是，你会毁掉自己拥有的电视台和附属公司，然后你的利润就会如同销售网络一样螺旋式下降。”他解释说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的低收视率，电视台的收入就会减少，并诱使附属电视台转向其他销售网络。

“当然，我想用更便宜的节目来掩盖竞争，但并不能总是这样做。你仍然得为收视率买单。”

从 1974年开始，美国广播公司对连续剧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一直是收视率领先的基石。“（ABC高管）西尔弗曼（Silverman）投入50%的精力用于最大化ABC的收视率，50%的精力用于剥夺其他公司的受众。”一位网络高管谈到。1The Most Expensive Season: A Spending Spree by Television Networks Touches Off Worries Over Future Profit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1977, p.40.“公共部门”网络是否会免受此过程影响？在加拿大不会。——作者注

在这里谁又在扮演潘格劳斯（Pangloss）的角色，而谁又在面对痛苦的真相呢？

与默多克不同，斯麦兹试图在整体上理解传媒过程。对他而言，在大众传播中，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都不是孤立、静止的。然而，对默多克来说，两者都是。这就是他把传媒称为“行业”的原因。2这种“行业的”错误很常见。例如，在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家的财政危机》中，它就是一个主要弱点。参见Hugh Mosley, Is There a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Monthly Review, vol.30, no.1, 1978, pp.34-45。——作者注在某些“行业”（斯麦兹所说的行业）……销售受众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在其他“行业”（非斯麦兹所说行业），则不是出售受众；相反，他们是在销售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在销售整个体系。

默多克似乎没有注意到第二类“销售”是一个隐喻，但第一类不是。第一类是真实存在的销售；特定的买家，特定的卖家和特定的商品……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被生产和交易。第二类“销售”确实“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一类”。它是由第一类“销售”而产生却不能被简单看成第一类。因此，我们应该从两种“销售”的真实关系开始着手分析。唯有这样研究，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该隐喻的含义，反之则无法理解这一隐喻。

关于电影、流行音乐、漫画书和小说等产业与销售系统“衔接”的例证，默多克没有抓住要点。正如斯麦兹所指的那样，这些产业生产的内容不仅“跨界营销”，而且它们的受众也是如此。当“电影和流行歌手代言消费品”时，事实上，当某人或某物被媒介选择为另一人和物的代言时，那么他们购买的是什么呢？默多克只看到观众或听众可能会购买商品，但媒介所购买的却是关注某个电影明星、某个流行歌手、某个名人的受众。向代言者支付的费用的变动反映了受众人数的涨跌——若代言者失去了他的受众，那么代言者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唱片机这样的“设备销售”。在这里，默多克指的是购买具有消费信息功能的商品；此类商品，如唱片机、电视机等。奇怪的是，他没有将录音室、磁带等具有生产信息功能的商品包含在内。它们也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具有“衔接”效应。当同时考虑两者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产生受众的必要条件。1将生产和消费分开，并在它们之间建立的对称性，阻碍了对正在生产的对象性质的调查，其中包括在更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将消费当作对象来研究并没有错，相反，其错误在于研究任何对象的消费观点。这就是为什么默多克在他的例子中遗漏了合适的对象。此外，在分析消息的生产和消费时，这种不正确的对称性经常被无形地带入到传播中。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谈到了默多克并不是唯一一个持此消费“观点”的人。巴兰和斯威齐也持有此观点，但是，他们的错误更具综合性。事实上，安瓦尔·谢赫（Anwar Shaikh）指出：在巴兰和斯威齐的Monopoly Capital和斯威齐早期的论文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均有提及消费不足主义者的危机理论的本质。谢赫评论道：在斯威齐分析中，其根本错误是传统的消费不足主义者将部门I简化为部门II的“输入”角色。一旦做出这个假设，必然会得出生产性商品生产的增加必然会扩大消费品的产能。但这是错误的。正如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巴兰和斯威齐的消费不足主义者导向导致了他们忽视了“受众”。——作者注当听众购买播放机时，受众就会自己产生。

当然，受众的生产只有通过购买这类商品才能实现。斯麦兹已经列举了大部分由受众所支付的媒介成本，但将购买这类商品视为主要的“衔接”作用的时候，他却以偏概全了。媒介设备，既是生产信息的资本，也是接收信息的消费商品，它们的生产和销售是为了生产受众，而不是相反。

被生产和交易的是受众。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受众业务量的暴增。2资产阶级认识论的标志之一，就是假设现象的产生方式和测量方式是独立的。我们似乎只有密切关注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才能找到质疑这个概念的勇气。事实上，测量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是商品生产的兴起。当某物开始被测量时，几乎可以肯定它正在被交易。独立假设是否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对资产阶级独立的假设？资产阶级“使事情发生”；专业人士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到了什么程度。——作者注那么， 在电影行业、出版行业和音乐行业中的受众，简而言之，在默多克所说的“其他行业”中受众能够被测量了吗?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正是这一点，使得明星的受众才是可以被买卖的。

在部分媒介中，一般商品在某一时间段内会被出售；但在所有行业中，受众商品可以一直被制造，并且所有行业都可以对其进行交易和测量。

对于默多克来说，各种传播媒介与营销系统的“衔接”仅在外部起作用，只能通过其他各种商品起作用。然而，媒介本身却没有内在统一。没有任何商品形式可以使媒介在内部产生衔接效应。

在这里，只存在一种商品的形式，即受众。

三

从信息内容本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受众在历史上被作为主要媒介商品崛起与生产信息对生产受众的从属关系。最容易察觉到的内容上的差异之一，是介于“商业”素材1或者，就此而言，默多克将一些社会中的“政治”材料描述为“有问题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受众难道不也是国家通过政府机构购买的吗？——作者注和新闻、专题节目及文娱节目之间的传媒内容，斯麦兹将其称之为“免费午餐”。对于受众而言，他们肯定知道什么是“免费午餐”。因为,在广告播放的间隙，他们会去洗手间。

斯麦兹和亨弗莱·麦昆（Humphyrey McQueen）都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对这种区分的方式提出挑战。但是，人们却认为二人对“免费午餐”的概念彼此牵扯不清，在到底是谁影响了谁的观点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产生了误解：

商业大众传媒不是由广告支持的新闻和专题节目，而是商业大众传播带有新闻、专题节目和文娱节目的广告，并通过广告商来吸引受众。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能够使斯麦兹和麦昆发现传媒商品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把正确的关系进行颠倒，我们甚至不用询问商品是什么，就能在“思想”上发生转变。2有趣的是，斯麦兹和麦昆都专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消息分析。尽管如此……因为它的原因，我会说……他们能够重新分析消息自身领域内非常显著的差异。他们的方法也很有趣。应留心他们没有研究的内容。他们不会折衷地混合功能，并说消息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也不像默多克那样说“所有信息都是意识形态的”，都在“销售系统”。有关此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毛泽东的《矛盾论》（第四部分）。——作者注

所以，当以商业信息为主要关注点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是在交换对象，更像是在交换媒介。交换对象实则另有所指，即受众。正如麦昆所说：

假设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向受众销售广告产品，那么分析媒介与广告的关系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媒介的工作是向广告商推销受众。

显然，斯麦兹和麦昆要求我们考察如下问题的假设，即：到底什么是“受众”？

甚至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引人惊讶。这难道也能称之为一个问题吗？受众难道不就是像在《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里解释的那样，“一群观众或听众在音乐会上的集合”，或者是“通过一本书、一档电台广播或电视节目取得联系的读者、听众或观众”？

如果这个问题引人惊讶的话，那么说明在不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受众的概念。

（1）我们根据受众接收的信息来对其进行定义。这些信息可以是：世界足球比赛、爵士乐和鲍嘉电影，等等。受众当然是可以变化的；在电视出现之前是没有电视受众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定义的变化取决于信息种类的变化。简而言之，我们有一个基于信息的受众定义。

（2）因此，我们将成员资格定义为在个人与其所“接收”的消息之间产生一种关系。而受众成员资格则是我们孤立地定义在单一个体间的一种关系。因此，受众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个体的集合。受众成员之间的“交互性”可有可无，但受众成员资格的定义与此完全无关；它只是个人和消息之间的关系。

（3）我们将受众定义为接收者，即受众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受众可能是活跃的，它可能“参与”或“不参与”信息的接收，但受众的定义与此无关。它是根据受众做过什么而不是做什么来定义的。

这些特征是受众概念中固定不变的要点。无论受众这一群体在历史中如何变迁，我们始终认为它的潜在形式是固定的、绝对的。这种形式不经历任何历史变迁。

我相信，斯麦兹和麦昆开辟的思路引导我们对这些一成不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受众的商品形式以及受众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不让我们对基于信息获取划分的受众定义提出质疑吗？难道在许多不同类别的信息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交换而生产的受众不会让我们质疑这些观点吗？我之前说过，信息的生产从属于受众的生产才是现代媒介的标志。默多克忽略的正是这个过程。

我们是否仍处于马克思在讨论劳动概念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出现时所描述的情形中？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1Karl Marx,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6, p.36.由于序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一部分，不清楚为什么默多克将其排除在“核心经济学著作”之外。——作者注

好吧，好吧，这是在1859年的美国！

我相信，从斯麦兹和麦昆引出的思路要求我们打破基于消息的受众定义。默多克引用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抱怨道：

“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用意识形态“在片段、符号和文本中发挥操纵功能”的唯心主义分析代替对生产和消费中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

确实如此，而且我们可以将这一点加以延伸。对“符号和文本”的分析，是将信息作为一切基础的分析方法，这样就产生“盲点”，而“盲点”就是受众本身的非历史概念。

四

受众能力的生产和交换，本来就是在非常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才出现的。因此，受众本身具有非常现代化的商品形式，我们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一事实的含义。斯麦兹评论说，“商品和思想都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确实如此，但是通常通过考察任何甚至是所有一般商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我们才承认这一评论。按时购买立体声音响有什么含义呢？购买除臭剂又有什么含义呢? 斯麦兹总是将自己局限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

然而，作为商品形式，受众自身是否就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呢？在这里，我谈及的不是简单的心理“转变”，也不是从一般商品消费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遗留”。我更倾向于将受众自身的商品形式看作是所有物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消费品的意识形态意义。默多克和其他学者指出，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受众购买商品所包含的意义这一点是正确的。更准确地说，受众商品的形式本身，就是承载意识形态意义的商品形式的经济基础，因而，它不仅具有消费意义，更具有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意义。

由于对受众商品的经济分析才刚刚开始，所以，对我来说，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暗示这些含义是如何产生的，还为时过早。然而，我认为，关注受众的商品形式对拥有群体成员资格基础的生产和破坏，至关重要。

一旦我们突破了基于消息的受众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到，简单地将现代受众视为一个共同信息的个体接收者的集合，则是不正确的。在受众群体中，人们对自己进行定位。因此，这些受众商品的运动性决定了人们定位自己的过程。在一个不断将自己重组为集合体的过程中，人们努力将自身定位为群体的一员。

在谈到现代媒介能力时，斯麦兹提及了这些受众商品中的一个意识形态功能：

以旧式阶级斗争消亡和具有默多克所描述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冲突为方式吸收人口能量的情况，是很奇怪的，以至于广告商会使用一些技术规范来辨别他们从媒介那里购买的受众。

然而，在媒介中建构的这些“人口统计学”集合与人们试图将自己作为受众一员而建构的群体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

在媒介出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以下所举的例子，是一位曾使用《华盛顿邮报》“晨版”教黑人文盲青少年学英语的老师说的：

报纸对孩子们的帮助是巨大的，但是对老师来说则不然。孩子们喜欢报纸上的一切，包括出现相对较多印刷错误的版本。当我想要这种特殊版本的报纸时，《华盛顿邮报》的高管面露难色。毕竟这是他们最早也是最糟糕的一版报纸。作为街头早报的头版，邮报快速编排的“晨版”，甚至要更快地对其进行校对。因此，这样的报纸不仅错误百出而且数量惊人。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保证它在年轻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了。

对于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成人语法或拼写错误更令人兴奋的呢？让青少年在成功人士的世界中发现自己不完美的模式和反思（这与在他非常熟悉的失败人士身上有所发现非常不同），是为了树立他的信念。即，这样的世界也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孩子们以发现拼写错误为荣。在学校日常比赛中，克利奥（Cleo）和温特沃斯（Wentworth）是发现拼错单词最多的学生的缩影。当然，克利奥的优势是能够在教室里公开阅读被视为教科书般的报纸。温特沃斯则发现，掩饰他的识字能力越来越难（这是我说的重点功能）。 1 Daniel Fader, The Naked Children, Bantam, 1972, pp.51-52.

我明白这些是小规模的错误，但是那些大规模的错误呢？

如今，人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受众。在作为受众商品被交易的艰难条件下，他们继续争取成为受众的资格，但真正出现在受众中的群体有时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惊喜。我们应注意到他们。

到目前为止，斯麦兹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称之为的“消费群体”上。这是一个必要的开端，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现代媒介对群体生产和破坏的过程。这些有待进一步调查。我只是认为，应当将受众自身的商品特性作为研究其意识形态的必要出发点。

不过，这种受众商品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呢？

五

起初，在斯麦兹的作品中，出现了比受众劳动的概念更特殊的内容。对此，默多克完全保持缄默。然而，我认为，任何概念都不重要。一旦我们进入了“盲点”，将受众定位为核心传播商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详细追问其为何物？其有何用？

确实，作为大众传播，受众商品的确很独特，而且也发挥了许多独特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忽视它的主要原因。一般商品和受众商品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警醒。商品生产和交换形式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做了准备；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标志，却是劳动力具有了商品的形式。这是其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我认为，在受众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垄断资本主义在同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只有在为一般商品交换的受众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这些受众本身的活动才能成为交换的对象。在现代媒介的发展中，这个过程从生产销售给受众的商品走向生产销售受众。

恩格斯在谈到金钱时，很好地描述了这个“突破”：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这是我的着重点。） 1F.Engels, Anti-Duhri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p.26.

因此，为了考察受众商品发挥作用的形式，斯麦兹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发展。他概括了劳动时间的商品形式。在现代垄断资本社会中……（以及在那些默多克提及的“有问题的”形式中）所有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占据了全部时间。受众劳动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对整个劳动时间而言，这些时间并非完全同质；在劳动时间内部存在质的划分，但受众的劳动时间的确包含在劳动时间中。劳动时间是这么一回事，垄断资本自身将所有时间都划入了劳动时间的范畴中。2毫无疑问，此观点有很大的阻碍。为什么？因为我们仍然对时间有“行业”观点，正如我们之前发现的，默多克对媒体有“行业”观点。与这种行业错误密切相关的错误是将除劳动时间“以外”的时间（“非劳动时间”）一直视为消费时间。在这个“非劳动时间”内能生产什么，或由谁生产是很难把握的。很自然地，这种观点强调人们在“非劳动时间”中的被动性。这样就为操纵的概念做好了铺垫。斯麦兹始终在文献中探究这个概念并恰当地提出反对意见。——作者注

斯麦兹开启了对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受众劳动形式的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被纳入到这个复杂的受众综合体中，而关于受众的潜在属性，我们知之甚少。1斯麦兹将受众劳动团体称为商品，并称之为“精神奴役”“一种意识形态的隧道视野”。我认为，这种表达有损于他的研究方向；这又回到了他恰当地批评巴兰和斯威齐的心理操纵思维框架中。斯麦兹可能认为，“思想奴隶制”是马克思“工资奴隶制”的另一面。如果说，在自由的表象中指出约束的现实，那么对人们还不算太误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用对奴隶制的分析来发现工资关系、剩余价值等的真正本质。恰恰相反，对工资关系的分析照亮了奴隶制的一些幻想。简而言之，“精神奴役”没有分析的必要。——作者注一方面，受众的产生、破坏、分离和重组，是一场巨大而动荡的运动。另一方面，受众商品具有一种多用途的能力。这是马克思在一般商品生产中发现的劳动力的另一面，这种能力也同样多变。

斯麦兹将他的研究集中在这种商品形成的第一个庞大组织形式上——作为市场的受众商品。在历史上，这种形式首次在美国以最为清晰的形式出现。而斯麦兹恰好有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的经历。能正确理解这一形式以及有这一形式发展的亲身经历，使斯麦兹能够更好地发现受众自身的商品特性。

这种形式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目前，这种理论盲点仍然普遍存在，还无法在理论上完全把握受众商品的多种形式。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澄清其存在。

这种劳动形式，要求我们认识劳动多方面的整体性。但是，这并不能一蹴而就。马克思描述了在早期理解这一点的巨大困难，因此，他的理论一次次反复陷入片面：

……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则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活动的一切规定性，……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

在试图理解垄断资本下劳动力的另外一面时，我们难道会希望理论“退回原点”吗？至少我本人并不赞同。2斯麦兹之前和现在的成果都将观受众商品作为一般商品的购买市场。因此，他的关注点集中于它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相比之下，我所关注的是斯麦兹的核心发现——多用途受众商品。先前的主要错误是将其分解为其他东西，从而使其不可见。然而，我所关注的是，人们可能会陷入将它与其他一切分开的相反的错误。我认为，这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毕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答案是打开“盲点”并尝试展示其内部的东西。“盲点”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就其印欧词源的确切意义而言，它确实是一个漏洞，并非空置而是一个被隐藏的“盲点”。——作者注

在我看来，斯麦兹重要的贡献在于两点：一是对受众商品的发现；二是他将劳动时间作为分析工具的总结。因此，他解开了“盲点”的隐藏内容。因为确实存在“盲点”。这就是默多克完全忽视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