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零 吕青

（西安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农民为乡村振兴主体，其后，习总书记发表一系列有关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着力阐述振兴乡村所具备的重大意义，明确我们应当建设什么样的乡村以及如何建设乡村，形成有关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不断完善，促使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无缝连接，为我国乡村振兴指明一条社会主义特色道路。

一、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范式问题的提出

2021年6月1日，按照中央部署，我国首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生效，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律“中流砥柱”，代表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全新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深度、广度及难度与脱贫攻坚战相比较毫不逊色，因此应当强化顶层设计，坚持以更严的举措、更强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来落实和推进。为完善乡村振兴体系，需要充分凝聚思想认识，进行广泛社会动员，重点提升乡村振兴队伍能力；要坚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有关乡村振兴重要论断，全方位理解、多维度掌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面临的理论难点及实践堵点。

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长期性、严峻性、复杂性特征，在全面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极其多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乡村治理工作时侧重点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但始终不变的是“初心”，始终坚守的是“使命”，初心就是持续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使命就是为乡村农民谋福祉。要清醒认识到，在进行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持续稳定福祉的根本所在，要厘清百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嬗变逻辑，深入回顾乡村治理历史、切实立足乡村治理现状、全面展望乡村治理未来，以新的理念推动乡村治理实践，紧扣农民当家做主与乡村治理社会化现代化核心任务，以期实现乡村治理范式质的飞跃。

乡村治理范式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用以治理乡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能够借此为切入点审视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进行乡村治理范式的区隔与系统，从中总结出我国乡村治理范式有何嬗变逻辑，对于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有着积极意义[1]。

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坚持要三个观念：一是拥有良好大局观。脱贫攻坚成功后，乡村振兴成为新的历史任务，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格局中的一部分，需要立足新发展历史时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形成“三新”战略架构，深化政治判断力、实化政治领悟力、强化政治执行力，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目标，聚焦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具体任务，制定强有力举措。二是具备良好时空观。在空间维度，要综合考量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国家区域化重大战略及协同发展战略对于乡村振兴所起到的推动与影响，尤其要重点关注城乡活动及发展融合。在时间维度上，要以两个百年目标历史交汇点为核心，回顾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及智慧，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规划及战术设计。三是具有良好系统观。要想和乡村振兴所特有的系统性相适应，需要重点做好前沿问题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总体布局、整体推进以及督促落实等关键要素，同时，要做好理论、政策、战略、实践等多个层面研究与多种思维方式的落实工作。

二、建党百年，我国乡村治理范式经历过的演进阶段

（一）敢教日月换新天：初步建立乡村治理范式（1921—1949）

一是凸显农民在进行乡村治理时的主体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维系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乡绅，近代因国外列强、国内匪患的内外挤压，已然处于崩溃状态。因此，要想与农民建立起稳定关系，必须改变传统乡村治理秩序，重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此时，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正式宣告新的乡村权力机构形成，开始探索农民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途径。二是彰显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保障作用。乡村政权更替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重构乡村组织体系，形成党组织为“心脏”、政权组织为“主动脉”、各类农民组织为“毛细血管”的组织网络架构。党组织为乡村治理图提供动力来源，改变传统社会中农民力量散乱无序的状态。在党组织领导下，各类农协、农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给前线革命力量予以支援，为革命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以清算、减租、重新分配土地等一系列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经济地位，为乡村治理体系变革提供足够物质支撑[2]。

（二）制度确立人欢笑：新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确立及完善（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真正主体。一是乡村政权建设治理一体化改变传统乡村模式。土地是农民生活生产最重要也最关键的生产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掀起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农民取得可供生产支配的生产生活资源，彻底改变传统农民依附土地而成的一家一户生产格局。农民作为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赢得经济层面的初次解放，成为乡村治理实实在在的主体。二是“三级治理体系”重塑乡村治理生态。以农业生产合作组、合作社以及人们公社等形式，确定农民集体生产生活主体地位。农村开始建立公社、生产大队以及生产小队三级管理模式，该模式将政权组织、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三者融为一体，为乡村治理塑造出新型生态环境。三是农民集体化及政社合一促进乡村治理范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为我国工业、国防等建设做出贡献，人民公社体制集政权建设与农业生产于一体，贯彻好国家意志，同时还进行生产分配及协作互助。

（三）改革开放促发展：乡村治理范式得以持续发展（1978—2012）

改革开放充分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促使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一是村治体系制度化。农业体系变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先遣部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得以全面发展。“村民自治”迅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村民委员会成为国家层面的意识传递者。在乡镇政权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顺应了新时期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二是民主建设制度化。村治体系真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的国家政权建构特征，反映出基层民主建设的切实需求，是中央集中政权与自治合一制度化的集中体现。三是乡村治理制度化。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农村发展开始出现空心化，城市因虹吸效应将农村资源汇聚，乡村开始逐渐衰落，城乡协调发展、建设新农村成为乡村治理新课题。

（四）乡村振兴新战略：乡村治理范式最新发展（2012—）

习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提出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明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范式方向。一是探究村民自治新途径。进一步激发农民明了自身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探索试点村组自治实现形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二是激活乡村治理体系内部多元主体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新战略，全面推行自治、法治、德治于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凸显多元主体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性。

三、建党百年，我国乡村治理范式呈现的嬗变逻辑

（一）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

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与历史任务不断在变，始终不变的是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形成党在各个时期为民谋福祉、办实事的乡村治理范式。坚持以农民为中心，高度重视农民物质保障，切实健全农民政治权利，构建起乡村治理权益保障体系。新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为农民物质权益提供有力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得以确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其物质权益与政治权利得到国家层面确认；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以及基层民主协商推进乡村治理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解决乡村发展疑难杂症，化解乡村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农村建设有序发展。

（二）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为民谋福祉的初心不动摇，促使乡村治理范式快速发展。在进行乡村治理实践时，强调满足农民具体生活需求，着力提升农民政治文化素养。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物缺生产、文缺扫盲，尽力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农合、社保等保障措施的不断完善，减轻了农民负担。另外各种乡村基础设施的持续健全完善，促使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由量变到质变，农村社会风貌焕然一新，村村通公路、厕所革命、教育文化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改善等一系列举措落地，提升新时代农民获得感与幸福感[3]。

（三）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化法治化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域广泛、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成为制约乡村治理发展的瓶颈。回顾百年来我国乡村治理范式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共产党在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充分发挥党组织对于乡村治理领导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指明制度化建设发展方向；推进乡村法治化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完善各种工作制度，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及村民委员会职责，完善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等相关制度，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四、建党百年，乡村治理范式的新时代启示

（一）彰显党组织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中国能够摆脱近代被动挨打局面并逐步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巨大突破。当前，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乡村治理的方针政策，全力做好乡村基层党建工作，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基础，着力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组织支撑。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工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我们应当敢于直面乡村人员流失“空心化”状态，积极探寻驻村第一书记以及扶贫工作队角色变换，不断探索乡村基层党组织对于新农合机制作用发挥，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坚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使乡村治理范式得以发展。要优化村民自治制度，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工作热情。加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强化德治对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提升农民道德治理水平。加强乡村管理与乡村治理之间的配合，要发挥国家政权在乡村管理中的作用，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形式，促使乡村管理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4]。

回顾我国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乡村治理范式始终处于发展变化当中。随着乡村振兴宏伟战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已然走出一条如何进行乡村善治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为世界各国乡村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