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嬿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一、王蒙书写青春的背景探微

作为少共布尔什维克的王蒙，于平民中学求学时期便加入了党组织，在党的引导下成为了一名年青的革命分子。19 岁的王蒙因怀念与之一起战斗的地下党同志、解放前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以及解放后热情参与新生活建设的青年人，开始着手创作《青春万岁》（以下简称《青春》）；22 岁时根据个人生活体验，且为因娜斯嘉的故事而欲就相关问题引起社会重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从而创作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下简称《年轻人》）[1]。作为正值青春时光的王蒙对生活有着无限激情，面对革命事业更有着无尽热忱；与此同时，生活和工作中的些许迷茫和困惑也被编织入他的创作中。

二、表现其青春特征的作品初探

（一）真诚与诗意的青春书写

《年轻人》问世后引起的激烈讨论值得我们探究和反思。作者从林震这一青年视角观察社会生活、组织工作的阴暗面，表达了对现实中某些复杂现象的诘问。组织内部的一些令其困惑的现象打破了他对所有革命者皆热情投身革命建设的美好预设，击碎了他纯粹而完整的乌托邦式幻想。作品不曾直接讴歌干部们的英明指导和光辉形象，因此便受到一些于政治角度上的批判：认为其歪曲和丑化干部形象、夸大的官僚主义作风描写损害了现实中的领导者声誉。笔者却以为：虽然刘世吾这一角色具有争议性，但其确实是一个不可单纯将之归于好或坏之方面的人物，他的存在使故事发展更有戏剧性和更具思考价值，对林震的情感转变和自我思考的进展有所推进。正是二者的对比和刘世吾给林震带来的困惑、失落，使得林震这一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小说人物的安排和情节的推进突破了“红脸白脸”的狭窄政治模式，力求写出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本身的立体性[2]。本身是革命者的王蒙也将革命激情带入了文学创作中，以其为先声的区别传统化的角色探索和故事构建，冲出了当时的人物扁平、单一化和情节刻板化、模式化的创作樊笼，他的小说创作为当时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无论该篇小说是否有些微为贴合当下政治文学潮流的目的而产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青年对生活、生命和建设工作的如火热情。故事讲述着青年理想的张扬、成长的困惑、对爱情的向往和爱情到来时的甜美与茫然失措[3]。年轻人对于复杂现实的困惑与不安是其逐渐成长、深入走进生活的催化剂，也是令其坚定初心且砥砺前行的反向动力，更是青春年华中酸甜苦辣皆有的诗意体现，这些思想和情感的迸发所体现的青春朝气总是令人动容。小说里的青年是现实中你我的青春模样，更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存于文本中、且立于读者心中：《年轻人》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震撼与惊艳历经时间打磨，至今仍散发着耀眼光芒。林震不屈于世故、坚持反抗麻木和合理批判的精神以及为自我进步和组织建设的无限激情，是作者王蒙应当为之骄傲的热诚创作，更是值得当代青年以之为榜样并在其积极影响下向之靠拢、砥砺奋进。

（二）热情和多元的青春书写

《青春》是发生在集体语境下的故事，这篇在女高中生校园里展开和弹奏的青春乐章可以从关系这一角度讲起：突出的集体关系、典型的双人关系以及角色同自我的关系，这三方面关系的合理运转使故事情节得以开展，不同的角色形象也得以展现其独有特色。

故事主角们保持集体关系，相伴学习、生活于校园中。吸收学科知识营养的同时，积极分子们为团支部的建设尽心尽力，而层出不穷的集体性活动是增强彼此凝聚力并是加强支部建设的有力举措，于是年轻干部们共同期待着且积极举行着各种各样能够显示新时期美好的集体活动，无论是娱乐色彩显著的野营夜游，还是具有竞争性质的新年联欢活动，都在活动开展中加强了集体关系。在集体生活和集体活动的影响下，个别标杆型青年的热血呼唤着周围的青年群体的激情，群体性的激情又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少数徘徊于群体之外的孤独式角色。因此在激情的扩张下，集体关系的深化和集体生活的建构又得以增强。“集体”是“缺席的在场”，它似乎拥有着无尽力量，对青年人的思想成长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作用[4]。青年们看到了集体对个人的影响，正如教师袁先生对李春所言：“你决不能只关心分数，不关心灵魂;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家。这样的人必然会碰钉子，而且他经不起钉子的一碰。单纯的个人要强心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于是青年们的距离被无限拉近，她们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在互帮互助中得到学业和自主生活方面的共同进步、一起观看生命的蓝图并与彼此分享对未来的美好预想，体现着青春时代鲜活的生命力。

典型双人关系的描绘则是郑波与呼玛丽、杨蔷云和苏宁这两对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郑波和杨蔷云是先进同学的代表，更是新时期中在党的引导下率先占领思想高地的积极分子，她们对新生活有无尽的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无穷力气，自然对其建设路上的障碍物无法容忍。作者对呼玛丽和苏宁的悲惨的身世和恶劣的家庭环境的描写，尤其对其各自的心理创伤与思想顾虑的刻画，较之对先进分子“红又专”的表述更为深刻和立体[5]。而新时期的代表人物郑、杨敏锐地发觉了同仁仍被旧社会所束缚的现状：郑波看到了呼玛丽苍白得好似生病着地脸庞，那是灵魂被所谓信仰束缚的表现；杨蔷云观察到了苏宁密不透风难见阳光的卧房和其资产阶级不堪气息的父亲等等都是后者进入新世界的阻碍，甚至苏宁所患的呼吸道疾病亦能够作为旧社会对其荼毒的隐喻和暗示。于是郑、杨二人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通过言语规劝和实际行动，并借助集体的力量带领她们走出时代的角落，接受社会主义的洗礼。青年们对旧社会尘埃的抨击和清扫，展现其对新生活的极致渴望和完善其建设的坚定决心。

小说构建了多个有相似性却又具独特色彩的女高中形象，她们于自我关系的处理更能体现各自对生命选择的青春活力和多元激情。郑波在母亲趋势后不曾一蹶不振，而是在学习和工作中完成自我成长，毕业时对自我存在意义做出思考和探寻，注重自我价值的展现并始终遵循着为社会建设助力的奉献精神；杨蔷云和袁新枝对未来的规划充满激情和动力，期待着遇见更好的自己，将来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添一把柴火；苏宁的觉醒和呼玛丽的重生让她们的生活登上了新台阶，崭新的生命列车正对她们鸣笛邀请。这群女高中生在生命最鲜活的岁月里用心与自我相处，她们对个体生命的重视，都先后看见了并准确把握了大时代下的小“我”的珍贵价值。

三、王蒙青春叙事的局限性和深远价值

王蒙的青春叙事在思想要求和时代趋势下都同样携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其青春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虽突破的传统文学的禁锢，却仍受时代背景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对爱情的书写为例，其笔下对爱情亦做出了有意规避和模糊化处理。《年轻人》中，林、赵二人写意般的朦胧情感的火苗还未蹿升，就被赵慧文将之熄灭，淡淡的感情波流只能回旋于各自心中。《青春》里郑波和田林的情感交织也被厘清分离，含蓄的悸动被压抑于献身革命的伟大使命之下。甚至，一心投入工作的郑波曾不解甚至失望于昔日战友黄丽程对于婚姻的选择。因为对于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而言，将所有精力和岁月投身给给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建设，已是其最为要紧且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爱情或者婚姻都是阻碍前进步伐的选择。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放弃了爱情这一诉求，实际是对个人正当欲望的禁足，刻意忽略个人的合理需求则会导致自我的部分缺失，甚至可将之类比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不良复古倾向。作者会有如此的构思，是受到了时代趋势的影响，这无可厚非，而作品阅读者则需辩证地去看待此类现象。

但毋庸置疑的是，王蒙的“政治性”青春叙事却并非政治的宣传品，可以将王蒙所创作的小说更严格地表述界定为以表现“政治”事件为基本宗旨的文学作品[6]。虽然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选材于同革命事业有关的青年角色，但王蒙却写出了不落窠臼的青春故事，展现了革命青年的多面性和个性化特征。

不同于其他部分“十七年”文学因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创作而具有较大的思想束缚和价值局限，而导致其被政治语码所包裹且表现为明显的模式化写作，王蒙的青春型作品历久弥新，其年轻时对青春的书写和对年轻人的着墨极具个人色彩和青春激情，其中的趣味和意义皆一定程度上打破彼时政治化创作的禁锢，蕴含着深邃的普世价值和对当代青年的积极效用。

王蒙笔下青春人物并未因处于时代的宏大叙事的情境下而被遮蔽，他/她们仍有对个人多彩生活的渴望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并非对物质层面的欲望，而是有着对自我的深入思考，对个人价值的实现也仍充满着如潮热情。尽管文中的她/他们也奋力献身于国家建设中，但却并未抛弃和忘却“小我”，而是保持清醒的思考，并在思考中不断成长，打破非黑即白的思维局限，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迎接组织和社会的任务，在奉献中不忘个体生命的珍贵。

而这份不断向前的热情，具有普遍意义和更深远的影响力度，不被局限于对当时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思想引领和情感召唤，即使是二十世纪的青年继续阅读《年轻人》和《青春》，也能从中收获生活的激情和前进方向的风向标。王蒙笔下的青春姿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化书写的思想局限，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加散发出其独有的光彩，为后世书写青春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思想上的纵向前进方向和多元的思考维度，也对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充盈和价值追求发挥辅助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