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铭芮

由原总政歌剧团创作的现代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打破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单线索叙述方式，在三线交错的叙事结构中，形成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冲出脸谱化的传统人物形象塑造模式，无论是正面英雄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各有特点。作为歌剧主要人物的金环，在她的形象塑造和气质渲染中，音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剧中，金环唱段共有四个。一是第六场《芦苇荡》中，杨晓冬将抓来的关司令带到芦苇荡，欲放行，并与金环一起劝说其为了家乡父老、为了中国起义抗日。两人在劝说关司令时与其唱起了《乡谣》，用乡音乡情感化关司令；二是第九场“日军茶室”：多田怀疑关司令与共产党有来往，正好关司令来访，便特意安排关司令与被捕的金环见面，三人唱起了三重唱《生命的光彩》；三是第九场“日军茶室”：金环面对梳妆镜唱起《永远的花样年华》为自己的生命告别。四是第九场“记者招待会”：多田召开新闻发布会，打算要金环宣布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可金环利用这个发布会痛斥了日军的侵略暴行，最后英勇就义。这里金环演唱了充满戏剧性的咏叹调——《胜利时再闻花儿香》。这四个唱段，从金环作为革命者形象的展示与深化开始，转而对金环作为女性的革命形象进行人性化塑造，最后完成金环英雄形象的定格，层层推进，高潮迭起。整个过程具有逻辑上的起承转合，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感人。

一、《乡谣》——民族情感的认同与归属

在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作曲家在音乐语言的使用上体现了鲜明的本土文化传统。它通过音乐的民族性昭示了人物形象的民族情感认同与归属。这个特点在《乡谣》中首先得到了呈现。整部歌剧的中心事件是策反伪团长关敬陶起义，共同对敌，解放古城。[1]基于此，在音乐的呈示上，以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音调或者唱段贯穿剧情的发展，就会显得非常有意义。主题贯穿发展的手法是民族歌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从西洋歌剧中学习而来，成为重要的创作手段，《乡谣》正是承担了这个重要的使命。在整部歌剧之中，《乡谣》是作为歌剧核心主题贯穿始终的。在《野》剧中，《乡谣》作为主题歌共出现了四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是全剧开始时响起像天籁之声的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第二次是杨晓冬、金环、关敬陶在芦苇荡中三重唱加混声伴唱，第三次是剧情出现金环牺牲这一重大变化后，全场再次响起童声无伴奏合唱无词歌，第四次是最后关敬陶击毙多田，率部起义时热情颂扬的混声合唱。每次《乡谣》音乐旋律的出现都增强了观众心中真挚情感的积累，深化了歌剧主题，后引发了观众心中的情感风暴，让人难以忘怀。

《乡谣》采用类似集中对称二部曲式的结构。全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歌谣体的旋律风格。金环参与陈述的是歌谣的第二次出现。这次陈述采用了三重唱加混声伴唱的形式。这也是金环第一次作为歌剧人物在音乐上从共性的角度——民族情感的认同与归属——予以呈示。歌剧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点在河北古城。从社会心理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日寇入侵亡我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从文化心理来说，共同的民族情怀是维系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纽带和民族文化基因。而伪军司令关敬陶以中国人的身份为日本侵略者卖命，鱼肉自己的同胞，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悲剧意义的矛盾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在关敬陶被擒又被放的惊恐、悲喜之情急剧转换之中，在乡音乡情的催生孕育与怀想之际，两个革命者——杨晓冬和金环，一个即将被革命者转化的中国人——伪军司令关敬陶，共同唱起《乡谣》，无疑是在音乐上对一种民族情感的认同与归属进行宣示的最有力手段。《乡谣》唱出了乡土的温暖和企盼，令人感动鼻酸。由此可以理解体会出，这个唱段对剧情发展的暗示和戏剧力量的推动也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生命的光彩》——智勇双全、舍己为人、顾全大局的女性革命者形象

在音乐的处理上，《生命的光彩》是金环、多田和关敬陶斗智斗勇的戏剧性三人对唱。与《乡谣》相比，虽然同为三重唱，但《乡谣》更多的是注重共性的描写，而这里更多地注重了个性的宣扬，突出了歌剧人物表现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的表现在于用音乐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戏剧人物的心理冲突。该唱段中金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通过与多田的智斗，保护了策反的对象关敬陶。由此，金环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巩固。

全曲采用了再现三部曲式结构，整体具有中国戏曲紧打慢唱的特点。这个唱段的音乐主题也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既有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音调特征，又有鲜明的日本音乐中都节调式的音阶特点。

A 部由三个并列的乐句构成，类似于一个乐段的结构。乐句a 来自关敬陶主题，以小六度下行大跳后又伴随着曲折下行的旋律线，鲜活地刻画了关敬陶惶恐、紧张、暗淡的心理情绪。主题采用了典型的山东地区角调式音阶，兼有河北地方戏曲的某些痕迹。

乐句b 来自多田主题，是典型的日本都节调式音阶。上行的旋律紧接着环绕式装饰进行的旋律线，刻画了多田阴险、狡诈的心理以及为自己阴谋将要得逞时那份轻松窃喜的心情。

乐句c 来自金环主题，兼有晋、冀、鲁、豫各地音乐的成分，但总体上河北地区的特征更为明显。上行后逐渐曲折下行的旋律线，表达了一种坚定、谨慎的情绪。

这个唱段是作曲家学习、借鉴戏曲音乐创作手法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音乐结构上采用了戏曲音乐“打背躬”的手法，将几个人物的主题组合成一个整体，刻画戏剧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矛盾冲突。此唱段将代表关敬陶惶恐不安、多田洋洋自得、金环慧眼识奸的音乐主题集中在一起结构整个篇章，有力地渲染了歌剧的气氛和矛盾冲突，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可感、真实可信。

第二，此唱段在音乐的发展中汲取了多个地区民族音乐的有益成分，有效地配合了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在音调的使用上，该段音乐结合了豫剧、河北地方戏曲和山东地方音乐调式音阶、日本民族音乐的某些特点，突出戏剧人物的地域特点和歌剧音乐的民族性。

由此，通过关敬陶惶恐不安、举棋不定、揣测观望的心态和多田阴险狡诈、暗设机关、洋洋自得直至失望失落的心理对比与反衬，金环大义凛然、智勇双全、顾全大局、坚定沉着的革命者形象傲然屹立。

三、《永远的花样年华》——红妆武装皆宜人的革命女性形象

金环作为剧中主要角色第一个独立咏唱的《永远的花样年华》，给人感觉是一个情感饱满而音乐舒缓的咏叹调。这个唱段的背景也发生在第九场的日军茶室，关司令下场，多田隐去，金环坐在舞台光圈中，一边精心化妆，一边吐露心声：“让远山描我的黛眉，让流水梳我的秀发，战火中的女儿啊，还是这样俊美，永远的花样年华…”。这是金环形象塑造的“第二个层次”。作者在这段音乐的处理上，既充分突出了刻画金环女性柔美方面的意图，又不忘作为歌剧咏叹调在渲染人物内心情感世界方面的独特功能，充分调动音乐的表情作用，充分展现金环的女性艺术形象。[2]全曲采用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常见的多次叠奏的变奏曲式，分层次分阶段展示金环的内心独白。

其中，A 部由三个乐句构成，类似于结构的综合；A1 部基本保持了A 的结构特征，以换头合尾的方式变奏；A2 部在保持A1 头尾的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的扩充，增加了两个乐句；A3 部在A1 的整体基础上增加了5 小节的补充。全曲共三个主题，在主题构成上，作者汲取了山东和山西民间音乐素材的某些元素加以嫁接，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如主题a。这个主题在中低音区以级进环绕式进行进入，而后的七度大跳具有典型的山西地区音调特征。该主题渲染了宁静的氛围，并在此之中委婉、真切地抒发了深刻的情感，让人感觉到金环这名女性和共产党员、革命者形象的柔美和坚毅、沉着。

该咏叹调中，创作者突显了金环艺术形象中“静”和“柔”两种气质。这里所说的“静”，是作为女性的娴静和端庄。这里所说的“柔”，是作为女性的柔美和秀丽。因此创作者在设计音乐构成时，更为注重旋律的流畅和优美、气息的悠长和节奏的宽广。不仅如此，创作者还要考虑金环在全剧中形象，除了静与柔，还是一名革命女性，有着内心深处的革命激情和舍生取义的刚强果敢。因此这一唱段是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既有红装也有武装，刚柔相济的对立统一，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地充分展示了金环的女性形象，突破了以往红色经典歌剧对女英雄的塑造手法。

四、《胜利时再闻花儿香》——面对国恨家仇奋不顾身的革命气节

如果说《乡谣》作为全剧音乐贯穿的一个基本主题，金环在这份乡音乡情的怀想之中，其艺术形象首次作为革命者进行了呈示；在《生命的光彩》中，金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通过与多田的智斗，保护了策反对象关敬陶，金环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巩固；在《永远的花样年华》中，金环作为一位女性的艺术形象真正得以展现；那么，按照情绪发展的起、承、转、合逻辑来看，我们不妨把《乡谣》看作是“起”，《生命的光彩》是“承”，《永远的花样年华》是“转”，至此，金环的最后唱段——《胜利时再闻花儿香》则理所当然是“合”。舞台上在等待“好新闻”的发布现场，金环唱起了这个咏叹调，控诉了日寇侵华欠下的血债，宣扬了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

从音乐的构成和性格上看，这个唱段是金环唱段的高潮部分，也是金环所有唱段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咏叹调。此曲兼有中国戏曲“曲牌连缀”和“板式—速度变化”的双重特点，又有中国汉族民歌婉转悠扬、表现力丰富等诸多特色。其曲式结构由并列的五个部分构成，类似于中国戏曲中的曲牌连缀体的结构，然而在速度布局上又具有我国戏曲板腔体“由慢至快，由快散出”的特征。

其中，第一部分为分节歌的形式，类似于单二部曲式结构，由四个乐句加补充构成，从叙说故乡的美好生活开始，到日寇入侵，家园被毁的控诉，娓娓道来，入情入理。音乐在中低音区以缓慢的速度、舒缓的节奏和起伏较小的旋律线陈述，体现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情绪。这段音乐具有歌谣体风格，吸收了山东地区的音乐元素，兼以河北地区的音调终止特征结构而成。第二部分为单一部曲式，由两个乐句构成，前乐句连续两个下行的音调进行，加上切分节奏的运用，表达了悲痛的情绪。后乐句逐渐上行的音调，节奏逐渐舒展，速度渐快，抒发了一种愤怒的情绪。第三部分由四个乐句构成，音调素材来自《永远的花样年华》，再次呼应金环女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第四部分是一个类似戏曲垛板的结构，主要由简短乐汇不断重复、模进、更新而成，表达了愤怒的控诉和全民抗战决心。第五部分由四个乐句构成，由上至下曲折下行的旋律线，加上舒展、缓慢的节奏，表达了主人公对故乡的依恋和对胜利的展望。尾声为一个乐句构成，旋律逐渐上行到高音区结束，表达了主人公的坚定信念及美好愿望。

综观这个唱段的创作不难看出，作者对于金环的艺术形象塑造倾注了饱满的心血和浓重的笔墨。第一，在音乐结构中，体现了现代民族歌剧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板式—速度变化和曲牌连缀的传统方式与西洋曲式的结合运用与有效融合上。作者并没有采用完全的板腔体结构，而是吸收了戏曲板腔体和曲牌连缀的某些特点，将之与西洋曲式结构进行有效地融合，它实现了现代民族歌剧的创新运用。第二，其旋律构成上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但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原始素材。在这个唱段中，我们既能看到与前一唱段的有机联系，也能发现新的音乐材料给我们的听觉震撼，更有风格浓郁、气息流畅而又充满张力的民族音调。它整体上建立在民族调式调性之上而又富于变化，对于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就金环角色而言，以前所有设置的矛盾冲突都将在这一唱段得以解决，金环在歌剧中的使命在此必然走上结束，因此，这个唱段无疑是金环的革命者形象与女性形象得以完美结合的一个载体。

结 语

通过分析与研究，金环唱段对于全剧剧情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音乐结构意义。在整部歌剧中，设置了七个主要人物，歌剧情节围绕策反关敬陶起义这个中心事件而展开。[3]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金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她既是领导和参与这个事件的执行者，又是在杨晓冬领导之下的革命者，是古城地下工作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由于她的被捕，组织上失去了这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策划关敬陶起义的工作自然也就进入了非常艰难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金环的戏也就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当矛盾聚焦之后，面对多田的阴谋，她只能牺牲自己，以自己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感化关敬陶，以自己个人的生命代价对关敬陶做最后的工作。在这里，除《乡谣》之外，她所参与和承担的三个唱段，一步一步合乎逻辑地完成了她戏剧形象塑造的使命。也正是通过这个戏剧形象的完美塑造，金环角色本身所承载的戏剧矛盾冲突——与多田、与关敬陶、与杨晓冬、与高自平得以顺利完成。由此，金环唱段也因为丰满和完善了音乐形象的塑造，有效地承载并完成了重要的戏剧矛盾冲突而在全剧中具有重要的音乐结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