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汉代墓葬结构、汉画中的建筑图像及其他丧葬器物的现世，汉代建筑之恢宏精妙得到重现，其中，人形立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人形柱在汉代大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建筑构件，更在墓葬中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承载着汉代独特的丧葬观念和建筑文化。文章对汉代墓葬中的人形立柱及其图像进行初步的梳理分析，推本溯源，厘清人形柱的发展脉络，解读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汉代墓葬;立柱;人形柱;祭祀

中图分类号：J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8-00-03

柱，屋之主也^[1]。在传统建筑观念中，柱是整个建筑的核心，中国传统建筑始终坚持将柱作为房屋承重的关键，即便后期建筑中的檐顶愈加庞大沉重;同时，砖墙也仅是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立柱的存在，开辟了人为的空间，也诠释着不同时期人与建筑的关系。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柱式，汉代的人形柱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建筑文化的契机，并由此带给我们更多关于汉代丧葬文化的思考。

1 汉代人形立柱分布之梳理

由于建筑实物的缺失，汉代墓葬成为研究人形立柱的主要突破口。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人形柱在汉代大量存在，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部分。

1.1 汉画图像

汉画像中的人形柱主要见于山东济宁地区，人物多直立或蹲踞、手呈托举状。武氏祠后壁、前室后壁小龛西侧、左室隔梁东面都有非常典型的人形柱图像。之所以将其认定为“人形柱”，是因为它取代了建筑中原有的立柱结构，起到受力承托的作用。如武氏祠后壁中有一楼双阙，两组力士对称分布，凭借头和手支撑起楼阙。左室隔梁东面不仅有人形立柱，还有呈倒立状的蟾蜍立柱，这种兽形柱在济宁地区时常伴随人形柱而出现。除武氏祠外，嘉祥宋山和邹城地区的画像石中也都有多幅人形柱图像。程建军认为这类人形柱与汉代“一斗二升”“一斗三升”的斗拱形式存在渊源关系，后来的佛塔基座或佛台须弥座的角部所看到的大力神造型便是其演化形式^[2]。这类图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极可能以程式化的粉本在这一地区流行，所在的画面都是一楼双阙，人形柱都处于最顶层（二层）。人物姿态都是双脚着地、头顶楼阙，颇有一番“顶天立地”的意味，或蹲或立，或正或侧，单手或双手托举，成对出现，大致呈对称分布于画面。从整个画面的人物活动来看，人形柱在其中是具有生命气息的，并起到传递吃食的作用。

1.2 墓室立柱

临沂吴白庄出土的立柱出现了熊、虎等兽形柱和羽人、胡人形象的人形柱，通体高浮雕，人兽托举着柱头。大英博物馆、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人形柱则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为人像，下部为立柱，人物立于柱头之上。霍宏伟认为该人像应是保存亡人之魂的“?头”，不仅具有承托墙砖的实用性，而且还起着镇墓辟邪、保墓安宁的作用^[3]。该人像柱的出土地颇有争议，普遍认为是河南地区。山东邹城兴隆庄也出土了与之造型结构相似的方形立柱，立柱上人像以图像刻画的方式呈现于立柱上方，皆纵目，下方都刻画有菱形装饰。

山东平阴孟庄汉墓的圆立柱Z2、Z5、Z10，柱身分为上下两层，人兽交疊排列，各层都充斥着大量呈托举状的人物，这类图像被称为“叠人”。李锦山先生对孟庄汉墓的叠人造像进行了考释，认为是百戏娱乐的场景^[4]，以歌舞娱乐起到娱神的作用。大汶口汉墓前室中柱、沂南汉墓前室八角柱、武梁祠前檐东立柱中的图像都与之相似，以叠人造像为柱身装饰，故而可视为人形立柱的样式之一。山东安丘董家庄出土的叠人立柱堪称精妙，高浮雕、浅浮雕的雕刻技法使人物更加真实灵动。

1.3 出土器物

汉代明器陶楼也常以人形为柱饰，如西平县寺后张东南出土的绿釉百戏陶楼、淅川县李官桥东堂村出土的四层绿釉百戏陶楼、灵宝县三大动力厂工地出土的二层绿釉陶仓楼等。其中造型最为奇特的当属淮阳九女冢出土的东汉三层绿釉陶楼，该陶楼二、三层四角有两两并立的裸体人形柱，具有鲜明的两性人特征，上半身有丰满的乳房，下半身则凸显出男性生殖器，由于该陶楼顶部饰有男女交媾塑像，因而可以推测两性人形象的人形柱或与生殖崇拜有关。

柱是承托其上方物件重量的垂直构件，对柱的概念进行延伸，我们便在陶器、玉器、金属器具中发现大量人形柱的踪迹。河北满城汉墓（M2）出土的西汉青铜骑兽人物博山炉、广西贵县高中工地14号墓出土的东汉胡人座陶灯、广西合浦县望牛岭M1号墓出土的西汉跪俑足铜盘、山西右玉县出土的汉代中陵胡傅温酒樽……这些器物构件中的人物或蹲踞，或作托举状，以头或手承受其上部器物的重量，皆有人形柱之意。

2 汉代人形立柱发展之溯源

很多学者认为人形柱本源于西方，而安阳商周时期的人雕石像柱础的发现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该人像柱础“是预计别种立方性的柱子插进去的，抱腿而坐是作一种托驮重物的姿势”^[5]，成熟的装饰纹样说明人形柱装饰在中国由来已久。上文提及汉代部分器物中的承重构件具有人形柱之意，当然这样的铸器方式并非汉代独有，商周时期就已相当流行，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探究人形柱的溯源问题。

相较于人形柱，商代青铜器的足部大多为兽形柱，多以饕餮纹、夔龙纹为饰。从周代开始，人形柱逐渐增多。山东莒县出土的西周裸人铜方奁，顶部有两扇可以对开的小盖，每盖一钮，分别为男、女裸体人，器腹下部铸有六个人形器足，人形裸体，屈膝，双手在后背负器身。关于裸人的含义，或认为是当时的社祭活动，或认为有生殖繁衍之意。北赵晋侯墓地M1出土的西周晋侯对盨，下部四足为半侧蹲、单手托举的人形柱。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足部虽并无装饰，但从形制上来看也有仿人腿的趋势，鼎足上部圆润饱满，似人的大腿，中间稍细之处又酷似人的膝关节，底部似人脚以宽截面平稳着力。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中承托一、二层的构件也是人形柱，直立佩剑，掌心向上托举，似为武士形象。战国还出现了大量的人形灯，如山东诸城葛埠村出土的战国人形铜灯以一短衣男子为灯柱，双首各擎一个带有竹节状盘柄的灯盏。这类以人为灯柱的装饰方式也一直延续至汉代，这才有了著名的长信宫灯。汉代之后随着佛教兴起，人形柱受外来文化影响大量应用于佛像或佛教建筑中，如龙门石窟中柱以侏儒支承，侏儒之下置狮子，还有合掌的菩萨形。

纵观人形柱的发展，无论从数量、形制还是从工艺来看，汉代人形柱都是中国人形柱文化发展的巅峰。与希腊人形柱对比，我们也可以窥见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巨大差异。首先，在功能上，由于西方建筑中的承重主要依赖于厚重的砖墙，柱子本身并不起主要的支撑作用，所以西方人形柱的装饰性是高于实用性的。而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柱是整个建筑承重的核心，所以人形柱的实用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建筑中人形柱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托举承重的“力士”状，是通过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强化立柱的承重效果。其次，二者呈现出的人的面貌也截然不同。希腊人形柱以写实的方式塑造理想的人体，突出人体美，洋溢着对人的赞美，而汉代人形柱的人物则更多是为了建筑而存在的，例如武氏西阙子阙栌斗西面画像中被刻画得笔直的半人半兽蹲踞像，这种处理使人形更具“建筑感”，从而能更好地与建筑融为一体。像孟庄、安丘的叠人造型，更是充满抽象的色彩，其背后蕴藏的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密码。看似普通的建筑構件，对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柱与斗拱的结合脱胎于对人体造型和机能的模仿，柱似人之身躯，拱似人之臂膀（一斗两升）或双臂与首（一斗三升），四川彭山汉墓崖墓立柱与柿子湾汉墓的束竹柱都有这样仿人体结构的趋势。

3 汉代人形立柱意义之探究

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柱本身就承载着权力象征与祭祀功能的意义，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F901号建筑主室前的排柱就被认为是图腾柱或悬架旌旗的立柱。萨满文化中不仅有众多神杆祭，还可找到石雕或巨木刻成的神柱，有人形柱、半人半兽柱、兽头柱，其形制、规模，陈放的禁忌，都有秘不外宣的规矩^[6]。从出土的青铜贮贝器来看，古滇国也有祭柱的文化。人形柱是柱文化的一种延伸，并与汉代建筑文化和丧葬习俗相联系，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

第一，人形柱蕴藏着汉代人普遍追求的升仙思想。汉代深信“仙人好楼居”，所以人形立柱架构起的是人与仙之间的联系。观察济宁地区汉代楼阙画像中的人形柱时，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人形柱在整个画面场景中起着为墓主传递吃食的作用，结合檐顶凤鸟衔丹和侍者手中的串状食物，可推测人形柱是为墓主人传递长生的仙丹，助其成仙，这源于柱本身的通天功能。《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五里。”汉代人执着追求的昆仑仙境也是一根通天巨柱。

第二，汉代人形柱还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原始信仰中，石柱被视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红山文化建筑遗址群中就发现了将立石作为男根崇拜的现象。山东孟庄和安丘的叠人造型，裸露的身躯、交叠的人兽，其中还有交媾的画面。刘茜在《汉代画像石中叠人造像的意义》一文中认为叠人造像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她以岩画为例，认为人兽相叠是人、动物之间生殖力的相互传递，人通过某种方式从生殖力强大的动物或神人那里获取生殖力，从而达到繁衍后代的目的，反映汉代人“生命无限循环与永恒存在”的生死观^[7]。

第三，人形柱由人祭发展而来，是一种以人为祭品的特殊祭祀方式。因为柱具有通神的功能，所以汉代人会试图通过柱向祖先或神灵献上祭品，如汉画像杂技场面中的爬杆节目，其木杆上有一坐人的横木，而盛放带血动物的盘可以放在天地柱上表示永远祭祀。汉代人形柱的祭祀目的一方面在于通神乞灵、追求升仙，另一方面在于镇墓辟邪，使肉身不被侵扰，地下的居所可以得到永久的安宁。张紫宸先生在《中国巫术》一书中指出，古人认为以牲奠基，具有防止外界邪气侵袭的作用。美国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人形柱中，其中一件刻有四字篆书铭文“天下康宁”，直观反映了汉代人在墓室内树立人像砖柱的意图，即生者之安乐与死者之安息，天下皆可康乐、安宁。人形柱中的胡人形象也反映了人形柱有祭祀之意，因为汉代胡人社会地位很低，常作为奴隶。济宁地区汉代楼阙画像图中的人形柱同样是以地位较低的侍者形象出现的。所以，汉代的人形柱实际上是一种人祭，兽形柱则代表着牲祭，这种人牲殉葬、献祭的行为在古代相当普遍，国内考古界发现最早用人体进行房屋奠基的行为是6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民间也流传着“打生桩”的说法，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建造行业祖师爷鲁班所授之秘术，即在大型建筑工事动土动工时，会惊扰地下神鬼，并因而招致厄运，所以必须用活人奠基（多数是直接打入桩底），以保证桩基牢固，建筑过程顺利进行^[8]。汉代虽普遍流行厚葬之风，但汉代帝王大多并不主张以活人殉葬，因此人殉现象到汉代大大减少。而人形柱实际上是以人像的方式代替残忍的活人殉葬，所以人形柱的大量使用也可以看作是人牲献祭风俗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4 结语

汉代人形柱其实是对早期信仰崇拜、祭祀习俗和建筑文化的承袭，随着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人形柱被广泛应用于墓葬之中，以承载汉代人繁衍、升仙、安乐的美好愿望。汉代的地上建筑虽再难寻觅人形柱之踪影，但这些墓葬中的人形柱却再现了汉代建筑之辉煌，也让我们得见中国古建筑文化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

参考文献：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53.

[2] 程建军.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39.

[3] 霍宏伟.大英博物馆藏汉代人像砖柱出土时间地点及功能探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2）：66-83，110.

[4] 李锦山.孟庄汉墓立柱画像石考释[J].文物，2004（5）：73-75.

[5] 吴振声.中国建筑装饰艺术[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29.

[6] 白庚胜，米哈伊·霍帕尔.萨满文化辩证[C]//国际萨满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240.

[7] 刘茜.汉代画像石中叠人造像的意义[J].文艺争鸣，2010（12）：89-91.

[8] 杨林霞.民间传说、社会事实与集体记忆：一项关于“打生桩”传说的社会史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20，31（2）：212-217.

作者简介：孟颖（1996—），女，江苏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省级项目“汉代墓室中的立柱及其图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CX21_2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