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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中华文化,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

2021-11-26胡阿祥

环球人文地理 2021年10期
关键词:父子关系天命农耕

胡阿祥

若从创造与传承文化的“人”、生长与培育文化的“地”两方面立论,“文化自信”重要之源必然是因“人”而异常丰富、因“地”而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以汉族文化、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又是怎样的文化呢?最重要的当推以下四点:一是天命观念。天命观念的产生与农业有关。农耕民族是靠天吃饭的,于是人们敬天畏天,求天保佑。然而天象多变,天命无常,于是由农业的敬畏天神,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便是将天象、天命与人间的福祸、社会的治乱、政治的清浊、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将天心、天意与民心、民意联系起来,再进而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论”以及“一天子一子民”的社会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又广泛作用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中国人认为天是仁慈的,爱天子,也重子民。

二是伦理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主要有五种,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關系,其中最基础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抬升一步,就是君臣关系,所以有了“君父”“臣子”的说法;父子关系延伸一下,就是兄弟关系,所以有了“兄弟如手足”的说法;兄弟关系推扩一层,就是朋友关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

三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与农耕经济、天命观念主导下的家族观念、伦理关系密切相连,是“家国同构”意识的产物。毕竟,在农耕社会中,家大业大、和平安定为好,而对于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来说,则是追求大一统。中国人所追求的大一统,既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也是文化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可以使宇内和平,干戈不兴,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日子。至于文化上的大一统,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之类,自然大有利于政令的执行、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与彼此的理解。及至后代,哪怕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农耕汉地以后,同样追求着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这就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道理”。由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习惯思维中,家长的权威性与唯一性是相连的,而放大了的一家之长,也就是“国家”的君主,也应该是唯一的权威。

四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前述的天命观念又是相通的,天命观念讲究的天人感应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以上得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命观念”,得之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关系”,得之于人与家族关系的“大一统思想”,得之于人与自身关系的“中庸之道”,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以和为贵、爱众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求是务实之类的行为准则,规定了或影响着中华文化基本内容的生发、发展与变迁。

基于以上几点归纳,我们可以尝试着比较中西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文化,经济上重契约,社会上重法律,道德上重上帝,科学上重真理,其实法律、上帝、真理,也是“人”与不同对象订立的“契约”;中华文化讲究群体意识、血缘关系,如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习语,“报效祖国”“国家”“公家”“自家”“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等,以及中国人尤其看重的家族形象、人伦亲情、人际交往、面子观念、家国荣誉等,都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西方文化追求个人权利、公民意识、民主传统、激进主义、征服自然,注重人与物的关系胜过人与人的关系,求真重理,并且注重分析、科目、实验、科学;中华文化追求家族本位、忠孝精神、天命观念、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求善重情,习惯综合、大成、辩证、学问。

如此等等的差别,使得西方自然科学特别发达,硬而琐碎,而中国表现为人文社会学问非常丰富,软而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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