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静 赵彦云

〔提 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引发了海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热烈讨论。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认知，大致有四种观点：组织韧性说、人民中心观、贤能政治说、实践创新论，主要体现出看事实、重行动，制度理性思维，寻求共通价值等认知偏好。全面客观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工作。为此，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是前提，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是基础，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关键。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际认知、对外传播

〔作者简介〕卢 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赵彦云，外交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5期0037-1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优势。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此形势下，如何认识中国、解读“中国奇迹”，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英国学者克里·布朗（K e r r y B r o w n）指出，要真正认识中国，就要去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真正的行动是在（共产党）这个实体中发生的，我们需要知道现代中国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力量”。[1]

从1921年成立之初仅50余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9500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深陷内忧外患，甚至面临亡国亡族的险境中，逐步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仅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全面客观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是更好开展对外传播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认知的主要观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仅是国内外各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热议的话题，也是人们在其百年奋斗历程中一直寻找答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一次次危机而变得更加成熟，带领中国不断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奇迹，究其原因，国际社会大致有四种认知。

（一）组织韧性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一个集社会组织、政党组织、政治组织的属性和功能于一身，由中央、地方和基层构成的严密组织体系。该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韧性”。[2]所谓“韧性”，是指组织体系“在经历变化时具有的一种能够抵抗干扰并进行再组织，从而保持其本质上相同的功能、结构、身份和反应的能力”。[3]组织韧性可以使其快速调整并适应环境而得以存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受住一次次危机考验，逆流而上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关键在于其组织韧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韧性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密的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紧密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分工清晰、组织严密、协调有度的制度体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 o h n K i n g F a i r b a n k）曾这样描述，“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但两者之间不是僵硬的“指挥——命令式”关系，而是“党从上层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地区、省和基层党委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又能进行监督”。[1]党中央通过与地方政权和市场等相关利益方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微妙的平衡，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执行能力，[2]也“保证了一党制的稳定和生存”。[3]

第二，严明的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人多而不乱，体大而不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有严肃鲜明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纪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4]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做到了“统一指挥，纪律严明”。[5]并且，中国共产党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入的反腐败运动”[6]就是一个突出体现。严明的组织纪律强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统一、有战斗力的整体，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危机时既能迅速作出反应，又能保证政策的有力贯彻执行。

第三，规范的组织运行。党中央最高权力的平稳、有序交替是党组织运行规范的集中体现。这种权力交接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序、和平、深思熟虑和有规则约束的继承”，[1]它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连续性，新一届领导人会继承上一届领导人的政策和行动，并根据新情况、新机遇进行补充完善，在动态过程中引导中国实现核心目标”。[2]此外，中国公务员的职业化与独立性也体现了规范的组织运行。“公务员中立的规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遍认可，其职业生涯相对不受高层变动的影响”，“他们能够升到高层，主要是因为管理技能、技术知识、教育背景和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3]这有效地预防和阻止了组织内部可能出现的派系化和官僚化倾向，保护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之，严密的组织制度、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规范的组织运行，使中国共产党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在逆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二）人民中心观

观念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也是其行动的先导。国际舆论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中心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指出，“立足于人民，为人民谋福祉”，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秘诀。[4]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实现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恢复中国人民的正义和尊严作为使命担当，并排除万难实现这一历史使命。[5]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新政权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被外国列强操控、殖民和占领的百年屈辱的结束”。[1]从此，中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中国摆脱贫困的人口数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多。[2]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 i s h o r e M a h b u b a n i）指出，“与世界各地的同行相比，中国领导层在改善公民福祉方面的举措几乎比当今其他任何政府都要好”，[3]中国共产党实质性地增进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力量。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发动群众力量、采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的依靠，成为其强大生命力之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 z r a F . V o g e l）在分析邓小平时表示，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郑重对待人民的意见，坚持在“得到群众支持后，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4]

践行人民中心观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 o h n N a i s b i t t）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进步”。[5]同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使中国人民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考验，处理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美国华裔学者范简（J e a n F a n）指出，“政府会处理的”这一点得到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同，“在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中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1]同时，“中国共产党保护其公民免受疾病、灾难、犯罪和恐怖袭击的能力”也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核心支柱”，[2]“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感到自豪”。[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奉行人民中心观，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对此，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居（C h a r l e s O n u n a i j u）高度评价说，在过去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4]通过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向往，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三）贤能政治说

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大地，深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影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它植根于中国历史。[5]中国共产党执政深受中国历史上贤能政治实践传统的影响。贤能政治中的“贤”指高尚的道德品质，“能”指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如果领导人表现良好，人们就会支持他。[1]

为选拔德才兼备的文官，中国很早就开始采取科举考试，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2]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不仅考察学识和能力，也包括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相信“思想道德的力量能战胜物质困境”。[3]所以，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不一样，该党与中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基于德行、学识和资历，它将治国精英聚集在一起，使其担负起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4]英国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指出，中国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颇深，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哲学思想体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5]基辛格也曾感慨说，在当代中国领导人中，有许多人不论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其中，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6]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被海外人士视为源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施仁政、重礼教、行孝悌，且儒家思想高度重视社会公德，强调集体主义，儒家理想的政治是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儒家文化独特的思想力量和吸引力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影响。[7]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历史的政治尚贤传统中汲取力量，选拔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来治理国家，这种贤能政治实践也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一次次危机，变得更强大。

（四）实践创新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对于这一点，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E g o n K r e n z）高度评价道，实践“可以修正和丰富人类的知识、组织僵化的教条主义，并且可以实时或实地重新定位人类社会面临的各项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践不言而喻取得了可引以为傲的成就”。[1]

中国共产党没有让意识形态捆绑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激发发展活力。“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务实战略”的反映，[2]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采取独特的“试验”方法积极推进，通过在地方发起改革和试验，成功之后再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践反复地检验、适应、修改、再执行，确保政策制定过程始终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3]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并非基于狂热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而是基于实用主义和自我反省的生存主义。[4]中国共产党还秉持开放心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实践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发展”。[5]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先从苏共那里学习如何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而在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到农村后又自主探索如何在农村与农民打交道。[1]在苏联解体后，中国共產党则“把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视为要坚决避免重蹈覆辙的前车之鉴”。[2]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人们在赞叹其成绩的同时也在追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国际社会对此有着多视角、多维度、多方面的观察和分析，这些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二、国际认知的偏好及其对国际传播的启示

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认知可以看出，国际上的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以科学、公允、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中国共产党，并探究其成功秘诀。前文综述的各种国际认知观点，既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关注重点和观察站位等，也体现出一些基本认知偏好。总的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看事实、重行动。事实胜于雄辩，承诺不如行动。中国共产党实际是怎么做的，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是国际社会的首要关注。为掌握客观真实情况，有人通过亲身体验来感知，有人从新闻报道中获取信息，有人从各种研究文献中找寻答案。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力及其实际成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更多源于行动而不是体制”，“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极强的行动力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关键”。[3]美国时政评论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指出，中国共产党“看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中国的）领导者没有三头六臂，但他们专注于真实的成功指标”。[1]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让国际社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力，也认识到行动背后反映出的价值理念。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感叹称，“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时，迅速采取措施，发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对抗病毒的激烈战争”，“果断封锁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迅速调动资源以惊人的速度建造新的医院”。[2]中国的抗疫行动真正证明了在中国“人民的福祉优先于资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能力做出不受资本利益支配的决定”。[3]中国还及时向国际社会分享病毒相关数据和抗疫经验，并在成功研制疫苗后主动提供援助，“满足多国的疫苗需求，帮助填补巨大的供应缺口”，[4]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连中国最坚定的批评者也對中国建造桥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行动）能力表示敬畏，认为这是由指挥式的政治体系实现的工程壮举”。[5]面对更加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建议说，“如果中国渴望成为全球领导者，仅仅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更积极地看待自己是不够的，而应该通过切实的行动让其他国家信任自己”。[6]

第二，制度理性思维。崇尚理性主义和契约精神的西方观察者通常倾向于从制度层面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主义”，而根据西方经典理论，威权体制由于本身的“合法性不足、过于依赖强制性、决策高度集中化、个人权力高于制度规范”等特征，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但为什么中国的“威权体制”却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认为，中国“特殊的威权体制被证明是具有韧性的”，它具有“自我再强化和再巩固（reconsolidated）的能力”，他将这种韧性来源主要归结为制度因素。[1]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完善政治制度，“在不削弱政府的凝聚力和统一的前提下，将越来越多的职能性权力下放给省级和地方当局”，[2]以激活地方工作活力和创新创造力。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政治参与制度建设，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吸纳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应对变化世界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一直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改变其庞大的官僚机构”，[3]“减少某些领域的重叠管辖，并通过合并成立新的组织机构简化政府决策过程，以减少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潜在冲突”。[4]中国共产党通过下放权力，加强反腐败、司法等独立机构建设，促进公众参与和决策咨询等改革措施，正在探索一条更安全的政治改革道路，以建立一个更有问责性、透明度、效率、回应性和合法性的治理体系。[5]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坚强有力，运转高效”。[6]

第三，寻求共通价值。尽管有些海外人士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仍力求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探寻一些人类共通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分析这些价值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虽然不符合西方民主理论所界定的“民主国家”标准，但中国共产党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却在事实上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费正清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成功地建设一个新中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人民的参与。[1]美国学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则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在取得人民广泛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政权的，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坚实基础。[2]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向广泛的专家、利益攸关方和公众征求意见的制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民主的政权。[3]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是其人权观的体现。克里·布朗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价道，“它不仅关注物质需求，也关注精神需求，不仅要创造一个富裕的国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

对于我们向海外介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上述国际社会的积极正面认知能够发挥很好的传声筒作用，而国际社会探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诚愿望，也促使我们以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让国际社会更真实和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国际社会迫切想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此形势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从国际认知偏好中可以看出，为进一步做好对外传播工作，需要重视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打铁还须自身硬”，只有真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持续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让中国人民拥有更大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地在对外传播中树立中国共产党形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执政党好不好，国家治理的怎么样，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对中国民众开展的一项长达13年（2003-2016）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从2003年的86.1%上升到2016年的93%，而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也从44%上升至70%。[1] 2020年埃德尔曼信托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报告显示，通过对世界28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本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调查中，中国排名第一。[2]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持续提升治国理政能力，获得中国人民的更多支持和更大信任，这是更好地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强对外人文交流。传播的要义是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良性互动，对方是否有体验、有领悟、有反馈，并能化为行动，是传播效果的重要体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也最具说服力。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红色中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采访报道，向国内外展示其真实形象，有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象危机，也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如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克里·布朗强调指出，各国应不断提高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理解与认识，加强接触交流，寻求更多共识，国际社会“只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及其运作机制有更多了解，才能更清晰全面地把握事实框架，避免误读”。[1]

最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故事不但要让人听得懂、听明白，而且要使人愿意听，真正听进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国际认知反映出，国际社会倾向于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来认识中国共产党，虽然其也认识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些价值理念，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认识却严重不足，这就需要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立足点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进入加速调整期，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尤其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媒体不断诋毁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2020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调查报告显示，美英德澳日韩等14个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低点。[2]益普索（Ipsos）发布2020年国家品牌指数（Nation Brands Index，简称NBI）也显示，中国国家品牌排名从2019年的第23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35位。[3]在此形势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对此，有西方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故事是需要讲述的”，“五分之一人类的愿望和利益不能被忽视”，而“中国共产党是对外讲述的核心”。[1]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应通过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全面、生动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传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形成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此，尤其要把握以下三个立足点。

第一，立足于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历程。真实的才是可信的，可信的故事才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可能带来实际影响，甚至对社会变革产生革命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2]因此，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首先应立足于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历程。

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实践历程，应是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是全面的而非单维度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首先，真实的故事应是完整的，它不应该被有意裁剪或删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是有目共睹的，但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经历挫折甚至是失败，也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甚至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亦是如此，这既是探索实践的一般特征，也是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一般规律反映，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特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来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其次，真实的故事应是全面的，需要多维度、多站位的客观呈现。在历史维度，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变化要求不断革新进步。在人民维度，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政党。在文化维度，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而且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在实践维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通过务实行动实现自我革命和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此外，从不同的站位和立场展现中国共产党也是全面認识的需要。最后，真实的故事应是立体生动的，能呈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和多维立体的生活，而绝不是一种标签化、脸谱化、平面化的叙事，要讲述立体生动的中国共产党故事，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和发现更多事实材料，尽力丰富故事内容。

第二，立足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好故事要有思想、有道理，要做到以理服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就要讲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就要立足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先进性建立在真理性和道义性的基础之上，集中体现在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力量，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2]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于其坚持人民立场，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于它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以开放包容姿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具有的开放包容品质，成为其持久生命力和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第三，立足于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好故事应该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而有助于消除对立情绪和心理隔阂。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中国经常被一些西方人视为“洪水猛兽”。加上西方长期主导国际舆论格局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偏见。有西方观察家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喜欢称中国为“共产主义国家”，但“这种称谓通常并非表达同情，而是含有贬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宣传下，‘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条负面的标签——意味着某些陌生的、反民主的、不人道的、不自由的、压迫人权以及背离权益和法律的东西；一句话：意味着独裁专制”。[1]在此舆论环境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就要讲好共产主义故事，需立足于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

实现共产主义、为人类求解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实践。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最美好社会，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社会理想符合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中国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并非空想。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强烈国际主义情怀，一直将为世界求大同、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强调说，是否“执行道义上、政治上帮助第三世界的方针政策”，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1]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努力做到“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不断强调，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怀。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世界在寻求中国共产党成功秘诀的同时，也更想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在此形势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综观国际舆论，尽管其中不乏批评指责甚至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但也有不少公允、客观、理性的声音，这促使我们以更大的责任去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也努力使其认识、理解甚至认同这些成绩背后的思想观念的力量。

【完稿日期：2021-8-25】

【責任编辑：李 静】

[1] Kerry Brown，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London： I. B. Tauris， 2016， p.15.

[2] Emily David， Gary Wang， “Assessing the Resilien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roject 2049 Institute， March 21， 2018， https：//project2049.net/2018/03/21/assessing-the-resilienc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上网时间：2020年12月4日）

[3] Brian Walker， C. S. Holling， Stephen R. Carpenter and Ann Kinzi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 – 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Vol.9， No.2， 2004， p.2.

[1]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48-349页。

[2] Anna L. Ahlers， Thomas Heberer， Gunter Schubert， “Whither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configur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1， No.1， 2016， pp.55-77.

[3] Steve Hess， “Decentralized Meritocracy： Resilience， Decay， and Adaptation in the CCPs Threat-Management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64， No.1， 2017， pp.20-31.

[4]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曾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5] Mark ONeill， “China 1949： Graham Hutchings Asks， Why did the Communists Wi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0， 2021，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 books/article/3119794/china-1949-graham-hutchings-asks-why-did-communists.（上网时间：2021年5月7日）

[6] Minxin Pei， “Assessing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Fight： Views from Five Scholars，”Modern China Studies， Vol.24， No.2， 2017， p.6.

[1]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January 2003， p.7.

[2] Kerry Brown， CEO， China： The Rise of Xi Jinping， pp.91-92.

[3]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p.10-11.

[4] “俄共主席：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重要秘诀是什么”，中国日报网，2021年3月9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103/08/WS604326d0a3101e7ce974295e.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4日）

[5] Kerry Brown， Chinas Dream：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Secret Sources of Its Power， Cambridge： Polity， 2018， p.19.

[1] Mark Tischler， “Chinas ‘Never Again Mentality，” The Diplomat， August 1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chinas-never-again-mentality/.（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

[2] Ryan Hass，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Reactive Assertiveness to Opportunistic Activis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4， 2017， https：//www.brookings. edu/articles/the-trajectory-of-chinese-foreign-policy-from-reactive-assertiveness-to-opportunisticactivism/.（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

[3]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p.71.

[4]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0页。

[5] [美]约翰？奈斯比特、[德]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第3 6页。

[1] Jean Fan，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Palladium Magazine， October 11， 2019， https：//palladiummag.com/2019/10/11/the-american-dream-is-alive-in-china/.（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

[2] Jessica Chen Weiss and Jeremy L. Wallace， “Domestic Politics，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645.

[3] Ann Scott Tyson， “Vilified Abroad， Popular at Hom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100，”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8， 2021，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21/0218/Vilified-abroad-popular-at-home-China-s-Communist-Party-at-100.（上網时间：2021年6月2日）

[4] Charles Onunaiju， “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December 29， 2020，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20/12/china-and-the-end-of-poverty-implications-for-africa/.（上网时间：2021年5月4日）

[5] Martin Jacques， “Why We Need to Know All About China？，” BUZZ Expo China Summit， October 16，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ewnxIjo8w.（上网时间：2021年5月4日）

[1]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2]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648页。

[3]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

[4] Enrique Fanjul，“100 a？os del Partido Comunista Chino，” https：//blog.realinstitutoelcano. org/100-anos-del-partido-comunista-chino/.（上网时间：2021年6月2日）

[5] Peter Nolan， “The CPC and The Ancien Régime，”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9， pp.17-26.

[6]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319页。

[7] Aleksandra Kubat， “Mortality as Legitimacy under Xi Jinp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47， No.3， December 2018， pp.54-55.

[1] [德]埃贡·克伦茨：《我看中国新时代》，王建政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 6页。

[2] Ann Scott Tyson， “Vilified Abroad， Popular at Hom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100”.

[3] 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5-7.

[4] Tom Fowdy， “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ts Its Centenary， Those Predicting Its Demise will Find Themselves Waiting A Long While Yet，” June 19， 2021， https：//www.rt.com/oped/526823-communist-party-china-centenary/.（上網时间：2021年7月23日）

[5] “Martin Jacques on China： How Will the CPC Continue to Innovate？，” CGTN， December 30， 2017， https：//news.cgtn.com/news/3363444f34637a6333566d54/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年5月12日）

[1] Eyck Freymann， “Elizabeth J. Perry on the Secrets to the CCPs Resilience，” The Wire China， February 7， 2021， 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1/02/07/elizabeth-perry-on-the-secretsto-the-ccps-resilience/.（上网时间：2021年5月18日）

[2] Kerry Brown， “The Belt and Road： Security Dimens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6， No.3， 2018， p.219.

[3] Elizabeth J. Perry and Sebastian Heilmann，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

[1] Thomas L. Friedman， “China doesnt Respect US Anymore — for Good Reas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23/opinion/china-america.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3日）

[2] Graham Allison， Christopher Li，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Is China Foe—or Friend？，”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7，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r-against-coronaviruschina-foe%E2%80%94or-friend-138387.（上网时间：2021年2月5日）

[3] Sara Flounders， “How Socialist Base Helps China Combat Coronavirus，” February 11， 2020， https：//www.workers.org/2020/02/46128/.（上网时间：2021年5月4日）

[4] Jacob Mardell， “Chinas Coronavirus Vaccines： For Many Countries， Its Not Political， Its the Only Choice，” February 20， 2021，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22175/ chinas-coronavirus-vaccines-many-countries-its-not-political-its.（上网时间：2021年6月2日）

[5] James T. Areddy，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s Infatuation with Infrastructu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the-u-s-can-learn-fromchinas-infatuation-with-infrastructure-11617442201.（上网时间：2021年6月12日）

[6] Doug Bandow， “Chinas Wolf Warriors are Playing Tough but Losing Global PR Battle，”Cato Institute， July 22， 2021，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chinas-wolf-warriors-are-playingtough-losing-global-pr-battle.（上網时间：2021年8月10日）

[1]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p.6-9.

[2] Steve Hess， Authoritarian Landscapes：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Resilience in Nondemocrac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81.

[3] Yuen Yuen Ang， “Au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s Behind-the-Scenes Reform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3， May/June 2018， p.39.

[4] Shaun Breslin， “China in 2018： Presidents， Politics， and Power，” Asian Survey， Vol.59， No.1， 2019， p.26.

[5] Kenneth Lieberthal， Cheng Li and Yu Keping，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p.7.

[6] [俄]瓦列里·加尔布佐夫：“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代世界》2021年第7期，第85页。

[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08页。

[2] [美]布鲁斯·J·狄忠蒲：“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段到‘三个代表”，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82-83页。

[3] Bruce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

[4] Kerry Brown and Una Aleksandra Bērzi？a-？erenkova， “Ideology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p.323-329.

[1] Edward Cunningham， Tony Saich and Jesse Turiel， “2020.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https：//ash.harvard.edu/files/ash/files/final_policy_brief_7.6.2020.pdf.（上网时间：2021年7月4日）

[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0，” https：//cdn2.hubspot.net/hubfs/440941/Trust%20 Barometer%202020/2020%20Edelman%20Trust%20Barometer%20Global%20Report.pdf？utm_ campaign=Global：%20Trust%20Barometer%202020&utm_source=Website.（上网时间：2021年5月4日）

[1] “百年大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百名外国政党政要看中共）”，《人民日报》2021年7月23日。

[2]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 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上网时间：2020年12月5日）

[3] Nicholas J. Cull and Simon Anholt， “The Reputational Reckoning for 2020： Bad News for China，”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December 2， 2020，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 reputational-reckoning-2020-bad-news-china.（上网时间：2021年3月5日）

[1] Kerry Brown， “Chinese Storytelling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16， No.2-3， November 23， 2020， pp.327-331.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 7页。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4] 同上。

[1] [德]埃贡·克伦茨：《我看中国新时代》，第28页。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