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文化馆，云南 元江 653300）

一、撒摩徒支系的渊原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遍居云南、四川、贵州、广西4 省区。云南的彝族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南部、哀牢山脉、乌蒙山脉和金沙江、红河、南盘江流域。全省县(市、区)基本上都有彝族分布。昆明市、红河州、楚雄州、大理州以及玉溪、曲靖、思茅、昭通地区，是彝族集中分布的地区。1998 年底，全省彝族人口为435.00 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8%。

彝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彝族先民在先秦两汉时期称“昆明”；两晋时期称“叟”或“叟夷”；南北朝至唐初称“爨”；唐宋时期称“乌蛮”或“东爨乌蛮”；元称“卢罗”；明、清称“卢罗”或“夷人”。解放前有自称、他称近百种。新中国成立后，经民族识别并根据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统称彝族。彝族支系众多，自称、他称繁杂。云南是彝族支系分布最多的省，主要的支系有诺苏、纳苏、聂苏、罗罗、腊鲁、撒尼、阿细、阿哲、葛濮、朴拉、勒苏、他鲁等。

南诏兼并东方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然居住在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后，“徙莫祗蛮”的人口逐渐增多，仍向邻居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期，便形成了如下的一些部：（一）罗伽部，在今澄江县境内；（二）阳宗部，在今澄江县北部的阳宗一带；（三）步雄部，在今江川县境内；（四）休制部，在今玉溪县境内；（五）弥勒部，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许多分散的“徙莫祗”人口，散及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即元江县江东洼垤、龙潭、青龙厂三个乡镇）以北的广大区域内。“徙莫祗”人组成的这五个部，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介于“乌蛮”与“白蛮”之间。他们较之“白蛮”稍落后，而较之东部的“乌蛮”则为先进。为了抵制邻近的其他民族的其他部的侵袭，在“徙莫祗”各部的内部是团结的。已经有了阶级的分化，但却不存在奴隶制。然而，对外部来说，它们也是被南诏奴隶主们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徙莫祗”人与东部“乌蛮”接触的机会较多，也受到东部“乌蛮”的影响，所以被列入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

唐、宋时期，在唐王朝与南诏、大理国的中间地带，有一些民族中的某些部分，或羁属于唐、宋王朝，唐、宋王朝于其地设置羁縻州、县，其首领为刺史、县令；或依附于南诏、大理，南诏、大理国亦保留其原来的组织结构不变，以其首领为部长。但在唐、宋和南诏、大理对它们的控制松弛睦，一些首领即独立称王，

汉、晋时期未见有“徙莫祗蛮”。而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徙莫祗蛮”，其分布区域乃汉、晋时期叟、昆明的共同交错杂居区。显然，“徙莫祗蛮”是南北朝以后逐步从当地叟、昆明中分化出来的，至唐朝初年，便形成一个介乎“乌蛮”与“白蛮”之间的集体。到后来的明朝时期，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

二、撒摩徒人建立的“自杞国”

自杞国是“撒摩徒”人在南宋时期建立的。这是大理国领土中的一个部落。这个时期，大理国的统治亦趋于衰落，于是，“撒摩徒”人所建立的大部落脱离大理国，建立了“自杞国”。

自杞国之所在的地域。《岭外代答》卷三说:“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县）。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凤村山僚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接，古城郡之误，在今云南省典靖县，时属大理国）。”

这条道路所经地名，今多难确考，但也大致可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县境内。古天县约在田阳东部一带。归乐州在百色附近。唐兴县在百色西北地带。睢殿州在田林东南一带。七源州在百色与凌云之间。泗城州即今凌云县。古那洞、龙安州应在今凌云西北至贵州省册亨县东南的南盘江东南岸地带。凤村山僚渡江所指即此段南盘江。上展、博文岭、罗扶应即在今贵州省册亨、安龙二县境内。磨巨应即今兴义县，已属“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达自杞国的中心地带，即今云南省的罗平、师宗一带。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达今云南省曲靖县。今贵州兴义和云南的师宗、罗平只是当时自杞国的北部一片。《岭外代答》卷三又说：

“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道者，其道里固相若也。”

自杞国，在今云南文山州东部的广南县至文山州西北部的丘北、弥勒、泸西县一带。

《元史·地理志》广西路说：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工合成材料已经在高架公路桥头路基工程中得到普及应用，其也被称为加筋土法。在高架施工建设的过程中，经常会应用到加筋地基法，还会使用到加固填筑法。加固填方法在桥头路基当中使用加筋材料进行平铺，合理应用路基土体与加筋材料间存在的拉力，尽量的延长桥头沉降发生的时间，促使填土稳定性的有效提高。加筋地基法则是需要适当的清除局部深度的路基土，再使用具有较强承载力与稳定性的填料回填，然后进行平铺土工合成材料，构成一定的地基持力层，提升高架桥头路基的稳定性。

“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后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南诏）、段氏（大理国）莫能制。”

元代广西路包括今云南省的师宗、弥勒、泸西、丘北等县之地在内。《元史·地理志》里说的很明确，在唐、宋的南诏、大理统治时期，这一带地方是弥鹿等部的居住区，后来其中的师宗、弥勒二部的势力大起来了，兼并了邻部，以致“蒙氏、段氏莫能制”。即脱离了南诏、大理国而自行独立。实际上，在南诏时期是能够控制的，只是到了大理国后期势力衰落时才不能控制。《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弥勒州说：

“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

又正德《云南志》卷七说：

“宋时，些莫徒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改其部曰弥勒。”

显然，宋朝时期（即大理国时期），些莫徒人中的弥勒部势力强大了，并兼邻部而独立，使大理国对它不能进行控制。“些莫徒”即“撒摩都”。近代昆明郊区彝族中有一部分自称“撒摩都”，而汉族则称之为“子君”。“子君”是“自杞”的对音。近代弥勒、泸西、路南圭山、昆明郊区的“撒尼”（昆明郊区的称为“撒梅”），在元、明时期的记录中都是“撒摩都”（即撒摩徒）人。所以，南宋时期的“自杞国”，是“撒摩都”人建立的。当时，“撒摩都”（“些莫徒”）以弥勒部为聚居中心，同时有一部分散及师宗部、弥鹿部（在今泸西）、罗雄部（今罗平）、维摩部（今丘北）以及邻近的磨巨（今贵州兴义）等地。弥勒部的贵族分子把邻境同族人口所及的地方（包括其他部的人口在内）都统一起来，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称“自杞国”。

三、撒摩徒人的后裔及村落

近代昆明郊区彝族中有一部分自称“撒摩都”，而汉族则称之为“子君”。“子君”是“自杞”的对音。“自杞”这个名称在昆明郊区彝族的“撒摩都”中延续保留了下来。“撒摩都”（“些莫徒”）和“子君”（“自杞”）都是这部分彝族的自称。近代弥勒、泸西、路南圭山。昆明郊区的“撒尼”，在元、明时期的记录中都是“撒摩都”人。当时，“撒摩都”（“些莫徒”）以弥勒部为聚居中心，同时有一部分散及师宗部、弥鹿部（在今泸西）、罗雄部（今罗平）、维摩部（今丘北）以及邻近的磨巨在元、明时期的记录中都是“撒摩都”人。

其实，“撒摩徒”、“撒摩都”，“些莫徒”“撒尼”、“撒梅”、“子君”（“自杞”），都是同一个彝族支系。只是受地区性方言的制约，在书写方面出现了某些差异而已。

可以肯定，撒摩徒是首先迁徙到元江县境内的第一个彝族支系，所以被邻县邻乡的其他彝族支系命名为“撒摩徒”的地名。

至清朝中期，在云南省境内的曲靖、寻甸以南，红河以北，保山、顺宁（凤庆）、景东以东北，到处都有撒摩都的人口与汉族和彝族其他支系的人口共同杂居在一起。多民族共居而情况复杂的生活环境使撒摩都内部不断发生分化。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说楚雄府的撒摩都“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夷中之善变者矣。”还在明朝前期，撒摩都中的一部分，汉化的倾向已经很明显。

至明朝末年，则天启《滇志》卷三十说，撒摩都之在“云南（府）、元江（府）、永昌（府）、临安（府）者，渐习王化，同于编氓”。又一批撒摩都进入了汉化的过程中。

至清代，《顺宁府志》说，顺宁府的撒摩都“肯读书，话音轻便，多冒汉人”；道光《寻甸州志》说，寻甸的撒摩都“今悉化如汉人，无少分别”。

因此，至近代，仍然保持“撒摩都”（即撒摩徒）称呼的，仅昆明郊区的少部分彝族。而首先迁徙到洼垤乡境内居住的撒摩徒人已经融入后迁徙来的尼苏支系和汉族之中。据笔者了解，以前有多少撒摩徒人的寨子不可而知。但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939），三马头（撒摩徒）庄户人等公立的《禁贼乡规》中说，三马头（撒摩徒）管下有二十三个伙头。又说，现有三马头（撒摩徒）人在衙内当差，不准他们任意回乡拷打，若回乡拷打，以乡规咎处。又说，三马头（撒摩徒）人去衙内告官者，官员往来不得连累花户。最后说，三马头（撒摩徒）负责人若为官事衙内，二十三伙头必须带吃食去送衙内，不得有误。综上所述，洼垤乡境内有23 个撒摩徒人寨子。

到解放前，只有尼白下寨、得夺、作苏革等三个寨子。解放后，根据小村并大村的政策，尼白下寨、得夺两个村子并到尼白大小两个寨子里，作苏革人部分并进它它莫村子，部分并进尼白小寨。居住在尼白下寨的人是白、李两性人家；居住在得夺村子的人大多是黄性人家。可以说，作为撒摩徒的彝族支系，在洼垤乡境内已经不复存在了。撒摩徒人的后裔虽然还存在少部分，但他们不以撒摩徒人自称，已经融入后迁徙来的尼苏支系之中了。

四、地名命名的习惯

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今天，地名除继续承担着交往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了释疑的钥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地名学问题，深感地名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资料具有重要的佐证意义：

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彝族人民对地名的命名极有象征性。现行云南省政府所在地的昆明是以汉、晋时期生活在古滇国的彝族先民“昆明族”人而命名的。在唐、宋时期，民族与民族之间加紧融合，民族的地位也明显地凹视出来，以民族支系命名的地名也很普遍。就元江而言，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除洼垤乡已被用“撒摩徒”命名之外，用彝族支系命名的地名还有咪哩乡政府所在地的“咪哩”（注：这支彝族支系“脒俚”人，在元江境内已不复全在，只有一小部分人仍然居住在新平县境内。）；东峨乡属剌乌山村的“剌乌”（今彝族支系腊鲁人）；羊岔街乡旦弓村委会的密期河村“”以哈尼族支系命名的地名的也有“大黑浦村”、“小黑浦村”。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名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有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时意义的地名被人为地造成了只属于记忆的符号，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因此，保护研究地名文化遗产、延续地名历史文脉、发展人类文明成果，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