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胜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关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世界观，《矛盾论》开宗明义地指出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而不是将外因与内因相互颠倒，甚至完全否认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对矛盾体发展动因的深刻归因，从根本上变革了人民对矛盾体简单机械甚至是表象模糊化地认识，对于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深远影响。

一、“矛盾共同体”的路向演进

（一）优良作风产生优良传统

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之一，《矛盾论》在成书前后正处于我党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这既是从哲学高度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的理论成果，更是密切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

在成书以前，统一战线中有一段时间处于思想混乱期，这就客观上呼唤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我党的优良传统，克服矛盾完成统一战线的使命。

正是在这一优良传统下，我党通过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产生了一系列有助于统一战线这一“矛盾共同体”和谐稳定发展的理论与成果。

虽然其诞生地是在抗大，但其阐释的一般性原理却是世界的，其方法论是与其优良作风相辅相成的。

（二）优良路线产生优良理论

坚持理论联系是实际也是我党的又一优良作风，该书成书前我党就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纠正，并在一系列哲学论战中产生了具有促进本书形成的优秀成果，如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这些成果的出现，无不说明我党优良的路线是产生优良理论的必要保证，预示着共同体突破矛盾体这一本体原型的巨大可能。

（三）优良品质产生优良文化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第三大优良作风，这集中表现在《矛盾论》作品中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对机械的发展观进行批评，另一方面，通过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外哲学史家著作以及中国现代哲学家的著作，完善唯物辩证的发展观，结合实际开展自我批评，总结革命经验，使听的人更有劲头。

当然，对于“矛盾统一体”的批判性写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两种发展观最后被修改为两种宇宙观，无论是内容结构，还是表述，在成书过程中都经历了删繁就简，对于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部分的删除，堪称经典。

正是这种力求表达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使得《矛盾论》成为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并且区别于一般的书斋哲学，其蕴含的优良文化永远激励着我党追求优良品质建设。

二、“矛盾共同体”的构建机制

（一）系统性是构建前提

“矛盾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党史上不断被人构建，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唯物的发展特征，系统性便是诸多重要的唯物发展观特征之一，也是构建发展观的重要前提。

系统性不仅仅指事物存在发展是一个系统联系的关系，更指矛盾的各个原理之间也是一个系统有机关联的整体。具体而言，就是指要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原理去联系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发展的观点以及创新意识的树立，要用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联系矛盾的其它方面知识、发展的观点以及创新意识的树立等等。同理，还可以用发展和创新的知识联系矛盾的不平衡性等知识和相关内容。

总之，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应该像一个建筑群落，而不是像一堆沙石泥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矛盾共同体”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才不至于在其中迷失。

在《矛盾论》中，对于“矛盾共同体”的阐发虽然分成了理论结构与阐释结构两大部分和六大不同的板块，但就其内容而言，围绕矛盾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一基本中心却始终没有变。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系统化的理解，最终都要落脚于“矛盾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判断上来，即“矛盾共同体”是矛盾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共同体思想，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别的什么思想，其本身就具有系统性。

（二）整体性是构建基础

既然矛盾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共同体，本身具有系统性，那么它也应该具有整体性。这是因为系统性的存在前提离不开整体性的基础，二者就像矛盾的对立统一原理一样，互为依托、密不可分。

当然，构建“矛盾共同体”的整体性不需要像系统性那般，对系统的结构、要素和功能等方方面面加以阐释说明，但却需要对“矛盾共同体”中每一种具有特殊性原理的矛盾加以说明，即说明“矛盾共同体”作为特殊的整体具有一般的、具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征。

比如，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整体独立性的存在，矛盾的内外因辩证关系是发展观点的钥匙，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发展的要素，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代表着发展的水平，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代表着发展的特点。

由此可见，所有整体性的理解都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不能简单机械的将上述内容视作本本教条，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换言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具体矛盾，是构建完整共同体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

（三）政治性是构建方向

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入到了探索“矛盾共同体”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探索“矛盾共同体”相关规律，不可能回避问题与困难，无视“矛盾共同体”的政治性而展开。

尽管《矛盾论》成书的背景与当前的改革发展条件有一定区别，但其中揭示的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却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是党的力量源泉。

因此，“矛盾共同体”应该成为我党守正创新的动力之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价值支撑和方向引导。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科学的政治方向，不断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的发展实践来检验和丰富“矛盾共同体”这一真理。

（四）实践性是构建保障

从前面的两大共同体思想提出，我们可以知道，“矛盾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机械静止的形而上学，是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过程中的，与经济发展基础有关，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就说明“矛盾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生活关系的总和。并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也表明社会生活领域是由实践形成，而不是由“矛盾共同体”概念直接构成。

总而言之，实践构成了“矛盾共同体”这一真理客观发展的动力，是其构建的保障。

三、“矛盾共同体”的当代价值

（一）正确把握人民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矛盾共同体”是人民实践的共同体，是需要用相关实践来检验和丰富的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把握“矛盾共同体”中的人民性与科学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将人民性放在“矛盾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位置，也要注重“矛盾共同体”在科学性方面的表现。

通过人民性，我们可以更好地建立起“矛盾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系，而通过科学性，我们则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树立科学的宇宙观。

（二）正确对待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关系

“矛盾共同体”之所以需要注重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因为，随着实践形势的转换，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更有实效性。尤其是在新媒体工具层出不穷的今天，信息化和网络化已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大常态，面对海量的数据和不断迭代的社会生活，要想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进行红色文化宣传，就不得不加大文本挖掘力度，注重话语方式创新。

因此，“矛盾共同体”这一话语表达是适应当今发展形势的一次文本挖掘尝试，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共同体文化建设和发展。

（三）正确协调育人观与价值观的关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到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出现，无不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强盛。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

随着新时代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理念的提出，我们对人才的认识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德才兼备成为最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与认同基础。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承“矛盾共同体”提出时期，党和国家对于统一战线人才的渴求需求与优良培育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结合当前实际，挖掘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让“矛盾共同体”真正从教材、名著等经典中立起来、亮起来、活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正确处理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最为紧急的两大共同体研究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平衡和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各种矛盾关系，这种平衡和处理离开“矛盾共同体”是万万行不通的。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世界革命形势紧密结合，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时代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结合，从不同方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真正从实践意义上完善“矛盾共同体”奠定深厚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