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卿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历史学系，上海 200000）

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指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八道以及东都洛阳的经济，战后洛阳的重建为李唐王朝的延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著名的近现代思想史学者刘梦溪认为，陈寅恪此言不仅在写唐代的历史，其背后反映的是晚清的政局和“东南互保”事件。经过甲午一役，清政府的中央财政基本瘫痪，依靠南方各省的赋税勉强支撑国家机器运转，又面临着巨额战争赔款，国运衰颓使陈寅恪研究中晚唐的经济问题时想到了内忧外患的时局。但是即使不考虑他的时代关怀，氏文有关唐代东都洛阳的论断也十分准确，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洛阳作为陪都，在李唐王朝统治的整个二百多年间始终具有战略意义，而唐都长安依然是首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长安的命运如此，那么我国近代以前迁都思想背后的实际诉求是什么；与国外相比存在哪些异同；清季民初是否一直流传着迁都之议，双都制度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汉代至唐代的迁都现象及其思想

鲁迅在品评好友陶元庆的绘画时总结道：他的画符合世界上的时代思潮，同时又不会桎梏国民性。由此可见，当一种时代思潮被人所认知、定义时，往往已然发展地蔚为壮观，至少这一思潮的同时代人不只是历史事件参与者，更是社会现象的评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