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舒彦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人文学问的困境

在今天，通常人们理解什么叫作“人文”，大都将其与“科学”进行对比，从而划出二者的界限，譬如“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事物，具有严谨、不做价值评判等特点，那么相对的，“人文”则意指包含现实关怀，更关注人或事的情感领域。可以说，人们从来没有深入追问过“人文”与“科学”彼此之间的对立关系从何而来。

事实上，人文学问与科学的分道扬镳同步，其现代分化可以追溯到康德关于三大批判所提出的“不可通约性”，即“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被区分为现象的知识、道德的知识和审美的知识，而各自的原理具有根本性差异，……人文话语与科学话语的区别导源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2]。譬如当下人们对“真”“善”“美”之间的严格区分态度，也是以某种变形表现出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当我们阅读八十年代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时，也能从中发现小说的明确态度——以科学、宗教、艺术作为代表，分别各自对应真、善、美三个领域，并且这三个领域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学术界普遍认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姿态所开展的革命实践。其中，所谓“二十世纪”的定义或称谓并非笼统地按照时间的划分[3]，八十年代的开启可以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终结，同时成为人文学问与科学的新转折，《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出现都已然预示了这种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