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望莉，崔芳菲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电影类型，历经百年的发展演变，造就无数经典，成为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锄强扶弱”“为国为民”的主旨立意便深得民众认同，而“飞檐走壁”“上天遁地”的影像呈现更是迅速吸引大众的目光，成为这一类型叙事的重要“奇观”。此后电影技术不断发展，为武侠电影提供新的感官体验与叙事可能。然而，近年来的武侠电影在技术主义的裹挟下，已经超出原初武侠电影中对中华武术本身的动作美学展示，愈发趋向于利用特技手段追逐极致炫丽的动作打斗与视觉效果的呈现。面对银幕之上模式化、类型化的视觉“盛宴”，观众已经渐生厌倦，因而造成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困境，“其美学困境集中表现为超极限奇观背后生存感兴及其深长余兴的贫乏，在美学效果上表现为眼热心冷，出现感觉热迎而心灵冷据的悖逆状况，仅达到初始的‘感目’层次而未进展到‘会心’层次”[1]。

近些年，以小说家/编剧和导演身份进入电影创作领域的徐浩峰通过其自编自导的一系列颇具纪实风格的“武行”电影——《倭寇的踪迹》(2011)、《箭士柳白猿》(2012)、《师父》(2015)、《刀背藏身》(2017)，以“开宗立派”之势闯入大众视野，为武侠电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打上“徐氏”标识的武侠电影以其对武林这个行业偏重纪实的影像表现、含蓄节制的叙事策略以及对武林的末世宿命感的表达突显了独特的作者气质，开拓了中国武侠电影新的影像美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