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茜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北京100732)

一、体制内导演的武侠“突围”

“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导演)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导演)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1]我国“第六代”导演之后开始集中显现出这种世界性的趋势，相较于“第六代”导演科班出身、推崇欧洲艺术电影、作品追求个人化艺术风格的代际群像，之后的“新力量导演”则具备多元化背景，推崇好莱坞类型电影，吸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作品更加尊重市场和受众的需求，艺术风格有别于传统的作者化。

陆川曾在论文中将新好莱坞导演科波拉定义为“体制内的作者”，认为体制内作者既尊重个人艺术信念，在创作中坚持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又尊重体制的核心要求(好莱坞体制的核心是：观众)，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予的土壤中出发(吸收并突破成规)进行创作；并且以高度的自觉区分个人创作和大众艺术创作的创作姿态，尊重体制的期待。[2]由此看来，我国当下兴起的新力量导演群体亦是体制内的作者，诸如刁亦男、杨庆、程耳等，他们在题材的选择和视听语言风格上充分尊重了普遍受众的题材偏好和观影习惯，同时又以个人化的表达成就了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每位体制内作者的创作实践都是在艺术与市场的博弈中实现的一次“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