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毅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作为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领域的重要概念，“数字化公共外交”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现有国内研究或是简要介绍数字化公共外交的基本理念及其西方实践，或是展望西方理念与我国国际传播实践对接的可能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外学者对于数字化公共外交的论述更激发了国内学界对全球危机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的思考。(1)参见：史安斌、张耀钟《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青年记者》2020年第7期，第78—81页；张举玺、霍龚云《认同与合作：金砖国家对华数字公共外交研究》，《当代传播》2021年第2期，第93—96页；张艳秋《数字公共外交与中国国际广播——以民营媒体企业为例》，《对外传播》2018年第10期，第54—57页；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28—31页；彭修彬《文化接近性与媒介化共情：新冠疫情中的数字公共外交探索》，《新闻大学》2020年第12期，第76—92页。

数字化公共外交在国外也叫作电子外交(e-diplomacy)、赛博外交(cyber diplomacy)、推特外交(twiplomacy)、脸书外交(Facebook diplomacy)、公共外交2.0(public diplomacy 2.0)、新型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社交媒体外交(SNS diplomacy)等。它并非新兴概念，而是一个起源于21世纪初并历经近20年实践探索的理念。然而国内学界不曾注意的是，国外数字化公共外交在长期探索中暴露出一些实践困境，反映出其理论本身的局限或缺陷。在“后真相”、大数据算法、民族主义浪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等背景之下，数字化公共外交更存在伦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