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婧 王向女/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要求“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1]。重大突发事件的产生难以预测，且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公众生活等方面造成严重危害。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记录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形成、演变、影响等，蕴藏着纪念与抚慰、警示与教育、存史与资治的重要价值，建设好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能够为应急决策、国家治理、记忆留存、科学研究等提供支持。一直以来，我国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上，采取的是全局化、宏观性、整体化的建设视角，关注的是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层面的记忆留存。在收集范围上，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官方来源的档案资源为主；在建设主体上,以档案馆为单一主体展开资源建设；在叙事角度方面，缺乏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的“微观叙事”，以“宏大叙事”为主。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学者[2][3]探讨重大突发事件档案的特点、收集工作等，有学者[4]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开发利用问题。但从社会协同的角度探讨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聂勇浩等[5]从社会共建角度出发，认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应从多元化的建设主体、多样化的档案收集、需求导向的开发利用三方面进行建设；李子林等[6]研究了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从归档范围、档案收集、记忆工程、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等方面探讨其实现策略。

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馆的建设过程中，社会多方主体的能动参与既是数字时代人人都是记录者的体现，也是丰富资源内容、赋能建设过程、凸显档案情感价值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社会协同角度探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旨在借助社会组织、公众、民间机构、企业等社会多方主体力量，实现“官方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互构，将个人记忆有机融入社会记忆之中，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体系。

1“9·11”数字档案馆[7]概况

“9·11”数字档案馆由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提供资助，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的美国社会历史项目与乔治·梅森大学的罗伊·罗森茨威格历史与新媒体中心（Roy Rosenzweig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简称RRCHNM）共同组织，旨在收集和保存有关“9·11”事件的历史记录。为确保该数字档案馆的档案得到永久保存，2003年，国会图书馆将数字档案馆的档案副本纳作为其永久藏品。2011年，“9·11”数字档案馆获得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人文基金会“拯救美国珍宝”拨款，确保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之后，RRCHNM将“9·11”数字档案馆进行了迁移，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平台上重新启动了数字档案馆网站。

“9·11”数字档案馆利用15万多件的数字化藏品，如电子邮件、数字图像、视频、音频、口述历史档案等，构建了一个数字化、公共化的集体记忆空间，多元丰富的数字档案资源在网站中可供公众浏览、回顾与反思。“9·11”数字档案馆网站设有“具体条目”（Items）、“馆藏”（Collection）、“新闻”（News）、“合作伙伴”（Partners）、“捐献”（Contribute）等类目。“具体条目”包含了新闻报道、视频、文本文件、访谈、照片等主题，打开每个主题可以看到对该主题的描述、“9·11”事件造成的影响、馆藏来源、元数据等；“馆藏”中可以浏览周年主题馆藏、个人艺术类作品集、音频、数字媒体项目、以救护者为主要内容的馆藏、国会图书馆中的馆藏档案、特定机构所藏档案、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事故照片、视频、在线用户的贡献、网络论坛上的个人记录等；“捐献”中公众可以在线上传自己的故事、音频、视频、照片等。

2“9·11”数字档案馆协同建设研究

2.1 多机构协同联动

“9·11”数字档案馆与诸多机构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在资源建设方面与图书馆、博物馆共建共享灾难数字资源。图书馆、博物馆通过举办“9·11”事件线下主题展览的同时，利用网站收集参观者的档案资源。如，2002年国会图书馆举办“见证与回应”展览，广泛收集参观者捐赠的相关系列档案，包括个人故事、图片和电子邮件等。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在“9月11日：见证历史”展览期间收集了参观者的记忆资源，观展时参观者可将他们与“9·11”事件有关的经历或感受写在评论卡上，评论卡的内容包括了年龄、居住地和性别、“9·11”事件对其生活的影响等等，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再将参观者写在评论卡上的数千个故事进行数字化存档。此外，参观者还可通过现场的闭合通话装置讲述自身关于“9·11”事件的经历，这些录音将经过技术处理成为“9·11”数字档案馆资源的一部分。除了现场收集档案资源外，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还通过线上渠道进行数字资源收集，利用博物馆网站收集大量数字记录，而这些数字档案资源都与“9·11”数字档案馆进行共享。除了与记忆保存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共享资源之外，“ 9·11”数字档案馆积极拓展合作的广度，与一些协会、组织、企业等展开密切合作，如与布鲁克林历史学会、纽约历史学会、美国华人博物馆、美国红十字会博物馆、美国图书馆协会、纽约州护士协会等共同收集、保存“9·11”记忆，还将一些网站、论坛中有关“9·11”的数字资源加以保存。一些科技公司也为“9·11”数字记忆的长期保存提供帮助，如希捷科技公司协助“9·11”数字档案馆满足其长期存储数据的需求。

2.2 全过程多方位收集资源

“9·11”数字档案馆的资源收集涵盖了灾前、灾时、灾后三个过程，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档案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9·11”事件的方方面面。如灾难发生前有关公众工作、生活的照片和电子邮件、世贸中心的照片等，灾难发生时的现场照片、纽约消防局的救援行动档案、亲历者的音频资料等，以及反映灾难发生后重建过程的资料、公众围绕“9·11”事件创作的艺术品、“9·11”事件的反思与调查档案等。这些档案类型多样，既有图片、文字，又有音频、数字动画等，立体化、多角度地反映“9·11”数字档案馆多元叙事与人文关怀的建设理念。“9·11”数字档案馆还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来自社会机构和公众的数字档案资源，相比资源类型更关注资源的内容，与“9·11”事件有关的任何资源都会被吸纳成为馆藏的一部分。“9·11”数字档案馆既与图书馆、博物馆展开资源联动，与社会机构加强合作，也广泛收集来自社会主体围绕“9·11”事件形成的各类型数字档案资源。如，“9·11”数字档案馆一直借助线上途径积极主动收集有关“9·11”事件的各类档案资源，在“9·11”数字档案馆的官网，公众可在线上传照片、音频、文字、数字动画等，为构建全面的“9·11”灾难记忆贡献力量。

2.3 构建公共数字资源空间

创立“9·11”数字档案馆的目的就是建立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记忆空间，为公众记录与分享自身的经历以及探索他人的故事提供数字化记忆场所，从微观角度展现“9·11”事件对人们生活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为所有深受“9·11”事件影响的社会公众提供身份认同，激起情感共鸣，建立集体记忆。在收集范围上，“9·11”数字档案馆将广大社会公众形成的信息资源纳入数字档案资源的收集范围，公众的参与融入了馆藏资源建设的方方面面。如“9·11”之声项目包含了数百位深受“9·11”事件影响公众的口述材料；在纪念“9·11”事件的周年收藏栏目中，可以看到公众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数字资源，既有目击者、消防队员、亲历者拍摄的照片，也有以“9·11”事件为主题创作的艺术作品、歌曲等。此外，公众可通过网站分享自身所拥有的数字档案资源，如用户创作的数字动画、互动游戏、艺术品，以及有关个人回忆的录音、电子邮件等，经过授权，上传的数字资源将在“9·11”数字档案馆的网站公开。与官方档案相比，公众形成的各类档案更易触发情感共鸣，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丰富了“9·11”事件的叙事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影响。这种开放性的记忆构建方式弥补了单一主体在资源、技术、人力等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形成多元的记忆图景与丰富的文化话语。为了建设更加完整全面的“9·11”事件记忆，覆盖更为广泛的人群，扩充数字档案资源的收集对象，“9·11”数字档案馆不再以白人和中产阶级为固定的资源收集对象，积极与其他族裔和社群加强合作，赋予其话语权，实现资源主题的多元化、丰富话语模式，创造更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公共数字空间，如开发西班牙语版本的“9·11”数字档案馆网站，吸引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大型拉丁裔社群参与进来，贡献数字档案资源。

3 借鉴与启示

“9·11”数字档案馆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数字记忆空间，它丰富而独特的馆藏能够从多角度、多方面呈现重大突发事件记忆。“9·11”数字档案馆为我国借助社会力量协同建设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提供了蓝本。

3.1 吸纳公众参与，丰富档案资源

公众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不仅深受事件影响，其感受往往也是最深刻的。互联网时代，社会话语权分配到公众手中，技术媒介赋能公众书写个人数字记录，集体记忆也进入了大众书写时代[8]，每个人都是内容生产者与社会记忆记录者。将公众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际产生的各类照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数字资源收集起来，不仅能完整地反映重大突发事件全貌，还能直观展现深受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人群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情感诉求等。档案工作者是“文件形成者与文件存储机构之间、档案与用户之间、过去概念与现存文献之间的中介者”[9]，是记忆构建者，应当借助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档案网站、新闻媒体等渠道广泛收集公众产生的各类有价值的数字档案资源，将公众形成的数字资源纳入重大突发事件档案收集范围。当前《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已经公布，对重大突发事件档案管理要求、开发利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没有明确规定要将社会公众作为重大突发事件档案形成主体之一。在今后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可扩大档案材料收集范围，将社会公众形成的材料纳入档案收集范围，并设立激励机制鼓励公众以多种形式参与，多角度、多层次构建重大突发事件全民记忆图景。

3.2 多方协同共建，保障建设过程

在“9·11”数字档案馆建设过程中，图书馆、博物馆作为记忆存储与传承机构也参与到数字记忆构建中，多维度共建共享数字资源。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可依托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项目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当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将保护和传承社会记忆作为自身责任与使命，开展了多类型的合作项目，国外案例较多，实践较为成熟，合作模式多样，有国家层面主导的合作，有跨行业、跨机构的合作，也有跨区域的合作等[10]。相较而言，我国实践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的建设过程中，档案馆应与图书馆、博物馆加强合作，在共同愿景驱动下，利用各自丰富馆藏资源与信息加工组织能力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数字资源有机融合，制定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数据分类标准等，基于外部特征、资源内容等层面对数字资源加以整合，利用各自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为决策研究、记忆传承、延续历史贡献力量。此外，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全域性、全民性、全国性的影响，除了进行LAM（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合作之外，档案馆还应秉承开放创新与跨界合作的理念，拓展合作广度，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开展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多方协同推进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建设，如与信息技术公司开展合作，为重大突发事件档案网站建设、资源数据库及共享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资源内容的知识挖掘、语义关联等，为应急决策、科学研究等提供支撑。

3.3 收集口述资源，凸显多维叙事

口述史料是“9·11”数字档案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主体包括事件见证者、幸存者、救援工作者、“9·11”遇害者的家庭成员和其他深受影响的人群。如消防员对北塔倒塌时的回忆、北塔律师事务所的幸存者对同事提供援助的回忆等。在重大突发事件记忆的构建中，口述史料可以弥补实物、照片等记录细节、情感等不足的特性，能真实反映受访者的情感与心理。个人记忆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记忆，能够外化并塑造集体记忆。缺乏公众声音的叙事是不完整的，缺少公众记录的历史是有缺陷的，从微观角度出发表达个体的体验与情感，能更为鲜活、生动地构建完整而立体的重大突发事件记忆。

“口述档案的重要性，往往为著作历史所不能及”[11]。口述史料弥补了静态档案的不足，使往昔得以生动再现，受访者自然的情绪流露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叙事方式。口述历史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涉及历史学、传媒学等多方面，加强跨领域的合作对于收集口述历史档案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采集口述史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专业人员、设备等，因此单独开展工作的难度较大，需要采取跨行业、跨区域的方式，如与历史研究机构、媒体、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机构进行合作，协作开展口述史料采集工作。此外，在口述史料收集过程中，不仅要收集参与主体形成的口述史料，也要收集其他见证了、参与了重大突发事件的人群形成的口述史料。档案馆应以开放、包容的思维开展口述史料资源建设，将普通人的记忆融入集体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