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协同建设
——以“9·11”数字档案馆为例
2021-11-26王向女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浙江档案 2021年8期
姚 婧 王向女/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要求“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1]。重大突发事件的产生难以预测,且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公众生活等方面造成严重危害。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记录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形成、演变、影响等,蕴藏着纪念与抚慰、警示与教育、存史与资治的重要价值,建设好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能够为应急决策、国家治理、记忆留存、科学研究等提供支持。一直以来,我国在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上,采取的是全局化、宏观性、整体化的建设视角,关注的是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层面的记忆留存。在收集范围上,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官方来源的档案资源为主;在建设主体上,以档案馆为单一主体展开资源建设;在叙事角度方面,缺乏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的“微观叙事”,以“宏大叙事”为主。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学者[2][3]探讨重大突发事件档案的特点、收集工作等,有学者[4]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的开发利用问题。但从社会协同的角度探讨重大突发事件档案资源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聂勇浩等[5]从社会共建角度出发,认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档案资源应从多元化的建设主体、多样化的档案收集、需求导向的开发利用三方面进行建设;李子林等[6]研究了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从归档范围、档案收集、记忆工程、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等方面探讨其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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