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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根据地对会道门的治理经验探析

2021-11-26韩伟

唐都学刊 2021年6期

韩 伟

(西北工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9)

会道门前身多是民间秘密教门,“是一股游离于社会正常轨道之外的异端势力,有着自己的信仰、仪式和禁忌,属于一种亚文化群体。”[1]会道门作为一种民间组织,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存在,一般被官方看作是非法的、秘密的。晚清帝国覆灭后,在民国军阀混战、基层治理涣散的历史背景下,各类会道门由秘密走向公开。近代中国的会道门类型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白莲教,又分八卦教、神拳教等,信徒多是不离乡土的农民,具有地域色彩,可称作“乡土型”秘密团体;另一种是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组织者及成员多为游民,是“江湖型”秘密团体[2]。在土地革命及抗战的不同时期,会道门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同样存在。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革命目标。探索延安时期治理会道门的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会道门在革命根据地的存在

在西部地区,属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是分布最广的会道门组织。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同治年间,初始旨在“反清复明”,而“近时革命党入其中,教化而指导之,遂自称为革命军”[3]。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的秘密社会组织是哥老会,也被称为“袍哥”,这个组织成员分布极广,加入者三教九流,农民、手工业者甚或工商界及军人,其活动日趋公开化,“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它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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