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文霞 杨智勇/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档案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是与其所在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保持一致的产物[1]，是其所在时代的选择。它既是知识与信息承载者，具有传统的凭证及情报价值，还作为历史见证者以及漂泊灵魂的精神寄托物而有巨大的文化价值、情感价值、文物价值、社会价值[2]等，即档案价值具有多元性特征。档案价值多表现为档案的使用价值，取决于档案的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两方面的统一，即社会需求对档案价值有影响、促进等作用。而社会需求又与社会突发事件密切相关，即社会危机越大，社会需求就更大，档案价值实现的机会也随之增多。尤其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然降临”，昭示着社会危机管理已是档案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档案价值问题一直是正确理解档案内涵、合理鉴定档案价值、有效发挥档案作用乃至全面推进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自档案学产生以来就备受关注。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总体可以归结为五种，即客体价值论[3]、主体价值论[4]、关系价值论[5]、双元价值论[6]、事实经验价值论[7]。然而大多数研究多从哲学、宏观的理论层面对档案价值进行深入探究，或按时代顺序梳理档案价值理论，即农耕时期的劳动价值论、硬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具价值论、软资本主义时期的信息价值论、知识服务时期的客户价值论等，但没有结合实例从社会危机、社会需求、档案属性的关系角度对档案价值进行具体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