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1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事实上，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是适应中国社会中长期发展的内在需求。但是，当前政府、学者和理论界等大多围绕行政体制创新、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迁等诸多领域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而从经济发展层面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层面研究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对较少。根据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的观点，“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2]。再者，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分化，促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初孕育和发端[3]。以上诠释出，研究社会问题应用经济的方法和思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范畴不仅仅是制度性建构的激励约束问题，还有经济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据此，本研究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推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分析着手，接着探讨了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以及南京市栖霞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一、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逻辑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要遵循市场逻辑，也要遵循社会逻辑，才能有效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