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一、两通书简的原貌

“巴金书信面广量大，这是没有疑问的。”[1]267巴金研究的资深专家李存光先生的这一判断，有着切实的依据与支撑。迄今收录巴金书信最多的《巴金全集》之“书信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是集巴金书信大成者”，“共收入1935年至1992年书信约2,000封，受信人近200位(含机构22个)。”[1]268然而据李存光先生掌握的情况，“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和存放在公共机构的巴金书信共计约2,600封左右”[1]268，而这“仍然只不过是一角而已”[1]269。据他估算，“不计‘文革’中空白的5年(1967—1971年)和1995年后的9年(尽管仍有零星书信)，从1921年到1995年，按70年时间算，最保守的估计，即使平均每年仅写信100封，书信的总量也超过7 000封，而实际数字，肯定会大于这个估算。”[1]270存世且已被关注的2 600封和估算的7 000封书信之间的确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而那四千封以上未进入我们视野的书信，或如李存光先生论及的那样遗失甚至被销毁在特殊时代，或因收信者的种种原因而未让那些书信浮出历史的地表。前一种情况，李存光先生已为我们梳理出一些，诸如巴金自己曾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烧毁其大哥的全部来信、杨静如与王仰晨曾遗失或烧毁巴金的书信、巴金的侄儿李致曾在“文革”中被迫交出巴金给他的四十多封信等[1]269，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特殊的因由”之一斑。与之相比，后一种情况同样复杂，一些收信者并未受到关注因而欠缺系统整理与研究则是原因之一。巴金致孙陵的两封书信消失在学界视野之外，就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