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建荣

黑水城文献和敦煌文献、殷墟甲骨、居延简牍（包括其他地区出土）并列为20 世纪我国四大地下出土文献。与其他三类文献相比较，黑水城文献中有大量的版刻资料，涉及宋辽夏金元等朝代。涉及到的文字有西夏文、汉文以及少量的藏、梵、回鹘等其他民族文字的版刻。这些版刻是中国印刷技术的产物，有着重要的版本学、版本目录学、社会历史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升温，一些版刻也先后得到关注。纵观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以为有一些问题需要值得探讨。

一、黑水城出土版刻的数量问题

黑水城文献中的版刻文献到底有多少，占黑水城文献的比重如何，对于这个基本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近似确切的认识。

首先，已出版的集成图书，并未对黑水城文献做到竭泽而渔，众多文献还没有被公布。

就俄罗斯科兹洛夫所得部分而言，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仍有数量可观的文献带着沙土等待整理，其中应当有不少的刻本。佐藤贵保、刘宏梅的《未刊俄藏西夏文〈天盛律令〉印本残片》（《西夏研究》2011 年第3 期），骆艳的《俄藏未刊布西夏文献〈天盛律令〉残卷整理研究》（宁夏大学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景永时的《俄藏〈同音〉未刊部分文献与版本价值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5 期）、《未刊布的西夏文刻本〈碎金考〉论》（《敦煌学辑刊》2017 年第4 期）、《〈番汉合时掌中珠〉俄藏编号内容复原与版本考证》（《宁夏社会科学》2013 年第6 期），潘洁的《两件〈天盛律令〉未刊残页考释》（《西夏学》第17 辑）、孔祥辉的《俄藏Инв.No.6239 号〈天盛律令〉残片考补》（《西夏学》第17 辑）等文章就透漏出多件俄藏未刊文献。……